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予同教育著作：主观与经验学习法

2023-11-01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一）書籍的選擇選擇書籍，是學習國文的初步事情，但實在也是最關緊要的事情。這固然是指教授的不當，但自己學習也是一樣的道理。所以現在若希望國文成績比較的優良些，希望自己的學習法稍微改良些，則對於一切書籍不可不加以嚴密而審確的選擇。縱的研究法就是以時間爲經之歷史的研究法，又可分爲順時代而研究與逆時代而研究之二種方法。横的研究法就是以問題或派别爲中心之研究法。

（一）書籍的選擇選擇書籍，是學習國文的初步事情，但實在也是最關緊要的事情。坊間所出版的新書，與先哲所遺留給我們的精神産物，真所謂“汗牛充棟”；假使不辯真僞，不辯優劣，只知道貪多務博，不僅爲“時光老人”所不許，而且實際上對於學問的長進只有加以障害。我記得我當初在中學校的時候，有一位國文教師專選教《尚書》中的《伊訓》《太甲》《咸有一德》《旅獒》等篇；後來看見梅鷟《古文尚書考异》、閻若璩《尚書古文疏證》、惠棟《古文尚書考》，纔知道這幾篇全是僞書，實在没有選作教材的必要（就是退一步説，可以選充教材，但也應當説明“僞古文尚書”的歷史）。這固然是指教授的不當，但自己學習也是一樣的道理。我又記得我當初在中學校時的同學，他們案頭所常有的書，大概都是《古文筆法百篇》《古文析義》《秋水軒尺牘》《唐詩三百首》《隨園詩話》《玉梨魂》之類，假使有人看看《歸方評點史記》《古文辭類纂評注》《諸子菁華》等書，同學直視爲“國學大家”，而他自己也有時摇頭抖脚以“保存國粹”自命了。這種情形，回想起來，於啞然失笑之餘，直可看見八九年前中等學校教學法之腐敗——就書籍一端，已可斷言。所以現在若希望國文成績比較的優良些，希望自己的學習法稍微改良些，則對於一切書籍不可不加以嚴密而審確的選擇。至於選擇的方法，簡單的叙述如下：（一）作者平素的才、學、識，及其在學術思想或文藝方面的派别、地位與價值究竟怎樣？——近代大師，康有爲係經今文派，章炳麟係經古文派，如不先明瞭二人學術思想的根底，驟讀其書，一定受蔽而不知所措。又如《古文筆法百篇》，完全用八比來研究古文，在所謂“古文”中，已屬下下乘。（二）此書當世都認爲極有價值，但我現在是否有閲讀之必要？——如梁漱溟《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在學術思想上的確也有相當的地位；但中等學生如果還没有讀過西洋哲學概論及中國古代幾部關於學術思想方面重要的書籍，大可緩讀。又如郁達夫《沉淪》，描寫近代青年之靈肉衝突，在文藝上的確也有相當的價值；但心理生理正起變易的青年學生，也似可從緩披閲。（三）此數書性質相近，且爲現在所急宜閲讀，但我們爲時間及精力之經濟計，應該先選讀那一部？——如叙述清儒學術的大概，比較完全而有價值的，有章太炎《檢論》中的《清儒》一篇和梁啓超的《清代學術概論》；并且梁氏的著作似乎有許多是取材於《檢論》。但我們如果要便於閲覽而易於引起興味，可先選讀梁氏一書。又如上文所舉梅鷟《古文尚書考异》、閻若璩《尚書古文疏證》、惠棟《古文尚書考》三書，性質都相近；但我們如果只要知道“僞古文尚書”的大概，及考證本書的略史，那麽，讀《古文尚書考》也就可以了。（四）這部書有許多的版本，我們應該選讀那一部？——譬如《儒林外史》，有石印的齊省堂本，有商務印書館删節鉛印本，有亞東圖書館分段標點而又附胡適《吴敬梓年譜》之四版鉛印本；如果我們爲明瞭作者的歷史及便於閲覽計，當然采用亞東圖書館本。又如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再版本附有《諸子不出於王官説》一文；如果我們想完全瞭解胡氏的學術思想，當然要購買再版本。這種就新著或普通書籍而言，其關係已如此；至於古書，更其緊要。如《墨子》有畢沅校本、孫詒讓《閒詁》本及未經畢校之以前各本，而畢沅二書又有原刻、石印及影印的不同，如果我們想比較的精確而又節省精力，當然以購孫氏原刻之《墨子閒詁》爲佳。以上四項，爲選擇新舊書籍的公同原則；此外還有一項專就古書而言的，即（五）某古書有二種以上的注本，我們應該選取那一部？——如《荀子》有楊倞注本、郝懿行補注本及王先謙《集解》本；我們因王本於楊注之外，又集有清代大儒王念孫、王引之、俞樾諸人的校勘或注解，在今日總算是一部比較完美的《荀子》注本，所以當采用此本。以上選書的五項方法，抽象的説是很容易，但實際施行選擇的時候非常困難；而中等學生似更没有這種能力。我以爲最好要求教師作系統的説明；而教師於教授教材之前，也應該對於作者小傳、本書内容與價值、及本書版本與優劣，加以詳密精審的介紹。如教師對於某種學説或文藝，没有深切的研究——我們决不能希望中等國文教師是萬能的——不妨設法聘請專門研究者爲切實的學術演講。

