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時常承各學校或各文化團體邀請講演中國歷史的特徵。這三個時期的劃分是依社會組織的不同而劃分的。現代的西方的思想是由外而内的,由物到心的,由社會及於個人的。總括來説,在上古時期,無論政治、經濟和文化都完全是受着貴族們統治的。簡單的説,就社會演變的情形説,殷商可以説是貴族政治産生時代,西周是貴族政治發展時代,春秋、戰國是貴族政治崩潰時代。到了西周時代,文化纔到了“史官”的手中。......
2023-11-01
今天有機會和諸位見面,心裏非常高興。暨南某同學對我説:今天的諸位聽衆都是各院各系的同學,所以題目範圍需要廣一點,故現在要講的題目是中國社會的演變。
概自戊戌政變後,中國史學發生了很大的變動,同時新史學也就産生了。至民國八年之五四運動爲一階段,五四運動至民國十五六年之大革命又爲一階段,大革命至現在又爲一階段,現在還未成功,仍然在向前進行。
自然科學如物理化學都有研究會之組織,且有全國統一之研究會。惟史學從未有過史學會的組織,縱使有了組織,也没有成功,原因並非史學者能力不及,乃是派别的紛畸;如新舊派之不同,而新派中自己又不同,康有爲和章太炎便是明徵。舊史學以歷史爲個人産生的,新史學以爲是社會造成的;舊史學注重個人之發展,新史學注意社會之變遷;前者認爲有了唐太宗宋太祖後才造成當時的社會,後者以爲有了當時的社會環境然後産生唐太宗宋太祖;所以前者主張英雄造時勢,後者認爲時勢造英雄。
我國有五千年的歷史,根據考古學家的發現是無疑義了。普通把他分爲二期:(一)史前時代,(二)有史時代。時代的劃分,各派不同,有人分黄帝以前爲史前時代,黄帝以後爲有史時代,理由是在黄帝時才造文字也。這種劃分已認爲不能成立,因爲倉頡造文字説之不可信。有人認爲有史時代應自堯開始,如《尚書》皆始於《堯典》,堯舜總是可信,但新派也不承認它,以爲《尚書》是漢朝儒家僞造的。康有爲胡適之都這樣説。他們以孔子以後纔可相信,孔子以前的如老子也不相信,黄帝堯舜更不必説了。
新派以殷商以前爲史前時代,殷商以後爲有史時代,除甲骨文字以外,還有銅器,陶器,可以證明之。此種文字,在戊戌後才發現,所以説戊戌爲中國史學的大變動。無論如何中國古代必經過氏族社會,注重血統,先有母系社會而變爲父系社會,先以女子爲社會中心而變爲男子是社會中心,譬如本人姓周,大概是根於母系而來的,因爲“姓”字是從“女”從“生”,而不是“父生”或“男生”,可知母系之重。又如《禮記》説:“君子抱孫不抱子”,這是什麽意思呢?古代群婚制度,把甲群的男子,嫁與乙群的女子,生下兒女,再把男子嫁回甲群裏去,所以和子極少見面,而和孫見面特多。又有所謂“昭穆”,第一代是昭,第二代是穆,第三代又是昭,這樣循環不息,也可從氏族社會解决之。還有堯把兩女嫁與舜,舜的弟弟叫做象,欲殺舜而取其二嫂,其實堯的二女,是嫁與舜兩兄弟的。商朝以前曾經過氏族社會,可無疑問,孔子儒家相傳禪讓制度,乃最良好的政治。如堯傳與舜,舜傳與禹,這種傳説好像不大可靠。現在欲考究古代的真相,應從社會原理去探求。史前時期就這樣簡單的把它結束了。
