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衆教育的必然進程-周予同教育論著選編

現在一般人説到中國教育，每每認爲失敗或没有進步；這觀察，如果稍加深究，便發見不免有些錯誤或淺薄。我們只可以説中國教育演進太慢，太任自然而未盡人力；但誰能説毫没有進步呢？有史以後的中國教育史，在我們的眼前很明顯的開展着；它經過三個階段，它由貴族教育進化到士大夫教育，再由士大夫教育進化到大衆教育。現在正是開始向大衆教育這一階段上邁進，只要我們肯犧牲點血汗，加入這史的巨輪的推進隊，那大衆教育將由理想的存在而變爲事實的呈現。

這不是語言争辯的事，我們可以翻開中國教育史來求例證。

全部的中國教育史劃分爲兩個時代，一是前史時代，一是有史時代。

對于前史和有史時代的劃分，有新、舊兩種學説。舊説以黄帝爲分界；黄帝以前稱爲前史時代，黄帝以後稱爲有史時代。新説暫以殷商爲分界；殷商以前稱爲前史時代，殷商以後稱爲有史時代。舊説的根據，以爲中國的文字創自蒼頡，而蒼頡是黄帝的史官，有文字而後有記載，所以應以黄帝爲有史時代的開始。新説以爲黄帝和蒼頡只是傳説人物而非歷史人物，現代史學家已經開始否認黄帝的存在，現代文字學家也已經開始否認蒼頡的存在。爲慎重計，我們劃分前史和有史時代，應以考古學家的話爲根據。依據中國考古學現在的成績，中國最古的文字是近年來在河南安陽縣小屯村所發現的殷商甲骨文字。甲骨文字是考古學家所稱“小屯文化”裏的一種特徵；在“小屯文化”以前新石器時代的“仰韶文化”（河南澠池縣仰韶村所發現）裏，還只有陶器上的彩色圖繪而没有文字。所以前史和有史時代的劃分應暫以殷商爲界，等考古學家有新的發現的時候，不妨再加修正。

我自己是傾向後説的；但是中國前史時代的教育史，不僅國内注意的人很少；就是想着手研究，也還苦於史料的缺乏。理想的前史時代教育史的完成，還有等待於國内考古學家和社會學家的努力。不過前史時代的教育，給我們的啓示却有兩點非常重要。第一，在量的方面，它是大衆的，教育成爲社會某一部分人的獨占品而不是全社會所能共同享受，在當時的人類是無法想像的。第二，在質的方面，它是生活的，也可説是生産的。現在陶行知先生根據杜威的學説而再進一步提出“生活即教育”的口號。其實在前史時代，他們是不識不知地在實踐“生活即教育”的原則的。前史時代固然是野蠻時代，但是野蠻時代並不是無真理時代。注意研究中國前史時代的教育，對於今後中國教育動向的把握，是很有點幫助的。

中國前史時代的教育，因爲史料缺乏，我們暫擱下不談，且來看看中國有史時代的教育的真像。但我們一注意中國有史時代的教育，我們却可以大膽的下一結論，就是：它是進化的，而不是退化的，它不僅在量的方面日在擴張，而且在質的方面發生變异。换句話説，就是上面所説的，它是由貴族教育進化到士大夫教育，再由士大夫教育進化到大衆教育。

從商周一直到春秋戰國，是貴族教育由萌芽而完成而發展而崩壞的時代。近年來，安陽小屯所發掘的甲骨文字，對於殷商一代教育制度的研究，還是不够。古代記載中所叙述的西周教育制度，材料固然很豐富，但因經過儒家的煊染和經生的歪曲，它的可信性也頗薄弱。但是，大體的説：商周的社會本質屬於奴隸社會抑封建社會雖仍在學者間争辯未决，但商周的社會已是階級的社會却是無疑的事實。那時候的社會很明顯的分化爲兩個階級，一是貴族階級，一是庶民階級。這階級性表現於教育制度，就是當時所施行的“身分雙軌制”。當時的學校分爲兩類：一是預備貴族階級的子弟入學的，稱爲“國學”；一是預備庶民階級的子弟入學的，稱爲“鄉學”。國學是兩級制，有“小學”，又有“大學”。鄉學是一級制，大概只有小學。這兩類學校，不僅只是名稱和地址的差别，它們的教育目的，教育方法以及教材等等都截然不同。簡單點説，國學在養成少數有統治技術及統治身分的統治人材，鄉學却在訓練大多數甘心受支配受壓迫的被統治的順民。國學的教育固只是治術的教育；而鄉學則與其説是教育，不如説是政治的麻醉或欺騙。换句話説，這時期的教育只是以貴族爲主體，爲貴族所獨占而已。有許多以往的學者，被儒家及經生的話所蒙蔽，居然推商周爲中國教育史上的黄金時代；近來還有人説商周的鄉學就是現代的普及教育或民衆教育；這不是表示對於史的無知，就是對於史的故意的歪曲而已。

