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史學的發展、最初的原因及特點

追論到中國最初的史學，有三個問題到現在還不能得到最後的結論。這三個問題是：（一）中國最初的歷史著作究竟起於什麽時候？（二）中國最初的歷史著作究竟用什麽體裁去記載？（三）中國最初的史學因爲什麽原因而發達？

普通根據現存的《尚書》的首篇《堯典》，以爲離現在四千多年的唐堯時候，中國已經有所謂歷史著作。但是據有些經學家的考訂，《堯典》並不是作於唐堯的時候，而是後人所追記。這“後人”，或以爲是春秋時代的孔子，或以爲是孔子學派中的繼起者。總之，《堯典》是一篇“托古改制”的政治文章，而不是當時正確的歷史著作。

近人梁啓超主張中國最初的歷史是用詩歌的體裁去記述的。他因爲希臘荷馬撰作“史詩”，被歐洲人推爲史家的起源，因選取《詩經》中《商頌》的《玄鳥》、《長發》、《殷武》等篇，《大雅》的《生民》、《公劉》等篇，及《小雅》的《六月》篇，以爲這都是記述商、周的史迹，殆可指爲中國最初的歷史。這一説，以中國比附西洋，不見得可靠。《詩經》的詩篇，在現在看，固然是很重要的史料，但决不是歷史。因爲它們是爲詩而作詩，而不是爲史而作詩呢。

中國史學發達的悠遠，是不必否認的史實。但其所以發達，普通多歸因於“史官”的設置。史官最初設置於什麽時代，古書没有明文可考。相傳黄帝的史臣倉頡、沮誦創製文字，那是一種神話傳説，固不足信；但最近出土的甲骨，刻有“史”字，則商代設有史官，已得明證。依據《尚書》《國語》《左傳》等書的記載，則周代更分爲太史、内史、左史等職。史字，篆文作，从持中。清吴大澂以爲象手執簡的形狀。清江永以爲“中”字指“簿書”，猶如現在所謂“案卷”。依字形來考證，則史官最初的職掌在於主管檔案，不一定專門撰史。又據《國語》《左傳》《吕覽》《史記》等書所載，古代的名史官大抵供天子、諸侯、公卿的諮詢，則依史職來考證，史官其次的任務近於顧問諮議。爲慎重起見，我們説中國最初的歷史發源於史官，則可；説中國古代的史官是專記史實，已不甚周密；如將中國最初史學的發達完全歸因於史官的設置，恐更失當。總之，中國上古史的研究正在發展的途程中，則中國史學上的最初問題還不能得到結論，乃是自然而不必失望的事。

中國現存最早的歷史，普通都推《今文尚書》二十八篇。《尚書》中《堯典》《禹貢》《洪範》等篇，近人雖疑爲後人追記；但《甘誓》《湯誓》《盤庚》等多數是當時的誓誥，則是無疑的史實。與《尚書》同性質的，又有《逸周書》若干篇。但這書真僞雜糅，還須學者加以嚴密的考證。據春秋、戰國時人的稱引，又有所謂夏志、商志、周志、周書、周記等，則當是與《尚書》類似的文件。《尚書》等是否可稱爲歷史，實是一大疑問。考按它的性質，多近檔案，這只能視爲古代可寶貴的史料，而决不能直接的稱爲歷史。

中國現存的古書，具有歷史的形式的，似乎不能不推《春秋》。《春秋》以年月爲經，以史實爲緯，即中國史家所稱爲“編年體”。這部書，普遍以爲是孔子根據魯史删改而成。但近人因《論語》没有説到《春秋》，以爲這不見得是孔子的著作。又《春秋》在文字上固是史實的記載，但“今文派經學家”以爲《春秋》是假借史實以論究政治哲理，不能視爲歷史。這些都是經學上的問題，我們可暫存而不論。不過就《春秋》的本身説，文句這樣的簡短，史實這樣的無聯絡，記載這樣的狹隘，而且有時甚至於不依正確的事實而記載。它的史的觀念與史的範圍，不僅和現在不同，就和兩漢以後的歷史也不同。宋王安石譏它是“斷爛朝報”，近人説它是“流水賬簿”，都不無相當的理由。與《春秋》相類似的，據孟子説，有晋國的《乘》，楚國的《檮杌》；據墨子説，有周、燕、宋及百國的《春秋》；後來晋代在汲邑魏安釐王的墳墓中又見《竹書紀年》一書。