有史時代又可分爲三期:由商朝至戰國爲上古時代,由秦漢至鴉片戰争爲中古時代,鴉片戰後至今爲近世時期。上古時代相當複雜,可再分爲三期:商爲一時期,周爲一期,春秋戰國又一期。有以商代爲氏族社會末期,有以爲商是奴隸社會開始,又有人以爲是封建社會的成型。這個問題,至今没有解决。看起來氏族社會是很長久。再看中國封建社會和歐洲的不同,歐洲由氏族變爲奴隸,奴隸變爲封建,封建變爲資本。中國有没有奴隸制度,現在還成問題,有人以爲中國奴隸社會與西洋希臘羅馬的奴隸社會不同,因爲中國還有“公社”的存在,所以不過是農奴,把他所生産的東西收進來,並不是把他們家庭裏的男女老少一齊視爲私有,其實不過叫他們進貢而已。有了考古的根據,和社會原理的推求,可斷定商代是奴隸社會。至於周朝,也有人説它是奴隸社會,也有説它是封建社會,其實周仍爲奴隸社會,可是現在還没有定論。
春秋戰國和鴉片之役是我國社會變動之最大關鍵。前者是由上古進至中古的過渡時代,後者是從中古進入近世的過渡時代。春秋戰國是因内力壓迫而生的變動,鴉片戰争是因内力再加上外力壓迫的變動,在春秋戰國時候,農民大多采用“鐵耕”,這東西一出現,生産大量增加,土地值錢,演成了戰國時代的争奪土地戰。故“鐵耕”出現,經濟發生變動,經濟發生變動,政治亦發生變動。中國史學家未提及“鐵耕”是何時發明,所以現在亦不能决定。但在春秋戰國的書籍中,已發現不少。如孟子問許行“以鐵耕乎”?這是一個例。他如管子書中也論及不少關於鐵耕的學。大概春秋以前,最初是“淺耕”,再變爲“輪耕”——即“代田”。“淺耕”和“輪耕”都不好,後來改爲“深耕”——即“鐵耕”。春秋之初耕種不得其法,兩國相争不過是争田,如周與鄭争田即其類。戰國時所争的是地並不是田,因爲“鐵耕”出現,可以闢土地爲田野也。現在我們可見得孔子是社會而産生的,其他諸子百家,也是社會産生的。因爲有了“鐵耕”經濟發生變動,於是政治,學術和其他都受着它的影響。
中古時期又可分爲四期:秦漢爲一期,魏晋爲一期,唐爲一期,由宋至鴉片之役又一期。秦漢以前的君主總攬大權,所謂貴族就是大地主。所有經濟,政治,教育都操縱在一人手裏。到了秦漢就有了新興地主。教育分爲國學和鄉學,二者的分别乃經費來源之不同耳。
秦十五年而亡,漢享國四百餘年,二者爲何相差這樣遠,大概新興地主有了經濟,則進而講求教育,士者受過教育,有了智識,則出而干涉政治,漢能利用一般新興地主,而秦則不能,所以一則速亡,一則久存。
新興地主包括許多份子,如士,商及一部份貴族,但最值得討論則爲士。漢武帝崇儒,把經學抬起來,便産生新興弟子、士大夫和官僚三派,而爲西漢的定型。兩漢學校和選舉制度混合爲一。魏時有九品中正,由小中正選送大中正,由大中正選送司徒,司徒選送尚書,然後再賜予官位。這個制度本是很好,但中正官多爲退朝的官僚,所選的人却是自己的子弟,只衡量己意,不顧公法。如晋朝的王、謝子弟,皆爲有名之士,就可見他們把遺傳性看得很重。而當時的門閥制度,又守得很嚴,如梁朝的侯景欲婚王、謝,托梁武帝做媒,而武帝以王、謝爲士族最高,不能諧事。可見門閥制度雖皇帝也無之何。故當時善言宗法,而對於忠君愛國的觀念未免稍差。
隋煬帝明暸當時士大夫的情形,以九品中正制度不良,故改爲科舉制度。把君權擴大,把士大夫的權抑禁。而當時皆視科舉爲利禄之途,士大夫少講氣節,如韓愈上宰相書,栖栖遑遑,與他所作的《原道》迥若兩人矣。(www.chuimin.cn)
