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予同教育論著选编：倉頡是否是文字的创始者？

2023-11-01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第一説，以爲伏犧時代已有史籍。後漢經學家賈逵、鄭玄和東晋時出現的僞孔安國《尚書傳》都主這一説，而唐史學家劉知幾《史通》也以爲可信。更進一步，就“倉”“頡”兩字加以研究，則可疑更甚。如更進一步，就文字演進的原則加以研究，則中國文字是否有一創始者如倉頡其人，也屬可疑。

關於中國史學起源的時期，古今學人的意見大概可分爲舊説（或傳統的）與新説（或研討的）兩類。

舊説或傳統的説法，就普通所知道的，約有三説，而以第三説爲較有力。

第一説，以爲伏犧時代已有史籍。後漢經學家賈逵、鄭玄和東晋時出現的僞孔安國《尚書傳》都主這一説，而唐史學家劉知幾《史通》也以爲可信。《左傳·昭公十二年傳》楚靈王稱：“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唐孔穎達《左傳正義》引賈逵注説：“三墳，三皇（原作王，據清阮元十三經校勘記，宋本作皇）之書；五典，五帝之典。”《周禮·春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鄭玄注：“楚靈王所謂三墳五典。”僞孔安國《尚書傳序》根據賈、鄭的經説加以演繹，説：“古者伏犧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伏犧、神農、黄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劉知幾依據這些文獻，在《古今正史篇》以爲：“由斯而言，則墳、典文義，三、五史策，至於春秋之時，猶大行於世；爰及後世，其書不傳。”在《二體》《題目》《雜述》等篇也有説到，只不過説三墳失傳而已。

按此説的不足信，非常明顯。因爲根據古代文獻上的傳説，也只説伏犧畫八卦，而没有説造書契。《周易·繫辭下》：“古者包犧氏（即伏犧，阮元《十三經校勘記》云孟、京作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作結繩而爲網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以下接着説，“包犧氏没，神農氏作”；“神農氏没，黄帝、堯、舜氏作”；最後總説“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根據這段文獻，畫卦、結繩、書契，是中國初期社會演化的三個階段；將畫卦和書契全堆在伏犧身上，實在不無牽强附會之嫌。所以漢代經學家，如張衡，便訓“墳”爲“防”，以爲禮是大防，因説“三墳”就是三禮；而馬融也説“三墳”是三氣，指陰陽始生天、地、人之氣（都見孔穎達《左傳正義》“三墳五典”句引），大概也以爲伏犧時已有書契、文籍或史籍的説法不能强通的緣故吧。而且，據近代開明的史學家的意見，伏犧是中國史上的神話傳説的人物，客觀方面有否存在，還是疑問呢。

第二説，以爲黄帝時代已有文字，因之也可以説已有史官與史籍。此説的文獻以後漢文字學家許慎的《説文解字序》爲最有權威，而劉知幾《史通·史官建置篇》也因之追溯到黄帝。《説文序》：“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始作《易》八卦以垂憲象。及神農氏，結繩爲治，而統其事。庶業其繁，飾僞萌生，黄帝之史倉頡，見鳥獸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書契，百工以乂，萬品以祭。……倉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即謂之字。”劉知幾依據這些文獻，而加以演繹，以爲“史之建官，其來尚矣。昔軒轅氏受命，倉頡、詛誦實居其職。”又説“史官之作，肇自黄帝，備於周室。”又説“史載筆，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大致以爲黄帝的史官倉頡製造文字，因之史籍的萌芽也可以説始於這時期。

按此説的不足徵信，因現代新文字學家、新史學家的研究結果，也非常明顯。根據古代可信的文獻，只説倉頡作書，而並没指明倉頡是黄帝時人。《荀子·解蔽篇》：“好書者衆矣，而倉頡獨傳者壹也。”《韓非子·五蠹篇》：“古者倉頡之作書也，自環者謂之私，背私謂之公。”《吕氏春秋·君守篇》：“倉頡作書”。在戰國嬴秦時期的學者，雖已提出了倉頡，却並没有將倉頡和黄帝安排着君臣的關係。到了漢代，社會需要“大一統”的政治，於是經生學人就主觀的見地，改造出，或者可以説僞造出一段“大一統”的古史，將一切文物制度全堆在黄帝身上。所以王充《論衡·骨相篇》説：“倉頡四目，爲黄帝史。”而許慎《説文》也説：“黄帝之史倉頡。”但民間的傳説仍不是這種假造的古史所能淹没，所以當時流行的緯讖裏都保留着不同的記載。如《春秋緯·元命苞》説“倉帝，史皇氏，名頡，姓侯岡。”《河圖玉版》説：“倉頡爲帝。”而出於衆手的《淮南子》也只説“史皇産而能書。”則倉頡和黄帝的關係也成爲疑問了。

