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予同教育論著選編：梁啓超的新見及其缺點

2023-11-01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關於這一問題，現代學者首先提出新見的，是梁啓超。按梁氏所舉的《六月》篇，見於《詩經·小雅》，記周宣王討伐玁狁的史事；《生民》《公劉》兩篇見於《詩經·大雅》，係周人追記他們的先祖后稷和公劉的故事；這三篇都可説是周代的作品。梁説的缺點，第一，不免失於比附。

中國最初的歷史究竟用哪一種體裁書寫呢？關於這一問題，以往的學者依據傳統的見解，會不加思索的舉出《尚書》所載的典、謨、訓、誥、誓、命之文。但據近代學人的研究，《尚書》各篇材料的來源須分别審查，而首篇《堯典》便顯然出於後人的追記（已詳前段），那末，這話已不能令我們滿意而默認爲合理了。

關於這一問題，現代學者首先提出新見的，是梁啓超。梁氏在他所著《中國歷史研究法》説：“最初之史用何種體裁以記述耶？據吾儕所臆推，蓋以詩歌。……是故邃古傳説可謂爲‘不文的’之史；其‘成文的’史則自史詩始。”因之他以爲“以今存之《詩經》三百篇論，其屬於純粹的史詩體裁者尚多篇，例如：《玄鳥》……《長發》……《殷武》……《生民》……《公劉》……《六月》等詩篇，殆可指爲中國最初之史。《玄鳥》《生民》等述商、周開國之迹，半雜神話；《殷武》《六月》等鋪叙武功，人地粲然。觀其詩之内容，而時代之先後亦略可推。”（見第二章《過去之中國史學界》，全書收入《飲冰室合集》專集第十六册）按梁氏所舉的《六月》篇，見於《詩經·小雅》，記周宣王討伐玁狁的史事；《生民》《公劉》兩篇見於《詩經·大雅》，係周人追記他們的先祖后稷和公劉的故事；這三篇都可説是周代的作品。至於《玄鳥》《長發》《殷武》三篇，見於《詩經·商頌》，記述商的先祖契和成湯的故事。關於《商頌》産生的時代，經今古文學家説各不同。據經古文學説：宋戴公時，“有正考甫者，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大師。”（《毛詩·商頌》序）《國語》亦説：“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大師。”據此説，“商頌”是商代的作品，經周而傳到宋國。據經今文學説：“（宋）襄公之時，修行仁義，欲爲盟主，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故追道契、湯、高宗，殷所以興，作《商頌》。”（見《史記·宋世家》）那末，《商頌》是春秋初期宋國的作品。梁氏原文於《商頌》産生的時代，並没有確定的主張，所以我在上段説梁氏大概主張中國史學萌芽於商、周之世（考梁氏於其所撰《要籍解題及其讀法》一書中，謂“《詩經》各篇年代最古而有徵者，爲《商頌》五篇。……後世説詩者，或以《商頌》爲考父作，此誤讀《國語》耳。此五篇乃至十二篇者，殆商代郊祀樂章，春秋時宋國沿用之，故得傳於後。”——見《飲冰室合集》專集第十五册頁六——據此，梁氏實主毛説。但梁氏行文，每每彼此互异，先後矛盾，爲慎重計，仍不能據此定彼）。

梁氏爲什麽主張“成文的”史始於史詩呢？關於這，他的理由，以爲一因於韵語便於記誦，一因於本於人類愛美觀念。他説：“古代文字傳寫不便，或且並文字亦未完具，故對於過去影事之保存，不恃記録而恃記誦；而最便於記誦者，則韵語也。……一方面則愛美觀念日益發達，自然有長於文學之人，將傳説之深入人心者，播諸詩歌，以應社會之需，於是有史詩。”他認爲這是社會發展的公例，因舉中國的《易》《老》與印度的梵歌爲證。他説：“試觀老聃之談道，孔子之贊《易》，乃至秦、漢間人所造之小學書，皆最喜用韵。彼其時，文化程度已極高，猶且如此，古代抑可推矣。《四吠陀》中之一部分，印度最古之社會史、宗教史也，皆用梵歌。”（見同上節）