（二）系統的研究書籍已經選擇好了，但究竟怎樣閲讀呢？難道今天聽見某同學説那一部書有價值，就立刻研究；明天聽見某先生説那一部書有意境，就立刻朗誦嗎？這樣無方法無次第的讀書，决不能增進學問的成績，至多也不過得了“聞見雜博”的虚譽罷了。“勤”固然是爲學的要素；但勤而無方，實在是可惜而又可憐的事。古人所謂“窮年兀兀，皓首而不能通一經”，這種傻辦法，我們現在似乎不必再上當。所以在選書之後，應該注重系統的研究。所謂系統的研究，據我的私見，有兩種方法：（一）縱的研究法，（二）横的研究法；而這兩種方法又必須同時兼用。縱的研究法就是以時間爲經之歷史的研究法，又可分爲（A）順時代而研究與（B）逆時代而研究之二種方法。横的研究法就是以問題或派别爲中心之研究法。譬如我們打算想明瞭中國學術思想的大概，可先依他的變遷，劃分爲若干時期；在各時期中，又考究學術思想的同异，分爲若干派；爲研究經濟計，又在各派中找出幾個可以代表的人物，在代表人物的書籍中又找出幾篇比較重要的文章，然後加以深切的研究。再舉一個顯明的例，譬如我們打算想明瞭清代學術思想的大概，可先看梁啓超《清代學術概論》及章太炎《檢論》中的《清儒》篇；假使時間充裕，可再參考江藩《漢學師承記》及阮本《清史儒林傳》等書（唐鑒《清儒學案》一書没有什麽價值，可不必看）。次按梁説分爲啓蒙期、全盛期、蜕分期及衰落期，每期各舉出代表的人物及撰著。在啓蒙期中，可略閲顧炎武《日知録》、黄宗羲《明夷待訪録》、王夫之《思問録》内外篇、鍾錂《顔習齋言行録》等書。至於梅文鼎、王錫闡一派，專研天算，係專門學問，可從緩。於此應該附帶説明的，就是這種淺嘗的讀書法，在專門學者看起來，當然是很不對而又可笑的；但本文係對中等學生説話，所以我以爲能彀這樣淺嘗已經很可以；不過我們知道這種淺嘗是爲將來深造的預備，决不是以此自滿。還有一層，我敢奉勸中等學生諸君，我們現在只可爲廣而淺的涉獵，不必爲窄而深的鑽研。因爲第一，實際上各方面不允許我們這樣做；第二，在没有對於全體學術思想或文藝爲概括的鳥瞰之前，而遽下深邃研究的功夫，不僅無成功可言，而且很容易受蔽，爲將來學問增進的障礙。

（三）文藝的欣賞系統的研究法是偏於論理的；但一切論理的每不大合於心理。更其是性質稍近浪漫的人，他們感情比較富豐而易於變動，每每不能爲冷静的理智的研究，而以有系統的讀書爲苦。他方面那些含有相反性質的人，頭腦又過於冷静與理智，每不能爲美的欣賞，而使生活流於枯澀。我爲調劑二者的流弊起見，所以於系統的研究之外，提出文藝的欣賞來補救。申言之，就是我以爲中等學生讀書應該有兩種相反而相成的方法：一方面爲理智的、科學的，即系統的研究；一方面爲情感的、美的，即文藝的欣賞。我所以特别提出這一層，實在有感一己經驗的苦痛。我在中等學校時，因爲不得名師的指導，除了念幾百篇空疏的文章與做文法不大錯誤的短文之外，真不知什麽叫做學問，以後入專門學校，得受教於幾位學問稍有門徑的教師，於是力矯前非，專門注意工具方面的學問（如文字學、目録學等）與學術思想方面的書籍；就是偶然披覽古今文學的作品，也仍舊認爲研究的對象，而不用美的眼光去欣賞他。結果，又是矯枉過正，不僅使文藝的天才不能發展，而且生活弄得非常苦悶，更其是工作或自己研究稍覺疲勞之後。我現在回憶當初在高小學校，與二三學友，當晚霞一抹的時候，科頭赤脚據坐在山澗中的大石上，似解不解的曼聲背誦白樂天的《長恨歌》與《琵琶行》的情况，真不覺爲之神往。我敢奉勸在校諸君，我們固然不可像某師範學生的樣子，學校的功課一概不上，而只在寢室中做他似通非通的新詩；但亦絶對不可不欣賞文藝，失了耽美的本能，而使生活流於偏枯。至於欣賞文藝的方法，可以將自己所喜歡的文章或詩詞抄録起來，以供休暇或情趣横溢時的朗誦。如果能彀進一步與同學組織會社，由欣賞而趨於創作，那更好了；但不必受虚榮的誘惑，急急的將未成熟的作品出版。(www.chuimin.cn)