更進一步，就“倉”“頡”兩字加以研究，則可疑更甚。《説文》卷五倉部：“倉，穀藏也。倉黄取而藏之，故謂之倉。以食省，□象倉形。”卷九頁部“頡，直項也。從頁，吉聲。”據許説，“倉”是會意兼象形字，“倉”爲形聲字，都是“孳乳寖多”的後起“字”而不是“依類象形”的初“文”。或者依據金文，以爲古倉字作 pagenumber_ebook=578,pagenumber_book=567 ，從象重垣，從象其中有列室形，不是從食省。就是承認倉字是象形的初文，但仍無法否認“頡”字是後起的形聲字。以初造書契的倉頡，而便能以後起的形聲字作爲自己的名號，這在文字演進的理論上是不可通的。近人王國維以爲《説文序》“周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的太史籀不是人名，而是古字書首句“大史籀書”的簡文。古“籀”“讀”二字同聲同義，“大史籀書”就是大史讀書的意義。“史籀之爲人名既可疑，則其時代亦愈可疑。”（詳見《史籀篇叙録》，收入《王静安先生遺書》第十七册）以彼例此，那末，較周宣王更古的倉頡也更可疑了。

如更進一步，就文字演進的原則加以研究，則中國文字是否有一創始者如倉頡其人，也屬可疑。據許慎以來的文字學家的意見：中國文字始於倉頡，有周宣王時的太史籀而後有大篆，也就是籀文；有秦始皇時的李斯、趙高、胡毋敬，而後有小篆，也稱爲秦篆；有秦始皇時的程邈，而後有“施之於徒隸”的隸書，因爲流行於漢代，也稱爲漢隸。但就近代新文字學家的研究：文字是社會的産物，而不是聖人或英雄的創作；它的演化是自然的漸變，而不是人爲的頓變。近人康有爲説：“文字之流變，皆因自然，非有人造之也。南北地隔則音殊，古今時隔則音亦殊，蓋無時不變，此天理也。然當其時地相接，則轉變之漸可考焉。文字亦然。”又説：“今人日作真書，興於魏、晋之世，無一人能指爲誰作者。然則，風氣所漸移，非關人爲之改作矣。”（見《新學僞經考》卷三《漢書藝文志辨僞》）如果這些近代學者的意見是被采納的話，那麽，中國文字是否爲倉頡所獨創也大成問題了。(www.chuimin.cn)

如果中國文字不是創始於倉頡，倉頡並非確有其人，或倉頡並非黄帝的史官，則貿然直信中國史學萌芽於黄帝，不免非誣即妄了。

或者以爲黄帝的史官倉頡創造文字這一傳説即使不足信，但黄帝時代已有史籍的萌芽仍然可以成立，因爲漢司馬遷《史記》的首篇《五帝本紀》就是開始於黄帝。如果黄帝時代没有流傳留下的史籍，司馬遷究竟何所依據呢？其實這也只是對於《史記》原書未加細究的話。《史記·五帝本紀贊》説：“學者多稱五帝尚矣，然《尚書》獨載堯以來。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又説：“書缺有間矣，其軼乃時時見於他説。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固難爲淺見寡聞道也。余并論次，擇其言尤雅者，著爲本紀書首。”這裏所謂“百家言”，所謂“他説”，都是後人追記黄帝的傳説，並非黄帝時代已有史籍可徵。如果依據近人經今文學家崔適《史記探原》的意見，《五帝本紀》這一名稱也是後人所竄改，而當稱《陶唐本紀》，那末，《史記》與《尚書》相同，都是肇始於唐堯，而黄帝只是傳説的人物了。（崔適説：“案《太史公自序》曰：‘述陶唐以來，至于麟止。’然則此紀之録本當爲《陶唐本紀》，與夏、殷、周、秦本紀一例。而上系黄帝，下兼虞舜，猶《周本紀》上系后稷下統武王之比。且世家始太伯，列傳始伯夷，表讓德也。是則《本紀》始陶唐，又可比例而得者。後人改爲《五帝本紀》……顯與述‘陶唐以來至于麟止’之言相抵牾。”見《史記探原》卷二）又，如果承認現代疑古派史學家顧頡剛《三皇考》研究的結論，黄帝是傳説的帝王，更非常明顯；那末，以爲黄帝時代已有萌芽的史學的話，更其是無徵不足憑信了。