這時期的教育爲什麽會被貴族所獨占呢？這理由簡單得很，就是教育權永遠跟着經濟權走；經濟權在誰手裏，教育權也就在誰的手裏。這是古今中外教育史上鐵的事實，中國自然也無法例外。商周時代是農業經濟逐漸發展時代，農業以土地爲要素，土地集中在貴族的手裏，所以政治也掌握在貴族的手裏，因之教育也以貴族爲主體，被貴族所獨占。中國古代商周教育的雙軌制，和歐美現代資本主義國家教育的雙軌制，形式上似乎不同；就是前者是“身分的雙軌制”，後者是“資産的雙軌制”。其實進一層研究，兩種雙軌制的本質是相似的，就都是“資産的雙軌制”；中國的天子、諸侯、卿大夫的子弟以貴族的高貴的身分遮掩他們資産上的掠奪面目。所不同的，中國貴族在經濟上所獨占的是土地，而現代資本家所獨占的是生産機器或金融機關而已。

到了春秋戰國，經濟發生變動，於是政治也跟着變動，於是貴族教育也開始崩壞。這時期經濟之所以發生變動，現在學者間還正在争辯未决，大體的説，鐵的發現，耕種方法的改進，手工業的發展以及商業資本的抬頭，或都是重要的原因。因爲經濟發生變异、新興地主逐漸由農民或商業資本家的隊伍裏産生出來，逐漸替代貴族地主的地位而掌握經濟上的實權。這種經濟的變异反映於教育，就是官學日漸衰落，私學日漸發達；新興地主所化身的士的階級，在教育上，而且在政治上，對於天子，諸侯，卿大夫的貴族社會層，由言論上的批評譏斥漸進到行動上的消滅與替代的計劃。我們將《詩小序》（《鄭風·子衿》篇）和《史記·孔子世家》對照一讀，則貴族教育的没落和士大夫教育的抬頭很明顯的呈現在眼前。所以春秋戰國這時期，在經濟史上，政治史上而且在教育史上，都是前一時代的否定時期，後一時代的孕育時期；它是中國社會内在矛盾之第一次的爆發時期。

從春秋戰國一直到現在是士大夫教育由萌芽而完成而發展而崩壞的時代。較詳細地説，從春秋戰國到漢武以前是士大夫教育萌芽的時期，從漢武到清鴉片戰争以前是士大夫教育由完成而發展的時期，從鴉片戰争到現在或最近將來是士大夫教育開始崩壞而且將要消滅的時期。

士大夫教育的萌芽，由於新興的“士”的社會層的出現。在春秋以前，士和大夫分屬於兩個階級，士是庶民階級的上層人物，大夫是貴族階級的下層人物。經今文學家以《禮記·王制》爲根據，主張彈性的雙軌制，以爲士可以上升到大夫，卿，諸侯甚至天子。其實這只是儒家托古改制的話，只是爲“孔子素王制法”的怪説製造根據，决不是當時的史實。俞正燮《癸巳類稿》中的《鄉興賢能論》，以爲庶民只能上升爲士，而不能再上升爲世禄的大夫，這才是古代史實之正確的解釋。到了春秋以後，貴族階級由動摇而崩壞，於是庶民的士才奪取卿大夫的地位而開始上層政治的活躍，於是士和大夫的階級性才逐漸消滅，而形成現代流行語“士大夫”這一名詞。舊的貴族階級的動摇與新興的士的社會層的出現，依我個人的意見，都以當時的“客卿制”爲發端。到了孔子，以没落貴族的身分，因爲不能取得客卿的地位，只得從事於私家教授的教育事業，於是士大夫教育才始萌芽。所以孔子，在中國教育史上是第一位否定本身所屬的貴族階級而扶植新興的士的階級的教育家。從孔子以後，諸子百家，紛然並起。“孔墨徒屬彌衆，弟子彌豐，充滿天下。”（見《吕氏春秋·尊師篇》）孟子“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見《孟子·滕文公篇》）就是急進派的許行，也是“其徒數十人，皆衣褐捆履織席以爲食。”（也見《滕文公篇》）新興的私學的士大夫教育不僅和貴族教育抗争，而且取貴族教育而代之了！

