周予同教育論著:深入解析經與文學的關係

2023-11-01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4]但是，今文學派還有一個問題没有解决，就是孔子所手定或制作的究竟是“六經”呢？不是和今文學派自己所堅持的“六經經秦火並不殘缺”的主張相衝突嗎？他以爲《樂經》本來没有，樂的文辭就是詩，樂的作用存於禮，既然没有《樂經》，爲什麽“六經”名稱裏面有“樂”呢？比較有力的，還是經今古文學派的話。[12]經的定義，既然得了一個結論，那麽，經和文學有什麽關係呢？

這是一個頗可怪异的現象：中國的經學，就是慎重點説，從西漢初年計算起，到現在，也已經有二千多年的歷史；然而，經是什麽？换句話説，什麽是經的定義？到現在仍是衆議紛紜，没有一定的標準。

對於經下一個定義，始於東漢班固紀録的《白虎通義》。《白虎通義》説：天道有五常（金、木、水、火、土），人情有五性（仁、義、禮、智、信），所以聖人象天道，明人性，以定“五經”；經就是常，所謂常道。^[1]後來劉熙《釋名》用音訓的方法，説經好像徑路，好像無所不通而可以常用的徑路，是一種常典。^[2]這兩種意見顯然站在道德的見地去解釋，而且依附於中國原始宗教（或哲學）的“陰陽五行”説。

漢以後的經學家對於經義經説雖在争辯不休，但對於這基本問題却並不加以一瞥；他們好像認這問題是不值得或不必討論似地將它擱置着。一直到了清末，經今文學派復興，和以前的經古文學派對峙，於是這問題才又嚴重起來，兩派争辯。依今文學派的意見：經是孔子著作的專名；孔子以前的文獻不能冒稱爲經，孔子以後的著作也不能僭稱爲經。依古文學派的意見：經是古代書籍的通名；孔子以前的文獻已稱爲經，孔子以後的著作也未嘗不可稱爲經。

今文學派中首先提出這問題的，是龔自珍。龔氏以爲只有“五經”“六經”這名詞可以成立，後世增添“傳”、“記”、“群書”、“子”等，稱爲“七經”、“九經”、“十經”、“十二經”、“十三經”、“十四經”，都是不合理的，不過龔氏並未指明五經是孔子的作品，^[3]到了康有爲和皮錫瑞，才更進一層，説五經不是古代已有的著作而是孔子個人所手定或制作。他們説孔子所定的才稱爲“經”，弟子解釋的稱爲“傳”或“記”，弟子展轉相授的稱爲“説”。所以不僅五經以外的書不能稱爲經，就是《易經》裏的《繫辭》、《禮經》（《儀禮》）裏的《喪服》，也只是“傳”而不是“經”。至於南宋朱熹將《禮記》裏的《大學》，分析爲首章稱“經”，其餘各章稱“傳”，那更不合理了。^[4]

但是，今文學派還有一個問題没有解决，就是孔子所手定或制作的究竟是“六經”呢？是“五經”呢？如果是“六經”的話，《樂經》不是亡佚了嗎？不是和今文學派自己所堅持的“六經經秦火並不殘缺”的主張相衝突嗎？如果是“五經”的話，那麽，“六經”這名稱不是不合理的嗎？對於這，今文學家的邵懿辰早有一種解釋。他以爲《樂經》本來没有，樂的文辭就是詩，樂的作用存於禮，既然没有《樂經》，爲什麽“六經”名稱裏面有“樂”呢？他以爲孔子的“六經”是從古代學校的“四術”（“詩”、“書”、“禮”、“樂”）來的；四術加上《易》、《春秋》，所以稱爲“六經”。“六經”是名，“五經”是實，^[5]所以“五經”和“六經”的名稱全是合理的。

經古文學家以爲今文學派的經的定義太狹窄了。經只是綫，只是聯貫竹簡的綫，就是《史記》上所説“韋編三絶”的韋編，也就等於佛經之稱爲“修多羅”。經、傳、論的不同，只是書籍版本的不同，而不是作者身分的差别。經，二尺四寸長；傳就是專，是六寸的簿子；論就是侖，是編次有序的意思。所以“經”是通名而不是專名；在古代，兵書、法律、教令、歷史、地理、以及諸子的書都可以稱爲經，不限於六經。堅持這主張而能“言之成理”的，是章炳麟。^[6]依他的主張，不僅“七經”、“九經”、“十經”、“十二經”、“十三經”的名稱是合理的，就是如段玉裁所説，將《大戴禮記》、《國語》、《史記》、《漢書》、《資治通鑒》、《説文解字》、《周髀算經》、《九章算術》八部書加入，稱爲“二十一經”，也是合理的。^[7]

