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旧史学差异：周予同教育论著选编

2023-11-01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所以中國的舊史學，就史學觀點説，無可否認的，還有極濃厚的個人主義或英雄主義的傾向。近年來中國史學界對於中國社會史研究的熱烈，便是一個證明。固然，你可以舉出最近商務印書館所結集的十通，以爲中國舊史學裏也有注重全部文化的著作。

中國的舊史學與新史學，有許多的不同點；簡單地也可以説，通俗地講，大約有五點：第一，舊史學偏重個人的事迹，而新史學却偏重整個社會的演進。譬如，舊史學的“紀傳體”，就是《史記》以來所謂“正史類”，也就是最近開明書店所結集的《二十五史》；它們完全以人物爲主，帝王以外，兼及當時社會的名人。顯然它們於本紀，列傳以外，也有所謂“書”“志”，紀載當時社會文化的各部門；但這些“書”“志”，各史並不具備；就是有，也每每因史識的不够，而將最重要的遺漏了去。舉例説：譬如《三國志》便没有“書”“志”，梁劉昭《後漢書補志》關於宗教的《天文志》和《五行志》寫了許多文章，而關於經濟的《食貨志》却一字也没有。所以中國的舊史學，就史學觀點説，無可否認的，還有極濃厚的個人主義或英雄主義的傾向。最近發生的新史學却不然，它注意整個社會的變遷。它雖然也説到個人，但只認這個個人是這個時代社會的代表人物。它不是爲了這個人的本身而記載他，而是爲了這個人的社會性而紀載他。就史學觀點説，它顯然帶有社會主義的傾向。近年來中國史學界對於中國社會史研究的熱烈，便是一個證明。

第二，舊史學的材料偏重於政治與軍事，而新史學却注意全部的文化。政治與軍事，是人類社會演進歷程中的重要材料，那是無疑的；但人類社會的演進，除了政治與軍事以外，還有其他，而且或者可以説還有更重要的。因爲政治的變遷，戰争的發生，只是人類社會歷程的表面的現象，而另有使政治變遷，使戰争發生之根本的事物存在者。偏重政治與軍事，至少可以批評它是“偏而不全”，或者簡直可以説是“避重就輕”。古人説《左傳》是“相斫書”，其實中國舊史學裏，相斫書却不少，不僅《左傳》是如此。固然，你可以舉出最近商務印書館所結集的十通，以爲中國舊史學裏也有注重全部文化的著作。其實，就大體説，《十通》只是政制史，並没有包舉社會文化的全部，雖然宋鄭樵的《通志》也曾上天下地的説到了昆蟲草木。最近發生的新史學，便是想擴充歷史的範圍，不限於政治軍事，而想遍及於社會文化的各部門。近年來，中國史學界出版了好幾部文化史和專史，如經濟史、哲學史、文學史、宗教史等，雖然大部分不是成熟的作品，但所努力的方向是正確的。

第三，舊史學爲上層的統治階級而寫作，而新史學却要求爲社會大衆而寫作。中國自春秋一直到了民八“五四運動”，可以説是士大夫社會層由萌芽而産生而發展而需要轉變的時期，也可以説是地主階級由萌芽而産生而發展而命定的要没落的時期。在這長時期内，君主、地主和士大夫、官僚有非常密切的關係，他們操握了全部的經濟權、政治權以及教育權。因社會是這樣的社會，所以反映於史學，也只是以君主、地主、士大夫、官僚的利益爲中心。舉例説，以司馬光這樣的史學與史識，而結果所撰述的大著的《資治通鑒》，也只是爲了“資治”。什麽叫做“資治”呢？就是如何去維持君主、士大夫、官僚的權威，如何統治“兆民之衆”也就是説如何鎮壓農工大衆而已。這决不是故意毁謗名著，我們只要翻閲宋英宗《資治通鑒序》和司馬光自己在開始記載“初命晋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爲諸侯一節所附的議論，便可了然了。自然，這並没有降低司馬光在中國史學史上的地位；一切學術只是社會的反映，司馬光的史學和他的時代是相配合的；他已盡了他所應負的歷史的使命，不過不是我們的時代的使命而已。因之，新史學要求現代的中國史學家寫作爲大衆閲讀的通史。固然，近幾年來也曾出版了幾部中國通史，但都是學校教本，不是史識不够，便是史法欠密，總之，或多或少地帶了些“没落的士大夫”的氣息，還需要史學界更大的努力！

