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予同教育著作精选，助力青年成长

這本是覆朋友L君的一封信；現在青年們如L君樣，因爲較可喜悦的時代已一瞥地逝去，而未來的偉大的時代還是渺茫，於是陷於不可言説的苦悶的，當也不少；偶然想到這層，所以就冒昧的不待L君的同意而向青年們公開着。自然，這僅僅是個人的私見，也並不想再向這少數有熱情的青年們施以安眠藥劑；不過請他們略减少無謂的苦悶，請他們預備着“力”以歡迎偉大的時代的來臨，則或不至於全無意義的事吧！

L，你太悲觀了；讀完你的來信，我竟有點泫然。自然，我也不見得怎麽樂觀；在現在這樣陰雷不雨的局面之下，甚至於一切重新走回老路的局面之下，只有心腐爛着的人們在歡呼着萬歲的口號，在高唱着凱旋之歌。但是，或者我已經比你衰老的緣故，我只稍稍感着苦悶，而尚未根本地絶望，如你一樣。我以爲新的時代一定會藴蓄着不可抗拒的大力到來，無論你是喜歡它，厭惡它，或者是讎恨它。這新的時代的形式，和它出現的時日，自然未可預知；但它的駕臨，則我敢固執着以爲不可避免的事。L，你將以爲我在自欺着；或者是的，我確是自己找尋着理由以麻醉自己情感方面的不可稍耐的苦痛；但我覺得我的理由不是玄想的，而自有其真實的歷史作爲背景。L，我近來的確有點歷史迷；我以爲歷史派的立場比較地妥善；它固然不會使你狂熱，但也不致推你墮入幻滅的深淵；它會給你冷静的頭腦，尖刻的眼睛，而同時給你堅固的意志，使你爲着自己在大時代中應盡的義務努力着。

你説：你看，一切走着迴環的路；我們的民族根本是無救的，只有等待着没落與滅亡。許多人説他在踱方步的前進，而我則以爲簡直是在兜圈子，以待末日的審判。是的，你的觀察不能不説是把握着一部分的真象；白話文學漸漸的成功了，而教育專家們又重新在提倡着文言文，男女在社交上漸漸的公開了，而禮教維持者又重新在嚴男女之防；甚至於飛機，坦克軍已在内戰上應用着，而同時又裸臂執着有紅纓的竹葉槍，以繼承着拳匪的儀式。一切的一切，不僅是混亂，而且有系統似的在復古，在反動。但是，L，不要悲觀，這黑暗的現象，一似黎明的前夜，自有其時間上的必然的地位。它是前一時期的反響；它是後一期的先聲。你只要曉得歷史的演進是曲綫而非直綫，則這種反動的復古的現象將只有增加你奮鬥的勇氣，而你也决不致因爲它的威嚇而悲觀，而失望，而袖手了。L，相信我的預言，另一個新的偉大的時代終是要來的。注意，它是新的，它是偉大的，趕快訓練你的力，心力與體力，以“力”來歡迎這另一個時代吧！

L，這决不是讕言，這决不是在自欺欺人，這完全立場於真實的歷史啊！你曉得，我對於中國的學術思想史是有點趣味的；我近來時常想，現狀雖然使你不快，但新的中國確是在一步一步地走來；不必追溯到什麽鴉片戰争等比較遼遠的史實，只就辛亥革命前後以迄現在，已是很明顯的可以劃分爲三大時期。這三大時期，自有其不同的學術的背景，自有其不同的表現的方式，自有其不同的代表的人物與集團，也自有其不同的反動的現象，然而一期比一期進步。

