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與中國文化：從上古到現代的社會組織及文化演變

在上海，時常承各學校或各文化團體邀請講演中國歷史的特徵。在一二小時内，要講這麽大的題目，確有點不易應付，所以講後整理紀録，總覺得不甚滿意。數月前，承高祖文先生的邀約，在某處講了一次，因爲時間比較從容點，紀録也很詳備，似乎比較地好些。現在便根據這紀録再加修正，在本志上發表，以供各地中學生們的參考。對於高先生和這位紀録先生給我一個整理講稿的機會，特致感謝。

中國歷史，從遠古到現在，可以分爲兩個段落：一個是有文字記載以前的時代，我們稱爲“史前期”；一個是有文字記載以後的時代，我們稱爲“有史期”，這兩個時代究竟應當怎樣的劃分，古代和現代的歷史學者的意見，大概有三種：

第一種是以黄帝爲分界綫的。黄帝以前稱爲“史前期”，黄帝以後稱爲“有史期”。還可以拿司馬遷的《史記》做代表；《史記》開頭一篇便是《五帝本紀》，而《五帝本紀》便是從黄帝開始。但是這一説，現代的學者都認爲不妥當，因爲“三皇五帝”的有無還是一個無法證實的問題。

第二種是以堯、舜爲分界綫的。堯、舜以前稱爲“史前期”，堯、舜以後稱爲“有史期”。這是儒家一派的歷史觀念，最明顯的例證便是《尚書》始於《堯典》。現代的學者還有人奉行這一説。其實這也是不甚確實的。現代有許多歷史學者都認爲記載上的堯、舜的史迹不是真有的，而是儒家頭腦中的理想社會，是不甚可靠的。

第三種是以殷商爲分界綫的。殷商以前稱爲“史前期”，從殷商起稱爲“有史期”。這是根據考古學者所得的史料的意見。從清末到最近，考古學者陸續在河南安陽縣的小屯村發現了許多甲骨文字、青銅器和有花紋的白色的陶器，確定爲商朝的文化。現代歷史學者每稱這時期的文化爲“小屯文化”、“青銅器文化”或“白陶文化”。

爲了慎重起見，我們還是采用第三種的主張。殷商以前的“史前期文化”，等將來有機會再談；現在只講“有史期”。

講到有史時代劃分的方法，學者間也是各不相同的。過去的分法很簡單，便是用朝代做標準；但是現代歷史學者認爲這是很不妥當的，因爲朝代的交替不能代表整個社會的變動。不過分段在研究上究竟是需要的；譬如吃西餐，整塊的牛排，一定要切成一小塊一小塊纔可以下咽，不過切的塊數有大小多少不同而已。依我的私見，有史時代的歷史，可以分爲下列三個時期：

（一）殷商到春秋、戰國——第一時期，上古期。

（二）秦、漢統一到清中葉鴉片戰争以前——第二時期，中古期。

（三）從鴉片戰争以後到現在——第三時期，近代。

這三個時期的劃分是依社會組織的不同而劃分的。在上古期，貴族階級，便是所謂天子、諸侯、卿、大夫等，不僅在政治上握有大權，而且在經濟上也握有大權——從歷史上看來，政治大概跟着經濟走的，在經濟上把權的人每每在政治上也是把權的——殷商時代，農業已經發達（因爲殷商飲酒的風氣已經很利害；殷商的亡國，酗酒也是原因之一。有些學者説殷商仍舊停滯在畜牧時代，大概是不甚正確的）。農業的生産靠土地，土地掌握在貴族的手中，所以政治權也掌握在貴族的手中了。

這時期的文化，也可以説是掌握在貴族的手中。舉古書上所記載的西周的學校制度爲例。這時候學校分爲兩級：第一級是“小學”——這便是後世稱語言文字學爲小學的“小學”。其實語言文字學不過是“小學”的一部分，古人常常以大名代小名，所以後來就稱語言文字學爲“小學”了。“小學”裏所學的是“六藝”：禮、樂就是那時候統治階級的政治學；射、御就是軍事學，書、數就是經濟學，完全是適合於當時的社會情形的。

“小學”之後，升入“大學”——這與宋儒四書裏的《大學》，也就是漢儒《小戴禮記》裏的《大學》有關——讀完了“大學”以後，就可以統治農民。那時候的農民，實際上是農奴，他們的身體自由也都受着限制的。