考梁氏所以有這樣的主張，大概受當時學術界的影響或啓示。在梁氏以前，學者一談及中國初期的史學，總推舉《尚書》一書，以爲早於孔子所修或所作的《春秋》。但到了梁氏的師康有爲，他撰著《孔子改制考》，依據漢王充《論衡》中斷片的話而加以發揮，大膽的斷定《尚書》與《春秋》同出於孔子的手筆，使《尚書》寫作的時代下降而與《春秋》同時，給傳統的史學起源論以一消極的打擊（已見上段）。後來新進的疑古派的史學家胡適繼起，撰著《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又依據康氏的“尚書論”而進一步的否認《尚書》之史的價值，并同時采取《詩經》中的詩歌作爲研究先秦諸子産生之初期的史料。胡氏的行輩雖晚於梁氏，但這新穎的見解不無給梁氏以相當的影響。况且民國初年前後，西洋史學發展過程的常識也多少輸入；國人也多少知道：希臘在希羅多德（Herodotus，484—425 B.C.）修昔的底斯（Thucydides，471—400 B.C.）波里比阿（Polybius，205—123 B.C.）三大史學家之前，還流行有荷馬（Homer，約西元前九世紀頃）的《伊里亞特》（Iliad）和《奥德賽》（Odyssey）的史詩（Epic）。於是梁氏綜合諸説，而提出這“史詩爲中國最初的史體”説。——又按《孟子·離婁》篇下也曾説過“王者之迹息而《詩》亡，《詩》亡而後《春秋》作”的話，將詩歌體的《詩》和史體的《春秋》聯繫着；但梁氏原文並没有提及這一句話，大概並没有受他的啓示。

從梁氏提出這史詩説之後，行輩稍晚的學人大都襲用它，雖然有些並没有説明是在重述梁説。

我們在説明梁氏史詩説的淵源與其影響之後，現在可進一步的討論，在中國學術發展的現階段上，史詩説是否是最後的定論呢？那却不然。梁説的缺點，第一，不免失於比附。社會民族演化的階段雖説“不能外此公例”（用梁氏語），但各社會民族的演化亦自有其特點或异點。這便是社會學與歷史學研究對象的差别。中國史學的起源與發展，與西洋及印度並不相同。印度富於哲學宗教而缺乏史學；西洋中世紀的神權主義的史觀也不是中國史學家所固有；則關於史學的起源，以西洋的史詩、印度的梵歌與中國《詩經》中的《雅》《頌》相比附，仍不無牽强附會之嫌。第二，不免失於儱侗。史與史料不同；史料是社會演化過程中所遺留下來的文字的與文字以外的材料；史則是史家對於社會演化過程中的事迹加以記録或根據史料加以編訂。《詩經》中的篇章只是足以徵信的史料，而不是含有任何歷史意識或歷史觀念之史；因爲它們都是爲詩而作詩，而不是爲史而作詩；换句話説，並不是目的在記録一件史迹而僅僅以詩歌的形式來表達他們的情感。例如《玄鳥》《生民》等篇，與其説是歷史，不如説是宗教的更爲妥切，因爲它們只是宗廟樂歌中的贊頌而已。關於《詩經》之史料的觀察，梁氏在他所撰著的《要籍解題及其讀法》一書中，反而有明確的見地。他説：《詩經》“於文學價值外，尚有一重要價值焉。曰：可以爲古代史料或史料尺度。”又説：“其文雖非爲記事而作，而偶有所記，吾輩良可據爲準鵠。”（頁六九——七〇）《詩經》如果如本文所説，只是史料或史料的尺度，則梁氏在《中國歷史研究法》一書中貿然稱《詩經》中的諸篇爲“最初之史”，真可説“以子之矛陷子之盾”了。

中國史學萌芽於商、周之世的史詩説既不足成爲定論，那末，中國史學究竟起源於什麽時代，而用哪一種文體來書寫呢？從近年來中國考古學的發展，更其是殷商“小屯文化”發現以後，我們却於此暫時得一結論。换句話説，根據考古學者所發現的遺物，我們可以説：中國史學萌芽於商代，而其體裁與《春秋》相似，便是以簡短的無韵文的文句來記録的。(www.chuimin.cn)