第四時期要來的，現在呢，它是“第四期之前夜”！

我所謂三大時期，“辛亥”前後爲第一時期，“五四”前後爲第二時期，“五卅”前後爲第三時期。第一時期以中國舊有的學術思想爲背景，其代表的人物是章太炎與康有爲，其表現的方式是“革命黨”與“保皇黨”。第二時期以批評中國舊有文化，接受西洋新興文化爲背景，其代表的人物是胡適陳獨秀一班人，其表現的方式是各色各樣的結社與刊物。第三時期以實驗西洋政治經濟思想爲背景，其代表的集團是“國民黨”與“共産黨”，其表現的方式是政治領導權之争鬥與社會組織之根本動摇。第二時期比第一時期進步之點，其一，在於一是世界新興文化的接觸，而一則僅僅是中國舊有學術的復活，其二，一是注意社會全部文化之改造，而一則僅僅是注意政治組織之上層的改革。第三時期比第二時期進步之點，其一，一是世界政治思想之有計劃的實際的嘗試，而一則僅僅是世界文化之無系統的表面的介紹；其二，一是有組織的集團之力的表現，而一則僅僅是少數的個人之自由思想的表白。這短短的十七年誰説不像一座怒潮，一個浪頭比一個浪頭來得高，一個浪頭比一個浪頭來得有力。現在呢，正是前浪已退，後浪將進之際，表面上似乎沉静，而實際上未來浪頭之更高而更有力，决可預言。L，不要悲觀，只要死神不立刻將我們帶走，我們就是厭倦於實際的參加而僅僅作一個旁觀者，我們將如何的心驚目眩呢！况且，只要你的心没有腐爛着，你的力還有一絲一毫的存在着，你就要不自禁的參加了！

提起了康有爲，章太炎，現在的青年們誰都要發笑，以爲一是復辟派的領袖，一是反革命的智識份子；然而，且慢，在辛亥革命以前，把握着思想界的權威，作少數熱情的青年們的導師的，不是他們兩位是誰呢？中國革命思想的萌芽，不出於全部民衆之事實的需求，而由於少數青年之情感的冒險；而指導這少數青年從事革命之學術思想，則又不是出發於美國獨立與法國革命的理論，而是出發於中國固有的常州經今文學派與浙東史學派的學術。L，你將以爲我又無聊的在弄文舞墨；不是的，歷史是告訴我們如此的。常州經今文派自莊存與開創以後，到了龔自珍魏源，已經有點“六經致用”的思想，而欲以經學論政治。康有爲出，集經今文學之大成；一面提出《禮運》，以爲理想社會的目標；一面高唱《公羊》三世之義，以爲達到理想社會的階梯。康有爲主張保皇，主張復辟，是的，一點兒不錯；但他的荒謬的行動自有其學術上的根據，他以爲現代是“據亂世”，由“據亂世”進化“大同世”决不是一蹴可幾，而必須經過“小康世”；而“小康世”呢，老實不客氣的是主張“君臣父子之分，夫婦長幼之别”的有階級性的社會。在他的意見，以爲現在就要做到“貨惡其弃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爲己”的共産社會，是絶對不可能的，而且一定會招致大亂。所以他以爲現在不必推翻清朝，而只要從憲法入手。當時許多人駡康有爲奴性，其實呢，在他的學術立場説，在他的大同思想上説，所謂滿漢民族之争，真“卑之不足高論”呢！自然，瞭解他全部思想的，就在他的門弟子中，也不見得多；當時附和他的，受他的指導或影響的，大概是微温的，比較理智的，比較情懦的青年。康有爲，你不要藐視他，他的確是繼經今文學派的思想，代表當時政治改良派的意見，而與章太炎派對壘呢。章太炎，大家以爲他是漢學家，是經古文學派的健將；不錯，他的確由俞樾方面接受漢學，以繼承王引之，王念孫，段玉裁，戴震，顧炎武一派的學統；但同時他受浙東史學派的影響，兼祧了章學誠、全祖望、萬斯同、黄宗羲一派的學統。他是經古文學家，而同時是史學家。原來，經古文學發展到清末，已經有和浙東史學派混合之可能；我們只要看章學誠“六經皆史”一句話，已經爲經古文學張目助臂不小。浙東史學派有兩個特點：其一，是嚴種族之别，以异族入主中原，爲漢族奇耻；其二，是尊崇歷史，以歷史與民族的興亡有密切的關係；黄宗羲萬斯同輩努力於宋明末葉掌故的搜輯，都不過想憑藉史實以引起後死者的奮發。章太炎當時就是高舉着浙東史學派的這兩個火炬，向青年們號召着煽動着。他不大留意革命後的政治組織，而只是呼喊着“推翻清朝”“驅逐异族”。孫中山先生在當時不過以實際的行動來感動隨從着的青年，而章太炎則以口舌文墨向東西南北的青年招集着；論功行賞，他在當時，的確是一位善於宣傳的人物。我們回憶到我們少年的時候，也似懂非懂地在秘密地偷看着《揚州十日記》等類小册子，真可窺見浙東史學派勢力的偉大呢！當時站在章氏旗幟下的，大概是急進的比較熱情的，比較勇敢的青年；他們不願在所謂异族之下求改革，而願意拿自己的血來洗出一個新的社會。所以當時的青年界，在學術上是經古文學與經今文學之争，在政治上是革命黨與保皇黨之争；然其出發於中國舊有的文化與僅僅注意政治組織之上層的改革，則初無二致。結果，偉大的辛亥的雙十節來了，改良派（康派）失敗，革命派（章派）獲得暫時的勝利，而所謂“中華民國”的招牌也從此挂起。