中國從漢武帝以後，因儒教勢力的籠罩太甚，每每求歷史的起源於六經，或將歷史的著作附屬於六經，而以《尚書》與《春秋》爲中國史學上最古的體裁。其實我們如果慎重點加以考察，這觀念是有點錯誤的。又清代章學誠主張“六經皆史”説，其實也是不對。我們可以説“六經皆史料”，而不能説“六經皆史”；因爲“史”與“史料”是不同的。就“史料”説，包括古代所有的記載與實物，又豈獨“六經”呢？總之，“經”與“史”應該使它們分家，而不當使它們互相淆亂，這是我們談中國史學史的所首當注意的。

在春秋、戰國時代，可以稱爲歷史，而留存到現在的，有三部書。一爲左丘的《國語》，二爲撰人失名的《世本》，三爲撰人迄未確定的《左氏春秋》，即《左傳》。《左傳》在中國史學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但它是否如普通所説出於左丘明，它是否和《春秋》有關係，及它的内容與它的來源究竟是怎樣，在經學史上都還是没有解决的問題；不過它和《國語》有相當的關聯，那是無法否認的事。《國語》和《左傳》的特點，第一，史實的記載比較的有組織；第二，史實的描寫非常活躍；第三，史實的範圍相當的擴大，而不局促於王室或所在國。與《國語》相似的，又有《戰國策》一書，但組織與正確都不及它。《世本》已亡佚於宋、元時代，現在也只有輯本。它的内容有帝系、世家、傳、譜、《氏姓》篇、《居》篇、《作》篇等。其中，譜近於後代“旁行斜上”的年表；《居》篇、《作》篇追述社會文物的起源與演變，在現代史學上都具有重要的價值。

中國史學正式的産生，當推撰著《史記》的前漢司馬遷。古代的史籍，或僅有事實的記録，而没有史學的立場；孔子的《春秋》，或只在注意政治理想，而有時抹煞社會史實。惟有《史記》，具有超越的史學的觀念，而又能忠實地記載史實。這可視爲中國史學的一大進步。《史記》的内容分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共百三十卷。它的取材與組織，雖根源於前代的史籍，但大加以變化與綜合，而自成一家。這部書與以前史籍不同之點，在於以人物爲本位，即中國史學家所謂“紀傳體”——紀以記帝王，傳以記名人。從司馬遷以後，中國所謂“正史”——就是連《史記》在内的二十四史——都在沿用他的方法。

繼《史記》而作的，是後漢班固的《漢書》。《史記》與《漢書》雖同爲“紀傳體”，但《史記》從上古直記到司馬遷的當時，而《漢書》則僅記前漢一代。中國史學家稱前者爲“通史”，後者爲“斷代史”。這“通史”是指通記古今的歷史，與近代譯稱西洋的“綜合史”爲“通史”的性質完全不同。對於通史與斷代史體裁的得失，以前史學家的意見很不一致。其實這種“遷固優劣論”没有多大的意義，因爲一種史體有它的優點，亦必有它的缺點。梁啓超以爲《史記》以社會全體爲史的中樞，不失爲國民的歷史；《漢書》以下以帝室爲史的中樞，於是史乃一變爲帝王的家譜。我以爲《史》《漢》的優劣在於遷、固史識的高下，而不在於史體的各别。斷代史爲事實上的需要而産生；因爲如果從古代重寫到當時，則失於不經濟；中途繼續前人的通史，則失於觀點不統一。而斷代史則起迄瞭然，取舍自由，亦自有其可取。至於帝王家譜式的流弊，原於整個社會的結構，而非當時史家所能挽救。《史記》對於昏庸的秦二世胡亥，不也是尊稱爲“二世皇帝”嗎？

從《漢書》的“斷代的紀傳體”産生以後，於是確定中國“正史”的體裁。對於“正史”，近人治史的每好加以苛刻的譏評。其實一切學術都是社會的上層結構，都必然的受着時代與地域的支配，史學自然也無法例外。以新史學觀念來評衡正史，自多可譏議的地方，但它確曾保存着相當富饒的材料呢！又“正史”雖都是紀傳體，但成書的辦法也頗有變异。大概唐以前“正史”多出於私人撰著，唐以後多出於政府開局合編，而以唐太宗别修《晋書》爲始。中國史家對於官修正史，每多不滿；以爲官修正史的最大流弊，在於編者没有嚴正的責任心，全書没有一貫的精神，而文字也不易有活躍的技巧。但平心而論，這仍舊是組織與人的問題。開局合編，對於史料搜集的方便，成書時日的經濟，都是優點。《明史》也開局合編，但因爲清初浙東史學家隱爲擘畫，究竟比較可觀，即一顯證。