《大學》一篇裏所講“格物、致知、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功夫，是由内而外的，由心到物的，由個人及於社會的，這是一套古代的東方的思想，和現代的西方的思想正相反背。現代的西方的思想是由外而内的，由物到心的，由社會及於個人的。舉例來説吧：譬如上海的娼妓問題，現代的社會學家認爲這不是娼妓的個人的心的問題，而是環境等關係，可以説是社會的物的問題。所以現代的教育哲學也着重環境，認爲環境正常，纔可以使個人正常。

并且古代所謂“齊家”的“家”，和我們現在所説的“家”也是不同的。古代的“家”是建築在宗法社會上的貴族的“家”，如《論語》所説的“三家以雍徹”的“三家”。我們可以想像到那時候“家”的規模的偉大；所以“家”不好，“國”是不能治的。不像現在我們幾個直系親屬住在一個房子裏就可以算是“家”，或者家裏鬧着桃色新聞，而自己却還可以照樣的在外面從事政治工作——“治國”。

有人主張以《大學》、《中庸》救國，我認爲很值得研究。我認爲所謂周公、孔、孟之道是東方的、古代的、農業社會的統治理論，不是西方的、現代的、工商業社會的政治理論。在現在這個時候提倡“《大學》救國論”，恐怕是不容易有什麽效果的。

總括來説，在上古時期，無論政治、經濟和文化都完全是受着貴族們統治的。

這種情形，到了春秋、戰國時代，發生了大變動。變動的起因，當然也由於經濟。大概這時候的耕種方式已有了變動，這時候已經采用了鐵耕。《孟子》書中曾有“許子以鐵耕乎？”的話，同時《管子》裏面也有許多提到用鐵的工具，都可以作爲證明。最初耕種的方法是很浪費的，拿田畝分爲三分，今年耕種這一分，讓其餘二分長草；明年耕種另一分，又讓其餘二分長草；目的是想利用所長的草做來年耕種時的肥料。這種辦法名爲“代耕”，也稱爲“輪耕”。後來鐵耕發明，並且利用牛力耕種，於是土地的收成增加，土地的價值提高，大家對於土地的占有欲加强，而争端也就因此發生了。鄭莊公和周天子因爲幾畝田打仗，現在看起來，頗有點像鄉下土老頭兒的玩意，而當時却認爲一件大事，可以想像到當時田畝價值的提高。春秋、戰國時期，所有的争城奪邑，實際上都是爲了土地問題。

簡單的説，就社會演變的情形説，殷商可以説是貴族政治産生時代，西周是貴族政治發展時代，春秋、戰國是貴族政治崩潰時代。

殷商時代，用宗教掩護政治，任何事都需要先問卜。所以一切文化都操在“巫”的手中。到了西周時代，文化纔到了“史官”的手中。“史官”原來是記録巫覡問卜的結果的；這結果都由“史官”們保存。最初是巫史不分，後來一切文化才漸漸的由“巫”流到“史官”的手中。到了春秋、戰國時代，諸子百家産生，有所謂“九流十家”，這才是中國有哲學之始。中國文化進展的路綫，由宗教進於哲學，再由哲學進於科學，是非常明顯的。不過中國古代的哲學和西洋古代的哲學也不甚相同。中國哲學是以人生爲出發點，西洋哲學每以自然現象爲出發點。中國人對於研究方法不大注意，所以“名學”也就是認識論不發達。本體論部分也不發達，而偏重在價值論方面。至於春秋、戰國時代諸子百家發達的原因，那可以説完全由於當時社會的反映。

歸納起來説，第一時期的文化可以分做三個階段：一、殷商，文化在“巫”的手中，可稱“貞卜期”。二、西周，文化在“史”的手中，可稱爲“王官期”。三、春秋、戰國，諸子百家紛出，文化發達，這是由第一時期演進到第二時期的過渡時期，可稱爲“先秦諸子期”。

中古期是由秦、漢大一統一直到清代道光朝的鴉片戰争以前。這時期雖然有兩千多年，但只能算是一期。這時期是君主官僚統治時期，也可以説是君主士大夫統治時期。這一個時期的君主，或是流氓，如劉邦、朱元璋；或是權臣，如司馬炎、劉裕；或是异族，如蒙古、清朝；但都没有主要的關係。因爲在這許多變動之中，有一樣是不變的，那就是士大夫階級。提到士大夫這一階級，在魏、晋六朝的時候最爲高貴；到了現代，最爲倒霉。曾經有人戲稱我們自己這一階層爲“筆衫”，就是“癟三”的諧音。“筆衫者，執筆而穿長衫者也。”我也曾經講過這樣的笑話，我説：“爲了我自己的利益着想，我也要打倒帝國主義，因爲如果不是帝國主義侵入，一個曾經在大學教過書的人，在過去大概總可以考中一個貢生、舉人，可以榮宗耀祖，不至於像現在這樣的做‘筆衫’了。”所以在帝國主義侵入以後，士大夫這階層是崩潰了。

