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予同教育论著选编：时代要求下的科学、民主与大众历史根源

2023-11-01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不過今天我們所要求的，不僅是科學與民主的口號的叫喊，而是如何實踐科學與民主，如何增益科學與民主的高度、密度與廣度；换句話説，只有科學與民主的大化，才是這時代的要求！科學、民主與大，這幾個詞彙，在近幾年來真聽得爛熟了。我們要知道，科學、民主與大這幾個詞彙的出現，有它的歷史的根源。（三）現代期，科學民主時期，其對象是人民大。科學、民主、大，這些概念如果是外來的，是模仿人家的，自然可以不需要。

自從五四運動揭出了科學與民主兩大旗幟以來，到現在已有二十多年了。這兩大旗幟是當時的知識份子，根據當時的歷史環境鄭重地揭出的；可是，在二十多年後的今天，這輝耀的旗幟仍是一樣地適用。不過今天我們所要求的，不僅是科學與民主的口號的叫喊，而是如何實踐科學與民主，如何增益科學與民主的高度、密度與廣度；换句話説，只有科學與民主的大衆化，才是這時代的要求！

科學、民主與大衆，這幾個詞彙，在近幾年來真聽得爛熟了。在有些自命爲高超的知識份子們——不，應該稱爲“遺少”們或較爲妥當吧！——以爲這不過是一些腐詞濫調，一種教條，一套所謂“民主八股”。其實這意見是錯誤荒謬的。我們要知道，科學、民主與大衆這幾個詞彙的出現，有它的歷史的根源。它們决不是從天上落下來的，也不僅是從外洋輸進來的，而是從幾千年來壓得吐不出氣的中國原野上發芽的。它决不是一個空洞無物的口號，而是有它的鮮紅的血肉的；它是全中國近百餘年來幾千百萬人民前仆後繼艱苦鬥争得來的戰果！只要你是中華民族的兒女，只要你希望這中華民族長存，只要你還没有被個己的私利迷住了心竅，你便應該使這個口號響遍了每個角落；更要緊的，你應該使這個口號成爲現實！

這所謂歷史的根源是什麽呢？請翻開中華民族的發展史讀下去。史前期，我們暫存而不論；從有史以後，就是從殷周以後，我們的歷史顯然地可以分爲三大段落：

（一）上古期，六藝時期，其對象是貴族。

（二）中世期，經典詩賦時期，其對象是士大夫。

（三）現代期，科學民主時期，其對象是人民大衆。

在第一期裏，社會顯然劃分爲兩大階層；除了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以外，還有庶人、工、商、皂、隸、牧、圉等等。這兩階層所受的教養是不同的：貴族們送進“國學”，而庶民們則只能編入“鄉學”。國學依程度的深淺分爲“小學”與“大學”兩級。鄉學大概根據當時的行政區域而定，而且是否普遍設立也大成疑問。在鄉學裏訓練庶民們怎樣“治於人”，在國學裏却訓練統治集團的貴族們的子弟怎樣去“治人”。國學裏的學科稱爲“六藝”；所謂“六藝”便是禮、樂、射、御、書、數。這“六藝”，在我們現在看起來，不免有些古色古香，而在當時却是非常實用的學科。禮樂是屬於宗教的、政治的，射御是軍事的，書數是經濟的。在這裏，我們很清楚地看到，六藝教育只是以貴族爲對象，訓練次一代的貴族——所謂君子——怎樣統治庶民與農奴，以維持自己這一社會層的利益而已。

然而，世事無常，西周的完整的封建社會，終於經過春秋戰國的變亂而過渡到秦漢的帝國時期了。换句話説，由第一次的定型社會經過好幾百年的變亂而渡到第二次的定型社會了。

在第二期裏，替代貴族們來掌握政治權的是君主與官僚，替代貴族們的子弟來受教育的是士大夫，而教育的内容也由六藝教育轉變爲經典詩賦教育。在這時期，君主的産生是多樣的、不定型的，無所謂“正統”或“王統”；我們只要看劉邦起自亭長，朱元璋起自僧徒，便可了然。但官僚與士大夫的産生却是定型的，有一定的制度可循的。開始奠定這制度的是漢武帝。漢代設太學，置五經博士，以經典教養士大夫，從士大夫裏選拔官僚，作爲帝國統治的助手。曹魏以後，施行“九品中正法”，以輔助學校制度，以增强選拔作用。隋唐以後，君權更盛，又改行“科舉”制度，作爲選拔組織的主體；而同時增試詩賦，使士大夫更趨於風雅，也可以説使士大夫更趨於文弱。在這時期内，君主以學校與選舉兩大武器來駕御官僚士大夫，而士大夫官僚則以經典與詩賦兩種教養來裝飾自己，來侍候皇帝，來統治農民大衆。在這時期的士大夫們，得志便作皇帝的代言人；不得志，强梁者流爲草寇的軍師，安分者亦僅以哲學家或詩人的姿態自慰而已。(www.chuimin.cn)

然而，世事無常，秦漢以來的完整的另一型的封建社會，終於因帝國主義外力的壓迫與社會自身矛盾的爆發，而又要過渡到另一時期與另一型態的社會了。

從鴉片戰争百餘年來，君主專制的政治制度顛覆了，替代它的無疑的將是民主的選舉；士大夫的經典詩賦教育制度也顛覆了，替代它的無疑的將是大衆的科學教育之實施。中華民族以他自身發展的力量，追隨國際時代的潮流，用萬馬奔騰的雄姿前進！誰阻礙它，誰便死在它的車輪馬蹄之下！就個人或小我言，或不免是冷酷的；就民族或大我看，却是空前絶後的悲壯美！不信嗎？清朝頑固的皇族，保皇黨的領袖，北洋軍閥的頭腦們不是先先後後地尸横朝野嗎？就士大夫言，曾國藩、張之洞、康有爲、辜鴻銘、林紓們不也是回天無力而賫志長逝嗎？敏感如梁啓超，堅貞如章炳麟，純篤如王國維，都不免接受時代的苦悶而有落伍之嫌，何况其他！中華民族挾其五千年的四萬萬五千萬人的歷史的大衆的萬鈞之力，衝破一切的網羅，沖洗一切的障礙，爲自救，爲救次一代的兒女，爲救千千萬萬代的後裔，只有向科學與民主的這一大道上奔騰！

時代是决不會悲哀的，悲哀的只是碾死在歷史車輪下的士大夫而已！

（卅五年八月四日《時事新報》星期專論）

科學、民主、大衆，這些概念如果是外來的，是模仿人家的，自然可以不需要。一個民族没有完全承受外來的東西的義務，也没有事事色色模仿人家的義務。可是，這些概念是土生土長的，按照作者的説法，有他的歷史的根源。這就不是主觀方面迎拒的問題了。看不清這一層的，才喊出“時代的悲哀”，表示人生的彷徨。作者憑這篇文字告訴他們，“時代是决不會悲哀的。”

這篇文字平易明顯，讀過初中歷史教本的少年們都可以理解。可是博通史學的專家們也必欣然稱賞，認爲言簡而要（别有心腸的史學專家又當别論）。

附帶説幾句：現在的教育與經典詩賦教育，精神上並無兩樣，不能説現在教學一些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已經實施了“大衆的科學教育”了。現在受教育的，大半還是想當士大夫，作個代言人，在統治方面幫一份忙。必須真正進了作者所説的“現代期”，教育才會是“大衆的科學教育”，受教育的才會與士大夫完全不一樣。

據《國文月刊》1946年第47期録。

周予同教育论著选编：时代要求下的科学、民主与大众历史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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