與“正史”的“紀傳體”並峙，而成爲中國史籍的兩大基石的，是“編年體”。“編年體”，普通上溯到《春秋》與《左傳》，但慎重點説，應以漢末荀悦的《漢紀》爲首。繼荀氏而作的很多，大概都以一朝代爲起迄，這可稱爲“斷代的編年體”。一直到了宋朝司馬光撰《資治通鑒》，變斷代爲通史；上起戰國，以續《左傳》；下訖五代，以宋爲限。整理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史迹，歷十九年的著作時間而才脱稿，實爲中國史籍的偉大作品。繼《通鑒》而作的也不少，但没有能超越它的。這些都可稱爲“通史的編年體”。紀傳體以人物爲本位，它的短處在於史迹因分列而雜亂；而編年體以時間爲本位，則史迹可銜接而連貫，這是它的優點。(www.chuimin.cn)

中國史體與“編年”“紀傳”鼎足而三而且駕越以上二體的是“紀事本末體”。“紀事本末體”始於宋袁樞的《通鑒紀事本末》。袁樞的初意，本不在於創造一種史體；他覺得翻檢《通鑒》不甚容易，於是用提要的方法，將一千六百餘年的史迹約爲二百三十九事。繼袁樞而作的也不少，現在彙稱爲“九種紀事本末”。編年體以時間爲本位，固較紀傳體爲勝；但編年體的短處在於不能將一事的起迄系統的陳訴於讀者，而不免於“流水賬簿”之譏。紀事本末體以史迹爲本位，明晰的紀録一事的過程與因果，正足以補救“編年體”的缺陷。中國史體由紀傳體的人物本位一變而爲編年體的時間本位，再變而爲紀事本末體的史迹本位，實可視爲中國史學的進化。

紀傳、編年與紀事本末三體，大抵偏於政治現象，在帝王中心時代，這種流弊自是難免。但中國另存一種史體，由紀傳體演化而出，專記典章制度或學術文化，而成爲一種專門史——我們可簡稱爲“專史”。這“專史體”不僅在中國舊史學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就在現在新史學的觀點之下，也值得我們去發揚光大。這類專史，在中國舊史籍中，可分爲兩類：一爲“政制史”，一爲“學術史”，而以前者爲較發達。

政制史始於唐杜佑的《通典》。他將紀傳體中的“書”“志”一類加以擴充，而分爲食貨、選舉、職官、禮、樂、兵刑、州郡、邊防八門，從上古一直到唐朝的天寶，將歷代政制的沿革與批評，都以類相從，使成爲很有統系的記載。繼他而作的，爲元馬端臨的《文獻通考》。他將《通典》的八門擴充爲十九“考”，而另附經籍、帝系、封建、象緯、物异五考，則於政制之外，兼及學術思想。《通典》以簡嚴見長，而《通考》則以詳贍著名，都是中國史籍中有重要價值的著作。這類書在中國舊目録家稱爲“政書”。

學術史也源於紀傳體；《史記》中的《儒林傳》，《漢書》中的《藝文志》，已具有它的雛型。宋朱熹的《伊洛淵源録》，明黄宗羲的《明儒學案》，清黄百家、全祖望的《宋元學案》，對於“理學派”的人物與主張爲系統的記載；清江藩的《漢學師承記》《宋學淵源記》，戴望的《顔氏學記》，對於清儒各派爲個别的叙述。這類書，在中國舊目録家每稱爲“傳記”，其實是不對的。不過這類史體始終脱離不了紀傳體的結構，到現在還未曾發達到獨創的風格，這是有待於我們後死者的努力的。——雖然最近胡適曾著有《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梁啓超曾著有《清代學術概論》，組織稍爲不同。

與《通典》《通考》並稱爲《三通》之一的，還有宋鄭樵的《通志》。鄭氏是中國史學史上的一位怪杰，中國的史學家也每多崇拜他。他具有相當的史識，而且抱有著作的大野心；但他所成就的《通志》仍舊是《史記》與《通典》的混合體，而不能獨創一種體裁。《通志》合帝紀、皇后列傳、年譜、略、列傳各體而成，舊目録家因爲無類可歸，稱爲“别史”。其實紀傳、年譜因仍舊史，毫無可觀；精華所在，僅有二十“略”。略的範圍很廣，從天文一直到草木昆蟲，其實仍不離於政治與學術。如果鄭樵僅以二十略行世，而充實各略的内容，成爲專史，當比較地更有精彩。繼“三通”而作的，有清代官修的“續三通”與《皇朝三通》，而合稱“九通”。