時代是推進的、冷酷的，它不管你們領袖的落伍不落伍！於是康有爲化爲聖人，而章太炎不久也變成瘋子；我們偉大的又一時代“五四”來了！“五四”的價值，决不在於趙家樓之一擊，也不在於表示學生在社會運動上的地位，而在乎它給與這頑舊的中國以新的轉機。辛亥革命，名義上總算成功了；但是，你曉得，革命思想這樣地浮薄，它没有世界思想作背景，也没有民衆作基礎，而只靠幾個書生與游俠；他方面革命黨人又這樣地脆弱，他没有嚴密的組織，没有堅决的信條，而只靠少量的熱情與好奇心；我們見了劉師培的賣身投靠，讀了孫毓筠的懺悔自譴，我們只有替智識階級下泪墮涕。以這樣的革命局面，當然經不起梟雄袁世凱的反動，但是時代終究是推進的，暫時的反動只會驅迫革命的思想向着深化與鋭化；我們新時代的領導者與群衆又有點忍不住了，只好再來一次的謀叛。他們以爲中國革命之所以僅僅成爲表面的，惟一的原因在於中國舊文化所遺留的封建社會與宗教社會的思想根本不合於現代；陳獨秀、胡適輩首先揭竿而起，一方面對於中國舊文化加以消極的攻擊，一方面對於西洋新文化加以積極的紹介。他們攻擊漢字，攻擊文言文，攻擊婚姻制度，攻擊家庭制度，攻擊中國一切文化的根源的儒家的倫理思想，政治思想。他們屏弃中國一切固有的學術思想，而只是以大膽的懷疑的破壞的態度。同時對於西洋文化，在文學作品上，無論其爲左拉，其爲莫泊桑，其爲易卜生，其爲托爾斯泰，其爲泰戈爾；在政治思想上，無論其爲巴枯寧、克洛泡特金的無政府主義，其爲馬克思、列寧的共産主義，其爲工團主義，其爲基爾特社會主義；在哲學系統上，無論其爲哲姆斯的實驗主義，其爲柏格森的直覺主義，其爲羅素的唯實主義，其爲尼采的超人主義；都是雜亂的生吞活剥的在翻譯着在叫嚷着。當杜威博士第一次到北平的時候，一般青年學生們，甚至於所謂教授們，不先明暸他的哲學在哲學史上的地位，不先瞭解他的教育學説在教育史上的來龍去脉，而只是張口瞪目在等着這位洋菩薩在做着“裝鴨子”的把戲。這種對於西洋文化的狂熱，與其顯示智識的饑荒，現在回想不免有點發笑。當時結社與刊物的盛行，真可稱“雨後春笋”；但所謂結社，不過是幾個友好的集合，無組織與紀律之可言；所謂刊物，也不過是連做帶譯的幾篇文章的凑拼，無鮮明的專狹的目標之可言，雖然他們很驕傲地自以爲是新文化運動，誰都曉得，《新青年》雜志最初把握着思想界的權威；但後來，研究系的梁啓超、張東蓀、張君勱等也組織了共學社，出版了《解放與改造》雜志；國民黨的胡漢民、戴季陶、沈定一等也抱着改組黨務的意見，出版了《建設》及《星期評論》雜志；與自由派的《新青年》成爲鼎足的形勢。大概“五四”的前期抱着全部文化改造的野心，其範圍不免廣泛而浮薄；而後期則漸漸曉得改造文化的階段，而偏重政治與經濟。《新青年》、《每周評論》所以後來漸漸黯淡，漸漸失了青年們的崇奉，而反不能與研究系及國民黨争衡的緣故，就因爲胡適輩自由思想的空氣太濃，講壇派的態度太重，只能徘徊於前期，而不能順應中國特殊的環境，以躍入於後期（改組後的《新青年》，一變而爲共産黨的機關報，又當别論）。所以第三時期“五卅”以後，所謂新文化運動的領袖，除去一二人參加政治争鬥外，其餘也都漸漸的没落，與康有爲、章太炎不過百步與五十步的運命。總之，這時期以批評中國舊有文化，紹介西洋新興文化爲特色。其比第一期進步之點，第一，在於承受世界現代的文化；第二，在於注意社會全部的改造。而其弱點，第一，在於介紹之無系統與無耐力；第二，在於破壞之無組織與無階段。於是所謂“新文化運動”，除了變文言爲白話，而還時時要防禦頑舊者的襲擊以外，只成了歷史上一個肉麻的名辭了！(www.chuimin.cn)