但是在二千多年以前的那個時代，正是士大夫統治或是可以説官僚統治開始的時代。士大夫階級何以會産生的呢？這是因爲新地主階級産生的緣故。這種新地主階級，現在的史學家每稱爲新興地主階級，以别於上一時期的貴族地主階級。這種新興地主階級産生的份子，大致有下列幾種：

一、貴族的家臣——貴族的家裏有許多家臣，如陽貨，就是魯國季孫氏的家臣。這種情形頗像現在上海大家巨富所用的賬房。

二、商賈——那個時候已經有許多做買賣的人。像子貢，就是一面從事文化政治工作，一面又從事經濟事業的人。這一班人以他們做買賣的盈餘，購買土地，變成了新興的地主。這種的地主觀念到現在還仍舊遺留着。上海有許多客籍的商人，每每拿他們的盈餘，匯回故鄉購買田地，便是一種例證。

三、自耕農——戰國時候，因爲各國勵行富國强兵政策，招致鄰國的農民開墾邊荒，農奴得了解放而成爲自耕農，再由自耕農儲蓄餘糧而成富農。(www.chuimin.cn)

在當時，新興的地主階級有了經濟權，但是還没有教育權。他們的教育權是孔子傳給他們的。孔子是没落的貴族，我們看他當他的心愛的學生顔淵死的時候，不肯賣掉自己的車子去殯葬他，可以看出他的貴族的氣味還是很濃厚的。也許是孔子受了經濟的壓迫，所以才拿保存在貴族手裏的學問——大概可分爲詩、書、禮、樂四部分——傳到平民的手裏去。有人稱孔子爲哲學家、政治家，我看不如稱他爲教育家較爲妥當些。

新興地主階級得到孔子的幫助，有了經濟權，也有了教育權，於是他們就開始争取政治權了。第一個遇到的是秦始皇，他采用强硬的手段來對付這一班争政權的人。他焚書坑儒，并且規定天下要學學問的，一定要“以吏爲師”（這裏所説學問，有人説就是後來狹義的法律，也有人説包括了其他的各種經典）。到了漢朝的武帝，手段比較高明，説得露骨點，他是采用君主與地主子弟分贜的方式。他選取董仲舒的主張，設太學，專究五經，後來分門别類，分爲十四家。凡是想得政治權的，要先到太學裏去讀書，等到通經之後，再分發出來從政。漢代的經學是致用的。譬如説：讀通《尚書·禹貢》的人可以去治黄河。這樣總算把地主階級争取政權的問題解决了。所以這班地主階級，在家裏是地主，在學校裏是士大夫，得官後便是官僚。地主、士大夫、官僚，三位一體。秦、漢以後，無論局勢變得怎樣，實際的情形大概總是如此的。

在這一個時期中，又可以分爲三段：一、秦漢是君主權力開始穩定的時期。二、魏、晋、南北朝、隋、唐是士大夫權力發展的時期。三、宋、元、明、清是君主權力最發達的時期。在這三個時期内，除四裔文化落後的民族同化於漢民族外，經濟上没有什麽大變化，政治上也没有什麽大變化；僅是君主和士大夫階級權力消長的情形有點變動，聯帶的使社會情形也發生變動而已。

秦、漢是君主權力穩定的時期，這個情形，我們在前面已經説過了。

魏、晋、南北朝是士大夫階級最發展的時期。我們讀中國歷史，讀到這裏，往往會奇怪爲什麽王、謝家的子弟個個生得那樣“風流倜儻，情文並茂”呢？現代有位學者説這是因爲遺傳的關係；但是遺傳只能算是原因的一部分，社會組織的原因實在占着一個極重要的地位。

舉一個例説吧。梁武帝時候，侯景想請武帝作媒，娶一位王、謝家的女兒爲妻，武帝却回答他没有辦法。如果是以往幾年北洋軍閥的張宗昌，他在某處看到那一家的漂亮小姐，想討她做小老婆，大概只要有一輛汽車，一個馬弁，一張名片，到她門上去强索，没有不成功的吧！但是爲什麽那個時候的大將軍想娶一位士族的女兒，並且請了皇帝出來做媒，還不能成功呢？在這裏，我們可以想見當時士大夫階級勢力的雄厚。