秦始皇統一以後，私學，换言之，就是士大夫教育成爲政治上的嚴重問題。許多以往的學者，受儒教史觀的蒙蔽，對秦朝僅以譏斥了事；就是現代幾位研究中國教育史的，對秦朝實施的教育政策，也未加以注意，不承認秦朝在教育史上的重要地位。其實我們要曉得：秦始皇是第一位計劃統制士大夫教育的嘗試者，也是第一位計劃統制士大夫教育的失敗者。許多人駡秦始皇李斯焚書坑儒，實際，焚書是一件事，坑儒又另是一件事。焚書只是秦朝教育統制之消極的政策；秦朝自有其教育統制之積極的政策，那便是吏師制，這便是李斯所説的“若有欲學，以吏爲師”的方法。但是，秦朝的硬的教育政策究竟是失敗了。這失敗的原因，不是士大夫教育不應該統制，不能够統制，而是統制政策未得其法。秦始皇采用法家學説，想用君主獨裁的方式維持這大一統的局面；他不曉得當時士的階級不僅在教育上政治上自有他的潜勢力，而且在經濟組織上也自有其基礎。對於政治權以及教育權，不允許士這階級染指，而想完全由君主獨占，是無法鎮壓革命的。我們看在咸陽的諸生“或爲妖言以亂黔首”，孔甲投奔到陳涉，蕭何、叔孫通、張蒼一班人投奔到劉邦等等史實，可見士的叛變在秦漢之際之政治的作用了！

這失敗的教訓給漢武帝以一種啓示。他知道當時的私學，也就是當時的士大夫教育是無法消滅的，是不能用硬的政策統制的。對付這，只有化私學爲官學，只有用軟的尊孔崇經政策來替代硬的焚書坑儒政策。换句話説，只有君主和士大夫分贜，才能安定政治的局面，才能鎮壓社會下層的生産者的農民。因爲漢武實施這種政策，中國士大夫教育制度才始由完成而發展，而且延到二千多年。大概從漢武一直到清末科舉制度的廢止，士大夫教育的外形雖不無變异，但士大夫教育並未失却它的定型；所變异的，只是君主與士大夫對於政治權與教育權的分配互爲消長而已。再詳細點説，從漢武一直到清末科舉制度的廢止，可再劃分爲三個段落。從漢武到魏陳群“九品中正法”頒布以前是第一段落；從九品中正法實施到隋煬帝改行科舉制度以前，是第二段落；從科舉制度施行到清末科舉制度廢止，是第三段落。在第一段落内，漢代的帝王將春秋戰國私學的儒家的孔學升格爲官學，再將古代的經典和孔子相牽合而成爲官學的欽定學程，更將這欽定學程的經典實施於新創的官立學校——中央政府的太學和地方政府的州郡學——而以這官立學校作爲官僚訓練機關。這樣，士大夫教育的定型才始正式完成；士大夫才由教育上的出路而得到政治上出路；士大夫因政治權的染指，才帖服於君主權威之下，變爲君主的幫忙者以鎮壓生産者的農民。但是徒有官學，仍未能十足地統制當時民間的私學，所以再輔以選舉制度。研究漢代的士大夫教育，忘記了與學校制度並行的選舉制度，那决不能瞭解士大夫教育的真相。選舉制度含有兩種作用，一是消極的，但是中心的，所以監視私學的反政府運動；一是積極的，但是表面的，政府可以不必耗費巨款設立學校而仍能達到和學校相同的訓練官僚的目的。所以漢代的教育政策，澈頭澈尾的以士大夫爲主體；然而這只是另一意義的焚書坑儒政策而已。(www.chuimin.cn)

漢代的教育政策，以學校爲主，以選舉爲輔。到了魏陳群定“九品中正法”，選舉制度才有系統的嚴密的組織。然而因爲這“九品中正法”的施行，教育政策才逐漸發生變化，才逐漸以選舉爲主，以學校爲輔。而且因爲這“九品中正法”的施行，選舉權，换句話説，就是一部分的政治權才由君主的手裏轉移到士的手裏。所謂“九品中正法”，就是在郡邑設“小中正”，在州設“大中正”，選本地有名望的公卿郎吏，就是現在所謂“豪紳”充任。由“小中正”品第當地的人材，分爲從上上到下下九品，送呈大中正。大中正加以審核，送呈司徒。司徒再加審核，送尚書録用。因爲大小“中正”都不中正，只推薦自己的親友，於是逐漸産生“門閥制度”，逐漸分化爲士族和庶族，逐漸士族的特權不受君主干涉。《晋書》裏的王謝子弟，可算是士族裏漂亮的代表人物。他們是中國歷史上的十足的士大夫，他們是中國歷史上的真正學閥。——現在中國的士大夫或學閥，在卑怯的心境上硬裝着高雅的架子，真使人感到士大夫的盛朝與末世的不同，而感慨係之了！