除經今古文學兩派以外，還有站在駢文家的觀點，以爲經訓爲“組織”，含有文采的意義。换句話説，經之所以稱經，因爲它的文章都是“奇偶相生，聲韵相協”的《易經》的“文言”體，也就是我們所謂廣義的駢文體。所以，不僅“六經”“五經”可以稱“經”，就是其他群書，凡是“文言體”，都可以稱爲經。《老子》稱爲《道德經》，《離騷》稱爲《離騷經》，就是明證。這一説，淵源於阮元及他的兒子阮福；^[8]到了劉師培，才有系統的明確的解釋。^[9]

但到了最近，又有人主張“經”是“金”字的借字；“經”之所以稱“金”，或因爲古代的經典本是鑄在金版上的原故。^[10](www.chuimin.cn)

綜合以上所説，那麽，近代對於經的定義計共四種：一、經今文學家以爲經是孔子著作的專名；二、經古文學家以爲經就是綫裝書；三、駢文家以經是駢儷的韵文；四、另一主張以爲經是鑄在金版上的書籍。這四説，第四説的理由實在太薄弱。因爲“金”借爲“經”，在訓詁學上太没有左證。“金”借爲“噤口”之“噤”，借爲“深目”之“深”，是有的，^[11]却没有借爲“經典”之“經”。《國語·吴語》上的“挾經秉抱”的“經”，恐只是指兵書，而不是指金鉦。第三説，駢文家的理由也只能適用於經典的一部分，而不能適用於經典的全部。劉氏所舉的“《春秋》其文.則史”，“禮有本有文.”這兩個“文”字解釋爲“文言”體的“文”，實在太勉强了。比較有力的，還是經今古文學派的話。然而經古文學家對於經的範圍規定得太寬了，試問同是經典，爲什麽有些書寫在二尺四寸長的竹簡上，有些却寫在六寸簿上？這裏面不含有着作者身分的差别嗎？經今文學家對於經的範圍又規定太窄了；况且依現在經典之客觀的研究，五經或是古代的文獻，或者是孔子以後的作品。總之，它和孔子的關係，正是現在經典研究者所力要解决的主題，而不能依經今文學家這樣武斷的决定了。

經的定義，舊説既全不足取，那麽，它應該怎樣規定呢？依個人的私見，“經是中國儒教書籍的尊稱，因歷代儒教徒意識形態的不同，所以經的定義逐漸演變，經的領域也逐漸擴張，由相傳爲孔子所删訂的六經擴張到以孔子爲中心的其他書籍，如《孟子》、《爾雅》等。”^[12]

經的定義，既然得了一個結論，那麽，經和文學有什麽關係呢？關於這問題，又依“文學”定義的廣狹而不同。不過，對於文學，中國原有兩種意見：一種似乎以爲文學是獨自産生演變；或者可以説，文學和經學是並行發展但並不是某一種由那一種派生出來。另一種意見那就簡直以爲有經學而後有文學，文學的各體都是由經派生出來的。

《漢書·藝文志》以爲：在古代，登高能賦，經可以作大夫；諸侯卿大夫交接鄰國的時候，也一定誦詩明志。到了春秋以後，詩人在民間，於是産生“賢人失志”的賦，如孫卿的賦體和屈原的騷體。依這説，詩賦的産生，和變遷，與其説是由於經典，不如説是由於政治。^[13]後來《隋書·經藉志》也以爲世有澆淳，時有治亂，所以文體變遷而有邪正的不同。^[14]這也無异於撇開經典，而將文學的演變專歸因於社會的背景。這可説是第一種意見的代表。

但是從漢以後，儒教經典的權威實在太大了，它高據着一切的首席，而以其他學藝作它的附庸。《漢書·藝文志》不過將史部的《史記》附在《春秋》，不過説諸子是六經的支與流裔，^[15]對於文學的詩賦還給它以獨立的位置，如上節所説。然而後來，文學批評家也居然承認文學是經學所派生了。南北朝時，梁劉勰以爲《易》、《書》、《詩》、《禮》、《春秋》五經是“聖文”，各種文體都由五經派生，如：論、説、辭、序出於《易》，詔、策、章、奏源於《書》，賦、頌、歌、贊本於《詩》，銘、誄、箴、祝總於《禮》，紀、傳、盟、檄根於《春秋》。^[16]同時，北齊顔之推也以爲序、述、論、議生於《易》，詔、命、策、檄生於《書》，歌、咏、賦、頌生於《詩》，祭、祀、哀、誄生於《禮》，書、奏、箴、銘生於《春秋》，^[17]和劉勰的意見很相近似。

其實這第二種的意見，並不合理。我們只能説五經中含有各種的文體，而不能説各種文體都由五經派生。因爲五經是古代的文獻，是中國一部雜凑的叢書，自然無法捨弃五經。所以我們可以簡單的説；中國文學的産生和演變，自有其軌迹，自有其社會的背景和史的任務。中國文學和中國儒教的經典固有其密切的關係與交互的影響；但中國文學决不是經典派生的苗裔！

原載鄭振鐸、傅東華編：《文學百題（文學二周年紀念特輯）》，上海：生活書店，1935年。

周予同教育論著:深入解析經與文學的關係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