那時候的士大夫們不講“忠”，只講“孝”。那時候對於《喪服》的研究，也最爲完備。换句話説，因爲門閥的發展，那時候的宗法制度也最爲完整。

士大夫階級的那種生活，現在也已經無法繼續存在了。如那時候的劉伶，雇一個童子，挑了酒，到野外去飲酒賦詩。現在的士大夫雇得起童子嗎？買得起酒嗎？如果你硬要學他們，也想做一做名士，那末就會像現在有些先生們一樣，會倒霉或卑鄙到一塌糊塗的。因爲我們知道社會的情形已經變了，那時候的社會有那時候的生活方式，現在的社會需要現在的生活方式了。

南北朝時候，士大夫階級的那種崇高的地位何以會造成的呢？大概曹魏時代陳群的“九品中正法”的施行是非常重要的。那時候，在中央設置大中正，各地設置小中正。地方上的人才，由小中正選拔保舉到大中正去，再由大中正選擇保舉，出仕朝庭。在這種情形之下，選舉制度較漢代穩定多了；但是這一班“中正”並不中正，他們都是朝廷退職的官吏，他們所保送上去的，非親即眷，所以有機會做官的都是這一班人。根據趙翼《二十二史札記》所收集的史料，當時的士庶階級的限制是非常嚴明的。

到了隋煬帝，他看到自身受着一班士大夫們束縛的情形，因此，就廢止了這種九品中正法，設立科舉。這確是隋煬帝政治手腕精明的地方。科舉制度到唐朝才開始穩定，到宋代就發生作用了。在唐代中葉，皇帝要拿女兒嫁給有名的士族的子弟，還有人拒絶；但是到了後來，科舉制度穩定以後，士大夫們要求一官半職，只得向皇帝叩頭了。唐、宋八大家之一的韓愈（退之），我們讀他的《原道》一篇，真是一派正經，但是讀他的三上宰相書那種摇尾乞憐的樣子，簡直前後判若兩人。在我們現在看起來，韓退之遠不及蘇東坡漂亮，原因就在韓退之的時候，科舉制度還没有完全穩定，他要得官，還不免要上書干求。到了後來，科舉制度穩定，所有文官多數都由進士出身了。

朱元璋起於“草莽之間”，他曾經做過叫化子，做過和尚，他做了皇帝之後，對於士大夫們却毫不客氣。明代有一種“廷杖”的制度，臣子觸犯了君怒，要當廷打屁股，這實在使士大夫們太難堪了。但是士大夫的唯心哲學却發展於此時。王守仁（陽明）受了廷杖，充軍到龍場驛去，遭受了《瘞旅文》那篇文章中所流露出來的那種凄凉境遇以後，突然有所覺悟，就發明了他的“致良知”的學説。致良知是絶對唯心的哲學，其結果有時候可以産生大無畏的精神。譬如説：過去淪陷區的民衆雖然身受重重壓迫，但是用唯心哲學的説法，認爲外界的壓迫只能及於他的身體，而他的内心還是自由的，所以他照樣的可以活下去。但這種情形，有時候也很類似魯迅先生所著的《阿Q正傳》中的阿Q。阿Q被人打了耳光的時候，在裏心承認對手方是他的兒子，兒子打父親，是没有天理的，借此以求内心的安慰。所以我們可以這樣的説：阿Q是農民中的王陽明，王陽明是士大夫階級中的阿Q。

明朝另外還有一種制度，就是“跪對”。皇帝對於官吏有所詢問，官吏是要跪着對答的。在漢、唐以前，三公可以“坐而論道”；宋代也還只“立對”；到了明代，才改爲跪對。士大夫階級從這個時候起可以説是開始倒霉了。所幸的，在這一個時期，只有對皇帝是如此；除了皇帝，士大夫們還是照樣的可以擺他的官架子的。

以上所説的是社會情形的演變。至於它及於文化上的反應大概是這樣。在兩漢時代，是以“經學”爲主；到了魏、晋、南北朝，士大夫的地位提高，“玄學”（《易》與《老》、《莊》稱爲三玄）發達，老、莊思想流行。但是爲什麽玄學會發達起來呢？這是因爲那時候的士大夫們生活優裕，同時對於經學發生了反動的緣故。因爲玄學的抬頭，誘致了隋、唐時代佛學的發達，造成了中、印文化的合流——中國文化受印度的影響是很大的；隨便舉例來説吧：《水滸》、《紅樓夢》都是散文和韵文夾叙的體裁，這與過去中國“傳奇小説”大大不同，都是受了印度文化的影響。又譬如中國建築的寶塔，也是受印度的文化而産生的。