第三説以爲中國的記載的歷史到唐、虞或虞、夏時代纔可徵信，而中國的史學也起源於這時期。這一説根據於《尚書》；《尚書》首篇的《堯典》記載堯、舜的史迹，所以這樣的主張。《尚書》向被認爲儒教的具有最高權威的經典，所以從漢初到清末，甚至於到現在，當史學觀點被支配或被隸屬於經學觀點的時代，一般的史學家很少能超越或懷疑這一學説。漢初司馬遷的父親談訓諭遷説：“堯、舜之盛，《尚書》載之。”（見《太史公自序》）唐劉知幾亦説：“惟唐、虞已降，可得言者。”又説：“堯、舜相承，又見墳典。……至孔子討論其義，删爲《尚書》。”（都見《史通·古今正史篇》）近人柳詒徵也説：“孔子删書，斷自唐、虞。蓋自洪水既平，歷史始漸詳備可考。”（見《中國文化史》上册頁四五頁）清章學誠雖曾經説過“世儒不達，以謂史家之初祖實在《尚書》”的話，但他亦只是因爲“書無定體，托之者衆”，反對後人“妄擬書以定體”，而並非根本懷疑或否認《尚書·堯典》篇爲史家之初祖（引文都見《文史通義》卷一《書教》上、中篇）。

但是説《堯典》出於“舜史所録”仍只是傳統的説法，並没有什麽確切的證據。《堯典》説堯在位七十年，但全篇除舉舜而讓位外，實際的政績只有定曆授時一事，其餘都是些“光被四表”等空洞的歌頌功德的話。説這是當時的實録，實在是可疑的。因此清崔述在《唐虞考信録》提出修正的意見，以爲《堯典》出於夏世。他説：“唐、虞時，人情淳樸，雖有簡策，尚未有史籍；二帝既崩，夔、龍之徒以爲堯、舜功德隆盛，……不可不著之策以傳於後，故撰《堯典》一篇，於是始有史耳。而時已當夏世，……堯七十載前，多得之傳聞，難可依據；而古人又慎重，不肯傳疑，故但述其功德之大概。”（卷一，顧頡剛編印《崔東壁遺書》第四册頁一五——一六）據崔氏説：《堯典》仍是中國史的初祖，不過它的時間由唐、虞稍稍下移到虞、夏之世而已。

然而，《堯典》固出於夏世夔、龍之徒的手筆嗎？清末經今文學家康有爲却又提出一種不同的大膽的意見。康氏説：“《堯典》一字皆孔子作，凡有四證。王充《論衡》‘《尚書》自欽明文思以下，何人所作也？曰：篇家也。篇家者誰也？鴻筆之人也。鴻筆之人何人也？曰：孔子也。’則仲任尚知此説。其證一。《堯典》制度與《王制》全同。巡狩一章，文亦全同。《王制》爲素王之制，其證二。文辭若‘光被四表，格於上下。克明峻德，以親九族’等，調諧詞整，與《乾卦》彖辭、爻辭‘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終始，六位時乘’，同並爲孔子文筆。其證三。夏爲禹年號，堯、舜時，禹未改號，安有夏？而不云蠻夷猾唐、猾虞，而云猾夏，蓋夏爲大朝，……故周時人動稱夷夏、華夏，如近代稱漢唐。故雖以孔子之聖，便文稱之，亦曰猾夏也。證四。……《堯典》特發民主義，……爲孔子之微言、素王之巨制。”（見《孔子改制考》卷十二《孔子改制法堯舜文王考》）康氏以爲孔子主張禪讓的政治制度，所以造作“堯典”以爲宣傳的手段。如果康氏的意見一部分的被采納，則《堯典》一篇不是“史學的初祖”，而只是儒家的政治宣傳品了。

《尚書》是否如司馬遷、鄭玄、僞孔安國等所説，由於孔子的編訂，實是疑問（理由暫從略）。《堯典》是否如崔述、康有爲所説，出於夔、龍之徒或孔子的手筆，也還待討究；但是《堯典》只是後儒的追記，而非當時的實録，無論就經義，就文辭，或就史迹加以考察，都是無疑的。我們如果將《堯典》首句“稽古帝堯”，依宋蔡沈《書傳》及清俞樾《達齋書説》的解釋，訓爲“考古之帝堯”，那末《堯典》一篇只是後儒的追記，而中國史學萌芽於唐虞之際的話也没有立論的根據了。

以上三説，説中國史學萌芽於伏犧、黄帝或唐堯時代，既然没有立論的根據，於是現代的學人各就其研究的結果，另提出新的意見。關於這種新見，就我所知，凡有二説：第一説，以爲起源於商、周之世，《詩經》中的《玄鳥》等篇便是文獻的證據。這一説，近人梁啓超主之。第二説，以爲起源於商代，甲骨文中的記事文便是實物的證據。這一説，近人董作賓倡之。依前一説，則中國“成文的”歷史始於用詩歌體裁書寫的“史詩”；依後一説，則中國最初的記載始於史官簡短的記事。這問題已同時觸及本文的第二個問題，便是“中國最初史學的文體問題”，故移到下段説明它；但我在本段可先提結論，就是，就我的愚見，依中國目前考古學及考證學發展的情形而論，後説實較前説爲合理，就是中國史學的萌芽暫可上溯到商代。

周予同教育論著选编：倉頡是否是文字的创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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