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書庫厄運與幸運：周予同教育論著選编

2023-11-01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這些石室中之一藏有書籍及其它美術品。這石室外加複壁，所以歷來不曉得它是一個寶貴的書庫。敦煌千佛洞全景之一角斯坦因發見敦煌千佛洞書庫，是在一九〇七年五月二十日。發見千佛洞書庫是他第二次考古的重要成績。敦煌千佛洞書庫發見之各種語文敦煌千佛洞書庫發見之佛教經卷自從英國得到敦煌古物以後，法國也不肯示弱，立刻遣派伯希和到敦煌來搜求。又據葉昌熾《語石》卷一頁二十九，有如下的叙述：敦煌縣千佛洞，即古之莫高窟也。

敦煌縣是今甘肅省的一縣，清代屬甘肅安西州，民國初，屬甘肅安肅道。敦煌縣東南三十里有鳴沙山。山臨小川。山麓有三寺，俗稱爲上寺、中寺、下寺；據近人的考證，這三寺舊總名三界寺。寺的附近建有許多石室，據徐松《西域水道記》卷三，謂始於前秦建元二年（公元三六六年）。從唐朝到元朝，稱爲莫高窟，俗名千佛洞。洞中有壁畫，上截爲佛像，下截爲人畫象。《西域水道記》載清雍正中（公元一七二三至一七三四）光禄少卿汪漋《游千佛洞》詩，有“色相嗟多毁，丹青訝尚鮮”的句子，就是指壁畫而言。這些石室中之一藏有書籍及其它美術品。保藏的時期，不甚可考；據發見的許多唐朝手寫本，大約至遲是在唐末宋初（公元十世紀間）。這石室外加複壁，所以歷來不曉得它是一個寶貴的書庫。

發見敦煌千佛洞書庫之斯坦因氏

斯坦因氏致日本矢吹慶輝氏之手札

敦煌書庫發見的時期，王國維在《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國新發見之學問》一文中，謂在一八九四年前後，即清光緒二十年甲午前後（見《科學雜志》第十一卷第六期）；但王氏也只是推測之辭，没有明確的證據。普通根據賣古物給斯坦因的王道士的話加以推斷，説是在公元一九〇〇年（清光緒二十六年庚子）。據説，當時因爲重修千佛洞，掃除砂礫，土壁傾壞，遂以發現。但《藝術叢編》第二十三册載有“宋靈修寺開寶八年觀音畫像”，像右題有“光緒二十五年出敦煌千佛洞”等字；光緒二十五年當公元一八九九年，則根據王道士的話加以推斷，或者也不見得可靠。如果這書庫的發見是在一八九九年的話，那麽，恰好與河南安陽甲骨的發見是在同一年。這一八九九年，可算是中國近代考古學萌芽的一年，同時也可算是中國近代考古學史上最耻辱的一年，因爲這些寶貴的古物大部分已落在外人手裏，而非我們所有了。

敦煌千佛洞全景之一角

斯坦因（M.Aurel Stein，或譯斯坦以，或譯司泰音）發見敦煌千佛洞書庫，是在一九〇七年五月二十日（清光緒三十三年丁未）。他本是匈牙利人，在英帝國的印度政府下任職。他是中央亞細亞的地理專家；對於中國學問，他自己承認一點也没有。他因爲要考察中央亞細亞的地理與古物——這考察帶有英帝國主義的嚴重的使命而非由於純粹學問的興趣，那是顯然的——曾先後由印度政府派遣到中國來。他到中國來考古，據他所發表的著作，已經有三次。第一次在一九〇〇年至一九〇一年，曾在和闐一帶得到魏晋朝代的木簡（這也是很可寶貴的古物，將來擬另撰一文叙説它）。第二次在一九〇六年至一九〇八年，第三次在一九一三年至一九一六年。發見千佛洞書庫是他第二次考古的重要成績。他從前曾由他的友人匈牙利地理學會會長洛克濟（Loczy）告訴他敦煌千佛洞畫壁雕刻的精美，所以於一九〇七年三月間，携帶一位翻譯蔣師爺（蔣孝琬）到了敦煌，首先考察千佛洞的壁畫。後來聽説千佛洞王道士發見古代寫本，於是在同年五月又來到這地方。經過幾次的秘密交涉，王道士才允許他到這書庫中參觀。據他説，這書庫很暗，在油燈光中，見到成堆的卷帙從地上高堆到十英尺左右，容積約有五百立方英尺。除寫本以外，還有紙畫、絹畫、幡蓋、綉品等物。他於是由蔣氏向王道士秘密交涉，出了一筆很少的錢，買到二十四箱的寫本與五箱的圖畫綉品等而歸。到了箱子運到了倫敦博物館之後，於是敦煌石室的古物喧傳於世界，而斯坦因的姓名也遂在近代考古學史上占有一個重要的地位。