所以我們可以這樣的説，玄學是經學的反動，佛學的先驅。

隋、唐的“佛學”，盛極一時；玄奘譯經的規模更是偉大。但是中國人是絶對現實的；中國的文化是有彈性的。我們雖然吸收了印度的文化，但是還保存着我們自己的生活方式。佛教是否定人生的，但是中國人儘管在家裏誦經禮佛，但做和尚的人仍是很少，原因就在於此。老子所説的“虚其心，實其腹”好像永遠是中國人的處理生活的法則。

到了宋、元、明時代，“理學”發達。理學的中心思想是儒學，但是所用的却是佛學的方法。兩漢時代的經學是五經，但是理學所提倡的經學却是四書。四書裏的《大學》，原來只是《禮記》的一篇，但是朱子説假話，一定説《大學》是曾子做的。朱子的目的是想維持一個道統，由孔子的《論語》，傳到曾子的《大學》，再傳到子思的《中庸》，再傳到孟子的《孟子》……一直傳到他自己的身上。朱子的發揚理學，是因爲看到佛學在中國的影響過大，像韓退之那樣的做一篇《原道》是没有用的。因此，他提出四書來抵擋它。使中國文化能够接收印度文化，而不爲印度文化所消滅，朱子却自也有其歷史上的地位。

到了王陽明以後，中國學術界確慢慢的發生了流弊，那便是大家借了“致良知”的口號，不讀書，而只憑腦子去空想。因此，不識字的粗漢，只要會説幾句空洞的理論，也便成爲哲學家。同時，這時候，滿族入主中國，對學術思想的壓制非常嚴厲，因此學者們逐漸的專門做起考據訓詁的學問來了。明末清初著名的學者如顧亭林、黄梨洲、王船山諸氏，本來都講經世致用，但後來却漸漸的轉入所謂“樸學”了。所以我們可以説：樸學的産生，一方面是由於理學的反動，另一方面却是因爲政府壓迫的結果。

總括起來，就文化方面説：由春秋、戰國時的“諸子哲學”，而兩漢時代的“經學”，而魏、晋、南北朝的“玄學”，而隋、唐的“佛學”，而宋、明的“理學”，而清代的“樸學”，都是一系相連，其間有綫索可尋的。

到了鴉片戰争以後，歐西的文化東來，中國文化開始和這種硬性的工業社會的文化接觸了。但是，不要緊，我們仍舊可以活下去，我們會吸收了西洋的文化，彈性的、現實的活下去的。不過，地主士大夫階級活不下去了，他們因爲没有方法抵抗帝國主義的工業文化而慢慢的崩潰了。飲酒賦詩終不能抵抗飛機大炮，士大夫階級失敗的命運是無法避免的。

在這一個時期裏面，我們也可以分做三個段落：一、由鴉片戰争到甲午中、日戰争。二、甲午中、日戰争至辛亥革命。三、辛亥革命至現在。

在第一個階段裏，我們爲英國所敗。因此，大家感覺到我們的物質文明不如人家。士大夫倡導一種“中學爲體西學爲用”的理論，認爲西洋的優點僅不過是堅甲利兵，我們只要向他們學習這一些東西，至於文物制度，我們是優良的，是不可以廢弃的。等到甲午戰争，我們的艦隊原比日本更强大，但是竟會失敗。因此，大家感覺到僅有堅甲利兵是不可恃的，我們的政治制度不如人家，所以我們失敗了，我們一定也要學習人家的政治制度。這種主張，當時可以分做兩派：一派是右派，以康有爲、梁啓超爲領導的保皇黨；一派是左派，就是主張民族革命的孫中山先生。結果，民族革命成功了，我們民主政治的形式也建立起來了。

不過問題又發生了。我們的政治制度的形式雖然完全與外國相同，但是我們的總統是賄選的，我們的議員被稱爲猪仔。於是知識份子們又感覺到單純的模仿政治制度是不行的，一定還要吸收西洋的整體的文化，這樣“五四運動”便産生了。同時我們還要注重組織，因此現代的許多黨派也就這樣産生了。

剛才一位先生報告時事，提到國内的紛争的情况，這都是歷史發展可能有的過程，我們不必悲觀。祇須我們抓住時代，勵行科學化，建立中國的工業制度，再實行民生主義，改良分配制度，建國的大業一定是可以成功的。

就我們由士大夫蜕變出來的各個份子講：第一，我們要將自己蜕變成爲專家或技術人才，由專家或技術人才的配合，才能形成一個整個的建國機器的。第二，我們要認清自己的責任，安心做機器裏的一個機件，甚至一個小螺絲釘也可以。孔子曾經否定自己所隸屬的貴族階級爲新興的地主階級服務，這精神是值得佩仰的，在這偉大的過渡時代裏，難道我們不能做一位無名的孔子嗎？

原載《中學生》1946年第17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