宋元明清爲君主專制時代,中國極端專制乃自宋始,至明、清尤甚。從前大臣朝見人君,三公與皇帝“竝坐”,後來改爲“立對”,到明清又改爲“跪對”。且朝臣稍有過錯,則有廷杖之刑,這種專制是歷史上所未有的。
朝廷專制如此,當時的士大夫有三條逃避之路:(一)王陽明的唯心哲學,他主張以心爲重,肉體雖受壓迫,而心靈仍然不屈。明人講唯心學,於此爲最盛,魯迅所寫的《阿Q》,也是唯心哲學。(二)唯美藝術,士大夫感於朝廷之壓迫,只有以詩酒文學自娱。(三)政治的反抗,如明末的東林黨,感於朝廷政治不良,故結黨以相傾陷。朝廷愈壓迫士大夫,士大夫也盡力謀其逃走之路,故唯心哲學養成我們民族之大無畏精神,東林黨的政治反抗直影響到今日之全面抗戰。
鴉片之役爲中國社會之大變動,中國一向是閉關自守,把外人看成蠻夷,自此役後,廣東門户被人打開,外人的侵略就從此開始了。就地理學家説,中國不能變爲資本主義國家,因爲中國没有内海,且航海業又不發達,不能利用海洋,反因海洋而受阻礙,他們認爲地理可支配經濟。
近世時期有人主張應自明朝起,有人過而主張從王陽明死後二年起,因爲王陽明學説乃中國和印度文化合流,王陽明死則中印文化斷絶,而西洋文化漸漸傳入。其實中國和外國交通,不始於明朝,而王陽明與印度文化合流,只可從哲學上講,不可把它作爲社會變動之分期。
鴉片戰後,我國社會受着外國很大的影響。有人説現在中國社會是資本社會,從城市建築的洋房,和鄉村所種的棉花和桐油,却可看出。但是中國須把海關權收回,方能稱爲資本主義社會。
近世時期可分爲二期:由鴉片之役至辛亥革命爲一期,辛亥革命至現在爲一期。前者亦再可分爲二期:(一)由鴉片之役至甲午之役,(二)由甲午之役至辛亥革命。鴉片戰後,我國失敗,當時以爲戰敗的原因乃我國的物質不如人,於是建設海軍製造軍械。但是甲午之戰又敗於日本,於是他們才知道我國這次失敗並非軍械不良,而是民氣不振。後來人説:日本全國人民來和我國李鴻章一人打,我們那能不敗呢?
於是有康有爲,梁啓超,孫中山起來了。他們認爲非徹底改良不足以挽救當時的危機。但是最先必須從改良政治下手。爲什麽康梁失敗而中山先生成功呢?因爲康梁祇利用一般上層官僚,而他們都貪生怕死,而中山先生則主平民革命,藉力於工人和海外華僑,本着不畏死的精神向前邁進。而當時民族主義,章太炎倡之最高,他是當時襄助中山先生最得力的一人。五四運動是提倡中國應學外國的學術思想,不僅學他們的物質而已。這次運動由學生發動,得上海工人之響應而成功。
學術思想以社會爲重,而社會以經濟爲主。我們今日是逢到一個最偉大的時期,因爲我們要把一個五千多年古國的歷史繼續傳下去,你想這樣長的歷史,假若到我們這時代斷了,我們怎樣對得起我們過去創造偉業的祖宗。我們真好像捧着五千多年的古董,應該怎樣保持它纔好呢?它是無價之寶,我們的責任真是太重了。好在我們現在有了民族的觀念,不是封建的頭腦,希望各位上之能學到王陽明,下之不失爲阿Q。
原載《南鋒》1940年第2期,由《南鋒》雜志社記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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