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這次陶器的研究,第一,在製作的方面,殷墟陶器較之中國新石器末期銅器初期時代之仰韶期爲進步。殷墟的陶器,也是一樣。不過仰韶期中輪轉的陶器,都是寬口大腹的;而殷墟的輪轉的陶器,居然有形式高深製作細緻的“弦紋尊”。第二在製作的形式方面,殷墟陶器較之仰韶期也有顯著的變化。殷墟的陶器與商周的尊彝屬的銅器很相像。殷墟陶器的研究,以上所述不過是研究的開端,將來還有很大的發展的可能性。......
2023-11-01
就文學方面説,敦煌書庫所發見的珍寶,是“俗文”與“變文”;現爲明晰起見,分爲一、“俗文”與“變文”之文體的詮釋;二、“俗文”與“變文”之文體的來源;三、“俗文”與“變文”示例;四、“俗文”與“變文”對於中國文學的影響。
一、“俗文”與“變文”都是以詩歌與散文合組而成,這是它們的相同點;然而也自有其异點。第一:“俗文”以解釋佛教經典爲主。它先引經文,後加演釋;將艱深不爲俗人所懂的經文,加以通俗的解釋,所以稱爲“俗文”。“變文”以敷陳故事爲主。它采取佛經中或中國的原有故事,用這種詩文合組的文體來重加敷演,使它變爲通俗生動,所以稱爲“變文”。第二,“俗文”以散文體的經典提綱,以詩文合組的文體演釋,故全篇性質可分爲綱領與箋釋兩部分。“變文”則無綱領與箋釋之分,而以詩文合組的文體爲整個故事的叙述。總之,“俗文”不能離經典而獨立,而“變文”則采取故事而爲自由的寫作。
二、詩歌與散文合組之“俗文”與“變文”兩種文體,爲中國從前所没有。中國古代散文,如《易經》、《老子》等,雖夾用韵語,但這些韵語只是爲口耳相傳便利起見而着筆,决不能稱爲詩歌。《韓詩外傳》、《列女傳》等之引詩以結束全文,碑銘史贊等以韵語總括全篇,與“俗文”與“變文”亦全然异體。至詩歌中夾以散文,在中國更是没有。所以“俗文”與“變文”的文體顯然是受外來文學的影響。這外來影響,可以斷定是印度。因爲印度的戲曲、小説,甚至於經典,每每是詩歌散文合組的。這種印度文學隨佛教而抵中國,於是産生這兩種文體。至於這兩種文體産生的早晚,可以説“俗文”較先於“變文”。據我們現在的推測,大概佛教徒爲宣傳經典起見,於是應用印度的文體,創爲“俗文”;後來覺得“俗文”還受經典的拘束,不易引起聽衆的興趣,於是采取佛經的故事自由敷演,而成爲“變文”;又其後,中國民衆因爲“變文”很能吸引聽衆,於是采用中國原有的故事,而加以描寫,於是遂由宣傳的作品而變爲愛美的作品。
三、現在敦煌發見已給我們知道的,俗文有《佛本行集經俗文》、《八相成道經俗文》、《維摩詰所説經俗文》及羅振玉《敦煌拾零》中三種,變文有《大目犍連冥間救母變文》、《舜子至孝變文》、《明妃曲》殘卷及《列國傳》殘卷數種而已。所可惜者,這種作品都是殘闕不完,致我們無法鑒賞其全局;然而就是”窺豹一斑“,也可見其結構的偉大與描寫的活躍了。
《佛本行集經俗文》是叙説佛從兜率降生人間,爲净飯王太子,後因經見人生生老病死四苦,遂决意捨弃國家,出家修行。《八相成道俗文》亦是叙説釋迦托生下界,因見人生四苦,遂赴雪山修道的故事。《維摩詰經俗文》是這幾篇“俗文”中最偉大的作品;巴黎國民圖書館所藏的卷末有“廣政十年”等字樣;廣政是蜀後主孟昶年號,廣政十年當公元九四七年,則這作品至遲當在十世紀中葉。京師圖書館藏有本書第二卷,是叙説持世修行時,魔王波旬幻化帝釋形狀,從萬二千天女,想破壞他的道行的故事。《敦煌拾零》中第一種爲《文殊問疾》,叙佛使文殊到維摩詰處問疾,大概也當在《維摩詰經俗文》内。又一種叙有相夫人生天事,又一種叙舍利弗與六師鬥法事。現録《八相成道俗文》一段以見它的格式。
我佛觀見閻浮提衆生業障深重,苦海難離,欲擬下界勞籠,拔超生死,遂遣金團太子先届凡間,選一奇方堪降質。於此之時,有何言語?