時代依舊是推進的，依舊是冷酷的，依舊不管你們智識階級份子的没落不没落；於是“新文化運動”的巨子們被時代丢在路旁，而我們偉大的又一時代“五卅”來了！説起“五卅”，我們的血是如何地在沸騰着；然而在另一方面，我們是如何地在歡迎啊！只有它，才揭破了帝國主義的惡魔似的凶暴；驚醒了全中國民衆的渴睡似的鼾夢。它暗示着我們空想是無益的，要力的表現；個人是不行的，要集團的組織；單純的青年學生的行動是不够的，要農工兵學全部的參加；混籠的改造社會文化是無效的，要先着手於政治經濟制度的改造。它暗示着我們，以破壞與建設的目標，以破壤與建設的方法；雖然方法不免於錯誤的嘗試，而目標也是渺茫的影子。許多人以爲自“五四”到現在是一綫的繼承，錯的，它是不同的顯明的兩個時代。“五四”以後幾年，許多悲觀論者在失望，以爲思想界太混亂了；混亂，决不是的，他們在整理自己的陣綫，在考慮自己的立場呢！舉例説吧！“好政府”宣言的署名者不是國内智識階級的領袖分子嗎？但是時代不客氣逼着他們投降或前進，而不容他們絲毫的游移與中立；結果，他們不是參加於新興的政黨，以從事實際的工作，就只好匍服在段祺瑞、孫傳芳的脚下，作名義上的上賓。在青年學生方面，少年中國學會不是很有點精彩的團體嗎？但是經過幾次的會議，終於無形的解散；除了少數避匿在學術的象牙之塔以外，大家只好毫不猶豫的投奔在三民主義、共産主義、國家主義的大纛之下！“五四”時期最後的幾年，結社的涣散，刊物的减少，友好的破裂，决不是消沉，决不是卤莽，而是走入新的途徑之必然的現象。注意，這時期已不是個人之自由思想的表白，而是集團之力的表顯了；已不是空想的希望社會全部文化之改造，而是實際的認識政治、經濟制度在社會全部文化改造上之重要使命了！所以代表這時期的，不是名流，不是英雄，而是許多同志們集合之國民黨、中國共産黨、國家主義青年團；中國連主張極端自由之無政府主義者，也有所結合，而取所謂“聯盟”的形式。這些集團的中心思想也不是如從前樣僅僅供學者們在講壇上在研究室中玩弄玩弄的東西，而是要跑到十字街頭跑向下層社會去實際的工作。關於這些集團們的争鬥，自然還可以説許多陳述的與批評的話；但是，我們還是自己留意點吧！你曉得，言論自由在現在還是不兑换的支票，他們可以像幽靈似的派出劊子手來處置你如一隻小鷄，或者堂皇地割掉你的頭做電杆柱的裝飾物。你曉得，一切流氓的暴君的手術仍舊在沿用着呢。况且，這最近時期的一切的一切，你自己也曾目睹耳聞，又何必我的辭費呢？總之，這時期是一個新的時期，是一個比“辛亥”與“五四”進步的時期。它由個人集合到黨團，由學生擴充到農工，由文化歸宿到經濟，由批評與紹介躍進到破壞與建設。自然這時期的弱點也不少，在黨團方面，理論基礎的不深刻，組織訓練的不嚴密；在民衆方面，教育程度的太幼稚，政治認識的太模糊，都是十分顯明的現象；而國際智識的缺乏，不能拆散帝國主義者的聯合戰綫，亦是一大原因。