中國史籍除以上四體——紀傳、編年、紀事本末、專史——外，我們所當注意的，是那些討究歷史著作本身的書籍。這些書藉，舊目録家每稱爲“史評”。其實“史評”可分爲兩種：一爲批評史迹的，如宋吕祖謙的《東萊博議》、明王夫之的《讀通鑒論》等；一爲批評史著的，如唐劉知幾的《史通》等。前者就現在圖書分類法，當歸於“論文”，在史學上没有什麽價值。後者可稱爲“史學”或“歷史研究法”，在史學上是值得特别注意的；本節所説，就是指這類書籍。中國歷史的著作發達很早，數量也多，但研究史學的著作却遲而又少。這原因，我以爲因爲中國史學的獨立性不堅强，而每受“經學”或“文學”支配的緣故。如《漢志》將《史記》附於《春秋》，朱熹因《通鑒》而成《綱目》，都可見史學受經學的桎梏。如《晋書》雜録《世説新語》，《新五代史》僅務文章高簡，又可見史學受文學的侵占。所以數千年來，爲史學而著撰專書的，僅有唐劉知幾的《史通》及清章學誠的《文史通義》。此外可與劉、章相並的，有宋的鄭樵；他曾將史學主張表見於《通志》的《總序》及《藝文》《校雔》《圖譜》三略中。梁啓超説：“自有左丘、司馬遷、班固、荀悦、杜佑、司馬光、袁樞諸人，然後中國始有史；自有劉知幾、鄭樵、章學誠，然後中國始有史學”；並非苛論。

中國史籍非常豐饒，據清《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合“存目”在内，史部計二、一七四部，三七、〇四九卷，而歷代亡佚的史籍與乾隆以後的著作還不在内。這許多史籍，舊目録家的分類异常煩瑣而紛歧，而且將地理及目録等等也歸屬於史部。其實除上述五種——紀傳、編年、紀事本末、專史、史學——外，大抵可歸納爲兩大類：一爲彙編的史料，一爲局部的史乘。前者未經裁剪或組織，依事紀録，以備治史者的采擇，如實録、方略及其他雜傳等。後者雖體裁已備，但範圍殊狹，如常璩的《華陽國志》，即其一例。總之，中國舊籍，衡以新史學的觀點，大抵可稱爲“史料”的頗多，而足稱爲“史”的不甚多見。

最後，我們可一述中國舊史學派的概略，以爲本章的結束。

在中國學術思想史上，以“史學”成爲學派的，先後凡二：一爲宋代的浙東學派，二爲清代的浙東學派。南宋時代的學術思想，因研究方法的不同，可大别爲三派：一爲“歸納派”，以朱熹爲領袖；一爲“演繹派”，以陸九淵爲領袖；一爲“批評派”，以陳亮、葉適爲領袖。所謂浙東學派，就是我們所稱爲“批評派”。這派的遠源，與朱、陸兩派本同出於北宋的程頤。但朱、陸偏於玄學的深究，而浙東則偏於事功的追求。這派中的著名人物，除比較急進的陳、葉外，還有吕祖謙、陳傅良諸人。因爲這班學者都是南宋的浙江東路人，所以有這名稱。有人更就陳、葉的生地，分稱爲永康學派與永嘉學派。這派主張於經典的研究之外，更要讀史；而且就是研究經典，也排斥理欲心性等玄學問題，而注重古代的典章制度，以爲濟世治國的張本。這派所以有時得有史學派的稱謂，就因爲此。其實嚴格的説，這班學者以事功爲歸宿，史學不過是從事事功的門徑。他們對於史學没有特殊的建設，其歷史著作的質與量也很浮薄，實在不配稱爲史學派，而只能視爲南宋哲學的批評派而已。

清代的浙東學派開創於明末的黄宗羲。它與南宋的浙東學派實在很少史的關聯，而不能視爲一個學派的演變與繼承。這派之所以崛興，一由於學術的趨勢，一由於政治的突變。當明末王陽明派由盛而衰的時候，學者都反於樸實一途，所以顧炎武導以文字訓詁的探索，顔元救以德行六藝的實習，而黄宗羲則濟以典章制度的研究。又滿洲以新興民族君臨中國，士大夫激於種族思想，當反抗失敗以後，只得隱身草莽，搜羅前代的史實，希望保存民族精神於萬一，這都是這派興起的原因。繼黄宗羲而作的，有萬斯同、全祖望、邵廷采、章學誠諸人。這班學者的籍貫都在寧波、紹興一帶，所以有浙東史學派的稱號。當清代初年，黄宗羲在學術界的地位過於顧炎武；然終清一代，顧氏的經典研究蔚成爲正統學派，而黄氏的史學迄未十分發展。這原因也仍由於政治。因爲清初統治者對於士大夫壓迫殊甚，不是興文字獄，就是開博學弘詞科；以軟硬兼施的政策，使學者箝口結舌，不敢有所論列。所以清代史學轉向於考證或整理，而群趨於表志、方志、年譜、外史等等與文網無關的著作。由此，我們很可了然於政治與學術之密切的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