我今欲擬下閻浮,汝等速須揀一國。
遍看下方諸世界,何處堪吾托生臨。
爾時,金團天子奉遣下界,歷遍凡間,數選奇方,並不堪世尊托質,唯有迦毗衛國,似膺堪居。却往天中,具由咨説。
當今金團天子,潜身來下人間。金朝降生□,
福報今生何處?遍看十二大國,旋□皆道不堪。
唯有迦毗羅城,天子聞名第一。社稷萬年國生,
祖宗千代輪王。我觀過去世尊,現皆生佛國□。(www.chuimin.cn)
看了却歸天界,隨於下生□。時當七月中旬,
記蔭摩腹内。百千天子排空下,同向迦毗羅國生。
《大目犍連冥間救國變文》是叙説佛弟子目連經歷地獄訪救他的母親青提夫人的故事。在中國這可説是第一部叙述地獄情形的著作。這“俗文”卷末有“貞明七年”等字樣,貞明爲梁末帝年號,貞明七年當公元九二一年,則這作品亦當在十世紀中葉以前。《舜子至孝變文》是叙説舜孝父母、歷遭困厄、亦不怨望的故事。《明妃傳》殘卷是叙説王嬙被毛延壽陷害遠嫁匈奴的故事。《列國志》殘卷是叙説伍子胥因父兄被楚王殺害投奔吴國復仇的故事。現節録《列國志》殘卷中伍子胥乞食遇妻一段,以見它的格式。
……子胥叩門從乞食,其妻斂容而出應。劃見知是自家夫,即欲教言相識認。婦人卓立審鬼量,不敢向前相附近。以禮設拜乃逢迎,怨結啼聲而借問。“妾家住在荒郊側,四迴無鄰獨栖宿。君子從何至此間,面帶愁容有飢色。落草瘴狂似怯人,屈節攆形而乞食。妾雖禁閉在深閨,與君影響微相識。”
子胥報言娘子曰:“僕是楚人充遠使,涉歷山川歸故里。在道失路乃迷昏,不覺行由來至此。鄉關迢遰海西頭,遥遥阻隔三江水。適來專輒横相干,自惻於身實造次。貴人多望借相認,不省從來識娘子。今欲進發往江東,幸願存情相指示。”
其妻遂作藥名向曰:“妾是件茄之婦,細辛早仕于梁,就禮未及當歸,使妾閑居獨活,莨薑芥,澤瀉無憐,仰嘆檳榔,何時遠志。……”
四、這些“俗文”與“變文”大概發生於十世紀中葉以前,其影響及於中國文學,約有四方面:一、寶卷;二、彈詞;三、小説;四、戲劇。
(1)寶卷爲流行於南方的民間文學之一種。其格式,用散文與韵語合組,與“俗文”及“變文”同;其内容,多述佛家的故事,亦與“俗文”及最初的“變文”同。所以它實是“俗文”與“變文”的嫡系子孫。如《香山寶卷》叙述觀世音菩薩得道的故事,實一明例。寶卷的取材,初限於佛家故事,漸次及於仙道故事,又次及於中國原有故事,如孟姜女、梁山伯等,又漸次及於游戲記誦如《花名寶卷》等,其演變與變文相似。
(2)彈詞是寶卷的生的民間文學;其不同點,大概寶卷初流行於佛家,而彈詞初流行於俗家;寶卷帶有勸善的色彩,而彈詞帶有娱樂的情趣。其與“俗文”“變文”稍微不同之點,在彈詞以韵文爲主,以道白或散文爲輔;而“俗文”“變文”則韵語與散文並重而已。
(3)中國説書體的小説之受“俗文”與“變文”的影響,也是很明顯的。如説書體的小説中,於診斷引證處用詩或詞,於特殊描寫處也用詩或詞,與唐人傳奇小説不同,而與“俗文”“變文”參用詩歌相似:此其一。説書體的小説,於一回之末,每有“欲知後事如何,再聽下回分解”,與“俗文”“變文”的“如何白佛,也唱將來”,“上卷立鋪畢,此入下卷”相似:此其二。
(4)中國戲劇,據現在的考證,始於趙宋。在劇文中,有道白,有歌曲,與“俗文”“變文”之詩歌散文交錯成篇亦相似,所以一定有相當的關聯。如果慎重點説,章回小説與戲劇,直接受了印度文學的影響,而與“俗文”“變文”有相當的血統關係,那更不易反駁了。
僅就文學而論,敦煌書庫所發見的,已足驚人;若是包括敦煌石室全部的發見而言,則其材料的豐饒,範圍的遼廣,實需要多數專家的整理與研究。然而這還不過是斯坦因氏三次考古中之一次的一部分的成績呢!他,斯坦因氏,無疑的是盜竊中國古物之一人,然而,他也是同時將中國寶貴的古物向世界系統的正式的公開以供學者研究的一人;我們對於他應該怎樣的表示呢?幾封快郵代電之類的宣言,寥寥數語的公文電報,都不足雪我們已往的耻辱;我們只有堅决的沉摯的負起整理與研究的責任,向世界學者表示我們能在古國的舊的文化上産生新的學術,庶幾可以雪耻於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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