（四）札記或日記才、學、識是學問成功的三要素。才由於先天的禀賦，非人力所能勉强；識由於讀書多，經驗富，而與才也有密切的關係；至於學則完全由於勤勉；而天資中下的人想在學術界有所樹立，更應該在這方面用力。子夏説：“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矣。”這的確是爲學的方法。但人的記憶力，無論如何，究竟不能容納這許多的材料；即能彀容納，類也似乎太傻，大有杜威所譏爲“裝鴨子”的笑話。所以想一種方法來幫助記憶，使心靈刻上較深的痕迹或較易於回憶，則札記或日記實在决不可少。札記或日記的益處，不僅幫助記憶，如上文所述；并且（一）可以反觀自己學問的進退與思想的變遷，以定現在爲學的方針；（二）可以就所記載的材料中，歸納出原則，得到學術上的發明；（三）即不能有所發明，但假使所記載真有價值，則片言隻語都可以留供後人參考的資材與深造的初基。清代的“漢學家”所以能有這樣淵博的學問，所以能歸納出學問上的原則——如王引之、俞樾研究古代的文法，錢大昕、段玉裁發明古代的聲韵——而博得現在合於科學方法的榮譽，所以能在中國學術史上占有地位揚發特殊的光彩，大部分不能不歸功於札記。試舉幾個顯明的例，如顧炎武的《日知録》、錢大昕的《十駕齋養新録》、王念孫的《讀書雜志》、陳澧的《東塾讀書記》、俞樾的《諸子平議》、孫詒讓的《札移》等，都是對於學術上有重大的貢獻，而這些書的體裁都是札記或札記而加以整理者。所以我們現在很可以仿效這種辦法，預備一種專作札記用的紙本，當閲讀書籍時，無論其爲疑問、感想或意見，都一例盡量的記載下來。還有附帶的一句話，假使所記載的是札記體而非日記體，最好於每段札記的末了，附注日月，以便將來的考查。

（五）討究或辯論爲學固然靠個人的努力，但友朋的切磋，實在也非常重要。我們讀書，每因精神的疏忽或學力的不及，發生疑義或誤會，但一經與友朋討論，常爲之釋然。也有讀書後發生感想或意見，一己不能自信，但一經友朋的疏證，竟儼然成爲學術上的新解。我在上文所舉的四種方法——書籍的選擇，系統的研究，文藝的欣賞，札記或日記——大概太偏於個人的，所以此刻實有特别提出含有群性的研究法以調濟的必要。至於討究或辯論在學術上所成就的功績，我可以舉出一個最顯著的例。清代“漢學家”的爲學方法是近人所欽仰的，但他們爲學方法之中，討究與辯論實居重要的地位。梁啓超《清代學術概論》説：“清儒既不喜效宋明人聚徒講學，又非如今之歐美有種種學會、學校爲聚集講習之所；則其交换智識之機會，自不免缺乏；其賴以補之者，則函札也。……每得一義，輒馳書其共學之友相商榷，答者未嘗不盡其詞；凡著一書成，必經摯友數輩嚴勘得失，乃以問世，而其勘也皆以函札。……此種風氣，他時代亦間有之，而清爲獨盛。”（頁一〇四）那時交通不便，集會機關不備，所以一切討究或辯論只得借用函札；現在學校制度，集程度相上下的人於一堂，則討究或辯論，於函札之外，并可直接利用語言，則我們比古人更其幸福了。至於清儒討究或辯論的態度，也很可以作我們的模範，而足以羞現近智識階級的辯論態度。梁氏在同書中又説：“所見不合，則相辯詰；雖弟子駁難本師，亦所不避；受之者從不以爲忤。”“辯詰以本問題爲範圍，詞旨務篤實温厚，雖不肯枉自己意見，同時仍尊重别人意見；有盛氣淩轢，或支離牽涉，或影射譏笑者，認爲不德。”（頁七八）我很願在校諸君各有幾個學問上而兼道德上的諍友，能善用討究或辯論，以增進學識，而免去近來智識階級的謾駡、嘲笑、强辯的惡習。最後，我敢保證討究或辯論不但對於學識本身的成績，而且對於諸君文字上與辯才上的成績。

周予同教育著作：主观与经验学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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