L，我這樣絮絮地在叙述着，一如白頭宫人説天寶遺事，你有點不耐吧；然而爲證明新的中國在一步一步地前進，只好辭費了！L，不要悲觀，只要記住一句話，“時代是前進的，不過前進的方式不一定是直綫”；你看“辛亥期”的袁世凱的反動勢力阻不了“五四期”的産生，“五四期”的殘餘北洋軍閥的反動思想阻不了“五卅期”的産生；則現在一切反動的復古的現象只有促進未來時代革命思想與方式之深化與廣化而已。

我這種樂觀的預言，你自然是將信將疑；然而立場於歷史派的我，則敢固執着以爲第四期的來到是無可疑義的；現在姑且舉出這未來時期的幾個特點，以爲你我异月的左證，好嗎？這未來的第四時期，我以爲，第一，它一定是集團本位而非個人本位。“辛亥期”與“五四期”的革命思想固然出發於個人，然到“五卅期”，已移至集團；個人在集團中有其領袖的地位，但離了集團，則他將定全陷於空虚與孤獨，而不足以言力的表白。現在集團還没有完成它的使命，决不致復反於個人本位。根據這一原則，則現在不注意於組織與紀律之集團的教育，而只是依戀着自由思想之迷夢的人們，根本是無救的，期待着没落的。第二，它一定是國際本位而非國粹本位。“辛亥期”固然立場於中國舊有的學術，但“五四期”，已躍進於西洋新興文化的接受，“五卅期”更躍進於西洋經濟改造思想的嘗試。現在嘗試的成績，不是敗衄，就是渺從，世界一切的一切又迫着我們無法固守着閉關主義，則我們今後决不能反於國粹本位。根據這一原則，則現在不注意於國情之分析的研究與國際之深刻的認識，而只是捧着封建思想，捧着宗教思想，擎着竹葉槍，向穿中山裝的孔子神像叩響頭的人們，根據是妄人的代表。第三，它一定是實際的物的本位，而非玄虚的心的本位。經濟是否爲文化之唯一的因素，我們不是唯物史觀者，固不必有所固執；但經濟爲文化之重要的因素，則無可諱言。“辛亥期”只着眼於淺薄的政治上層組織之改革，“五四期”只着眼於浮廣的社會全部思想之改造，“五卅期”才稍稍觸着社會問題的核心的經濟制度。今後，無論在世界，在中國，都正是經濟制度改造的發端，而非其終結。根據這一原則，則現在不注意於私産之畸形的發展與民生之非人的苦難而只是高唱着個人之心的修養，與希望着儒教教義之復活的人們，只好“束之高閣”。總之，未來的第四時期，其爲物的，國際的，集團的，而非心的，國粹的，個人的，我敢固執着以爲必要的。

L，可説的話自然很多，但爲着累贅，爲着忌諱，只好“默爾而息”了！L，新的偉大的未來的第四時期總有會突然出現的一天，記住吧，只要死神不立刻將我們帶走，我們就是厭倦於實際的參加而僅僅作一個旁觀者，我們將如何的心驚目眩呢？况且，以富於“力”的你，决不容作一個旁觀者，而會不自禁的參加的。L，預視你的力的表白的勝利！

雙十節後十日脱稿

原載《一般》1929年第6卷第1期，發表時署名“天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