敦煌千佛洞書庫發見之各種語文

敦煌千佛洞書庫發見之佛教經卷

自從英國得到敦煌古物以後，法國也不肯示弱，立刻遣派伯希和（Paul Pelliot）到敦煌來搜求。他是安南河内東方語言學校教授，博通中國學術。他於同年冬季，先到新疆迪化，謁某將軍，得敦煌石室書一卷；繼謁甘肅安西州某長官等，又得二卷。他考明這些書籍是唐朝手寫本，於是竭力設法購買，得十巨篋，約占石室藏書三分之一，運藏法國巴黎國民圖書館。同時，他也注意千佛洞的建築、雕塑與壁畫，拍了許多非常明晰的照片而歸。

當斯坦因、伯希和二氏滿載敦煌古物而歸的前後，中國人士未嘗没有發見而加以重視的；但是因爲中國人士素來没有保存古物的道德的修養，只是將這些古物當作私人的古玩而互相贈遺或賣買。據《藝術叢編》第三册“唐畫大士像紙”，有這樣的題記：(www.chuimin.cn)

甘肅敦煌縣千佛洞宋初石室所匿唐畫大士像。

光緒三十年四月朔奉檄檢點經卷畫象畢，迎歸署中供養，信士敦煌知縣汪宗瀚謹記。

據曹君直《沙州石室文字記》，有這樣的記録：

光緒戊申，同年陸季良示余甘肅敦煌縣令汪宗翰所遺後唐天成四年己丑歲五月廿九日樊宜信造藥師琉璃光如來象，絹本，長三尺許，筆意古拙，彩色鮮明，其所題記，文皆右行，蓋千佛岩莫高窟物也。

又據葉昌熾《語石》卷一頁二十九，有如下的叙述：

敦煌縣千佛洞，即古之莫高窟也。洞扉封以丸泥。十餘年前，土壁傾陷，豁然開朗，始顯於世。中藏碑版經象甚夥。楚北汪栗庵大令宗瀚以名進士作宰此邦，助余搜討，先後寄貽宋乾德六年水月觀音畫象、寫經卷子本、梵葉本各二，筆畫古拙，確爲唐經生體。

按考上引各文，光緒三十年當公元一九〇四年，較斯坦因到敦煌還早三年。光緒戊申，爲光緒三十四年，當公元一九〇八年，較斯坦因的發見，只遲一年。葉昌熾於光緒二十八年，即公元一九〇二年，奉命視學甘肅；他所著的《語石》，刊於宣統元年己酉三月，即公元一九〇九年；則所見敦煌古物，亦當不晚於斯坦因。然而，中國的官僚，中國的士大夫，他們只有玩賞古董的雅趣，而没有考古的學術興味，於是這寶貴的古物，只是作這位知縣大人賄賂長官、贈送朋友、“迎歸供養”之用了。

從斯坦因、伯希和二氏將這些古物在英、法首都從事整理以後，世界考古學界大受震動，日本學者也立刻趕赴英、法抄録研究，於是我國人士才曉得這些古物是國家的重要文獻，這些古物落在外人手裏是國家的耻辱；於是才因少數學者的鼓吹，由北京行文到甘肅，由甘肅行文到敦煌，將所有剩餘的寫本雜物一概載運北京，放在前學部管轄的京師圖書館。然而經一級一級官廳的私自扣留、私自贈送，運京的寫本已不是斯氏、伯氏兩次搜括以後所剩餘的全數；到了北京，又屢經竊盜，散歸私家的不下數千卷。當日北京市中有敦煌古物流傳出售，陝、甘一帶古玩店亦可購買（據王國維的話），大發展其國人盜竊古物的本領。

更可痛心的，後來斯坦因又到了千佛洞，王道士還將私自秘藏未爲中國官廳所搜得的再賣給了他；他又曾在一位中國官僚那裏看到這位官僚所私留的一幅絶好的絹畫。他以爲，依此推測，敦煌古物被個人所私留的當不在少數；然而這些寶物的存亡都已在不可知之數了。所以他很自居功，以爲運走這些寶物是大有造於考古學，因爲不運走也是澌滅無存的。諸君，我們對於這位最近國人指斥爲盜竊古物的考古學家，表示讎恨呢？表示感謝呢？對於我們自己國人那樣鼠竊狗偷的行爲，感到耻辱呢？抑或感到耻辱以上的憤怒呢？我們幾乎是没有法子可用語言文字來表示我們這複雜的情感了。

敦煌書庫厄運與幸運：周予同教育論著選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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