“小屯文化”的發現與研究，是中國現代治考古學及古史學者所絶不能忽視的。它的發現經過與成績研究，不在本文叙説範圍之内，略而不談。小屯所發現的龜甲與獸骨的上面刻有貞卜的文字，這是歷來研究的學者所知道的，所以羅振玉著《殷商貞卜文字考》，將甲骨文字概稱爲貞卜文字。但這些出土的甲骨文字，除了大部分是卜辭外，還有少數是記事的。這些記事的甲骨文字大多刻在牛肩胛骨的骨臼裏。所記的事情大多是記載贈送頒發當時所特有的犀利的青銅器的銅矛於各國、各地、各人或守衛者。這些記載的文句，每每於記日的甲子之下説：“歸某置若干矛”，而末署記録的史官的人名；它的形式頗近似於現代新聞的提要，好像説：“某年某月某日，中央政府贈送飛機若干架於某國，或中央政府設置飛機若干架於某省。”這些文句的形式，也頗有异同，但矛的數量、受矛者和記録這事的史官人名是一定備具的。例如“甲午，帚（歸）井示（置）三矛，岳”（摹文暫從略）。“井”是國名；“岳”是史官的簽名，譯以現代語，就是説：“甲子這天，送去井國應分置的三個矛。記録者，岳。”這些文句，和《春秋》“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大廟。”（桓公二年）及“夏，四月……得寶玉、大弓。”（定公九年）非常相近。可見“春秋”依據魯史舊文也不是無根之談；因爲魯史記載的格式恐也是由於古代史官的記録而演變來的。

根據這些骨臼的刻辭而加以綜合的研究的，是董作賓。董氏於民國二十二年（一九三三）發表《帚矛説》（别題《骨臼刻辭的研究》）一文於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出版的《安陽發掘報告》第四期。他説：“殷虚出土的甲骨文字，除了大多數是卜辭以外，還有一部分是記事的。就記事的文字論，在我們發掘殷虚以來，已得到不少的材料。如第三次所得的獸頭刻辭兩具，第四次所得的一隻鹿頭刻辭，都記載着田獵獲獸的故事；同時又得到骨器上仿佛人名的款識。這些新材料，很可以打破歷來認爲出土的文字只有卜辭的記録了。其實，專門記事的文字，並不始於新發現的獸頭刻辭，在骨版中也是常見的。這種記事文字，以見于牛肩胛骨骨臼中者爲多，這是一個時期的特别風氣。”他根據九十一件遺物，發現記録文句的體式凡有十種，而可歸納爲“常式”與“變式”兩類。但“它們有必具的三個條件：一，受矛者；二，矛的數量；三，記載此事的史官。”除了以上所得的結論外，他更證明1.帚矛刻辭的時代當在殷武丁之世；2.頒發的銅矛有數可計的，已達四百零五支，可見武丁時代武備充實的一斑；3.貞人就是史官，可以貞人爲斷定卜辭的標準；4.史官記事，係輪流值班時所爲，與貞人的輪值略同。

對於董氏的“帚矛説”提出异議的是唐蘭，唐氏撰《卜辭時代的文學和卜辭文學》一文（見《清華學報》第十一卷第三期），不承認骨臼刻辭是記事文而仍是卜辭。他以爲貞卜二字在甲骨文中每每省略； pagenumber_ebook=584,pagenumber_book=573 字只是形的倒寫，只是豕形而無足，舊釋爲茅、爲矛、爲包，都是錯誤的。唐文偏於殷代文學的研究，對於“帚矛説”的辯駁尚嫌過於簡略；在甲骨文研究專家未有一致定論之前，董説似仍有采用的價值。况且就一般的卜辭而論，其性質亦近於記事，不過偏於宗教性的而已；至於文句的簡短，也仍和《春秋》相近似。總之，依據古器物的刻辭和遺留的文獻，我們説商代是中國史學的起源期，其記載的文體是簡短的散文文句，大致不會有什麽錯誤的。

寫完這篇文章以後，最近看到朱希祖先生的《中國史學通論》（二十三年獨立出版社的土紙本）一書。他采用德國歷史家郎泊雷希脱（Lamprecht）的意見，以爲“‘歷史之發端，有兩元之傾向，皆由個人之記憶，而對於祖先尤爲關切。兩元者何？即所謂自然主義與理想主義是也。取自然主義形式者，最初爲譜系；取理想主義形式者，最初爲英雄詩。’推究吾國歷史之發端，亦不外此例。然則小史所掌奠繫世、辨昭穆之譜牒，及春秋以前頌美祖先之詩，皆吾國歷史之萌芽也。”（頁一八——一九）據朱先生的意見，中國歷史的起源是兩元的，那便是“譜系”與“史詩”；由這意見加以推論，或者可以説甲骨文字上的記載和《詩經》上的詩歌都是中國最初的歷史了。但是一切二元論的傾向每每爲我們所不能滿意，而臼骨刻辭的記載似乎較譜系和史詩爲更古。那末，中國歷史起源一元論或不致於便被否定吧。

原載《中學生》1946年第173期。

周予同教育論著選編：梁啓超的新見及其缺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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