第四，舊史學偏於主觀，而新史學偏於客觀。所謂客觀，是指人類社會歷程的本相，就是“歷史的本身”；所謂主觀，是指史學家如何紀述這人類社會歷程的本相，就是“歷史著作的觀點”。譬如説，中國有五千年左右的歷史，這是指客觀的歷史而言，中國的《正續資治通鑒》，那是史學家如何用自己的觀點來表現這客觀的歷史，那是歷史的著作。本來一部歷史著作，都具有客觀性和主觀性；世間没有“没有客觀性”的歷史著作，也没有“没有主觀性”的歷史著作；不過客觀性和主觀性的配合方法和成分多寡大有不同而已。中國以往的史學著作，每每主觀性過重，而失了客觀的真實性。甚至於有以史學著作爲手段，以達到另一種目的。這不是爲史而寫史，而是爲了某一種政治主張或利益而寫史。譬如清高宗的《御批通鑒輯覽》，奴才坯子的紀昀在《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上説：“發凡起例咸禀睿裁”；“指示書法，悉準麟經”；“微言大義，燦若日星”；“特筆昭垂，皆天理人情之極”，恭諛了一堆。其實，清高宗只是在歪曲了客觀的歷史，借歷史爲工具，想訓練大批的奴才們，以維持他自己的君主利益而已。這種毛病，以往的史學家都或多或少的犯着，不過《御批通鑒輯覽》是最極端的例子而已。新史學並不是説完全不要主觀，因爲没有主觀是不可能的事。新史學所要求的，是如何使客觀性比較更多的表現着，如何使主觀和客觀更適宜的配合着。總之，要求能寫出比較信實而周遍的歷史。近幾年來，中國史學界流行着所謂“科學的方法”，就是這種傾向的表現。(www.chuimin.cn)

最後，第五，舊史學只是注意歷史的外相，而新史學却更進一步注意歷史的内因。换句話説，舊史學只在記述歷史之“如此”，而新史學却要求説明歷史之“所以如此”。以往的史學家，就是最優秀的，他編寫一部歷史著作的歷程，大約不外下列四個步驟：第一，收集史料；第二，鑒定史料；第三，整理史料；第四，也是最後，便是編述歷史，譬如司馬遷寫作《史記》第一篇的《五帝本紀》；他在末了“太史公曰”一段説：“余嘗西至空峒，北過涿鹿，東漸於海，南浮江淮矣。至長老皆各往往稱黄帝、堯、舜之處。”這是他想就各地長者的口耳相傳的傳説中收集史料。又説“百家言黄帝，其言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這便是他曾經對於諸子百家中記載黄帝的史料加以鑒定。又説：“予觀《春秋》《國語》，其發明《五帝德》，《帝繫姓》，章矣。……書缺有間矣，其軼乃時時見於他説。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固難〕爲淺見寡聞道也。余并論次，擇其言尤雅者。”這證明他曾經對於他所得的《春秋》《國語》以及“他説”的史料加以一番苦心的整理。最後，他揮着他的史筆，編述了《五帝本紀》，而“著爲本紀書首”。但是司馬遷，由收集、鑒定、整理到了編述而止，他只是説了五帝時代的歷史是“如此”，而並没有説明五帝時代的社會“所以如此”，譬如説，堯舜禹用“傳賢”的方法“禪讓”帝位和夏商周的“傳子”的方法不同，這是爲了什麽，《史記》並没有加以説明或解釋。所以新史學所要求的，是想在收集、鑒定、整理，編述四種工作之外，再加上解釋一種工作。近年來，中國史學界“史的一元論”所以流行，“釋古派”所以日趨發展，也正是爲了這理由。

新舊史學的不同點，大致如上文所説。至於舊史學的體裁，和新史學的派别，内容相當複雜，不是本文篇幅所能容納，待另文説明。

原載《自學》1939年第2卷第1期；《改進》1939年第1卷第1期轉載，據《自學》録。

中国新旧史学差异：周予同教育论著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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