士族的抬頭，换句話説，士大夫的政權逐漸駕臨於君主之上，决非君主所喜。於是聰明的政治家隋煬帝改采科舉制度以替代九品中正法的選舉制度。本來在理論上説，科舉制度也是選舉制度的一種；但實際上，隋唐以後科舉制度的作用和魏晋的選舉制度大不相同。魏晋的選舉制度，士大夫自己掌握選舉權，所謂郡邑小中正實是士選舉組織裏的重要細胞。隋唐以後的科舉制度，由君主掌握士大夫的選舉權，所謂“投牒”，就是現在所謂“報名”或“登記”，實是君主破壞士選舉組織的武器。科舉考試的方法，由詩賦帖經而墨義而八股；科舉試場的規則，由投牒而密封，而搜索夾帶；這只是表示君主對於士大夫教育的統制一步步的加緊而已。所以隋唐以後的士大夫教育，不僅以科舉爲主，學校爲輔；而且以科舉爲實質，以學校爲裝飾了！

但而，無論漢朝的無組織的選舉制，魏晋的有組織的九品中正法，抑或隋唐以來日漸嚴密的科舉制；也無論漢朝以學校爲主，魏晋以學校爲輔，抑或隋唐以來以學校爲裝飾；總之，都是以士大夫教育爲主體，都是以治術教育爲士大夫教育的中心，這是無疑的不可否認的史實。所以士大夫教育和前代的貴族教育，不僅是量的擴張、而且有質的變异。所謂士大夫的本質，就是士大夫只是社會裏的社會層呢？抑或是社會裏的一個階級呢？假使是一個社會階級，在社會經濟組織上，它是從什麽階級蜕化出來的呢？關於這問題，現在學者間也仍在争辯未决。就個人的意見，中國春秋戰國以後的士大夫和現代資本主義國家裏的所謂知識分子技術人材或自由職業者的本質完全不同。現代知識分子不能成爲社會的階級，而只是一種社會層；但中國近古時代的士大夫却含有很明顯的階級性。簡言之，就是中國士大夫是地主階級的化身或代言者。貴族地主以高貴的貴族身分出現於古代的教育制度之中，同樣的理論，新興地主以風雅的士大夫身分出現於近古教育制度之中。秦漢以後的地主階級的子弟，由學校制度而化身爲士大夫，再由選舉或科舉制度而上升爲官僚，所謂地主，士大夫，官僚實只是“三位一體”。固然，秦漢以後的地主階級的組織没有商周時代的貴族來得嚴密與固定；就是士大夫也未見得完全出於地主階級而没有例外，更其是隋唐科舉制度施行以後；然而士大夫始終是地主階級的代言者，始終以地主階級爲他自己的歸宿。我們不必多舉例證，只要看秦漢以來士大夫的政論家，始終主張重農抑商政策，便“思過半矣”！

士大夫教育的開始崩壞，起於清末的中英鴉片戰争。從這次戰争以後，不僅在政治上開始證實士大夫教育的空虚，而且在經濟上開始侵蝕士大夫所代表的地主階級的基層。中國士大夫教育，如上所説，以治術教育爲中心。這治術教育分爲内外兩方面：鎮壓農民是安内的治術，招撫蠻族是攘外的治術。這治術太簡單了，只能應付舊的封建時代的擾攘，却不足以招架新的資本主義時代的侵略。我們看鴉片戰争以來一切中外交涉中國士大夫張皇失措的窘態，真令人啼笑皆非。這治術上的失敗本還不足以動摇士大夫教育，經濟上的地主階級的崩潰才敲着士大夫教育的喪鐘。原來鴉片戰争是西洋産業革命起以後的一幕。因産業革命而引起資本主義的抬頭，因資本主義的抬頭而引起海外市場的獨占與争奪，因海外市場的獨占和争奪才引起中英的鴉片戰争，由鴉片戰争而引起中國經濟組織的變异——這變异，簡言之，就是一方面帝國資本主義者的走狗買辦階級逐漸形成，一方面中國舊有的地主階級因侵蝕而開始崩壞。士大夫既是地主階級的化身或代言者，地主階級開始崩壞，建築在這上層的士大夫也只得隨着動摇了！

士大夫階級崩壞的現象，可以近年來士大夫們無法維持高雅的身分爲憑證；他們爲逃避崩壞的悲慘的運命，往往顧不得身分的丢醜，而只横衝直撞地在找尋個人物質生活的暫時出路。在從前，士大夫是自有其康莊大道的。他們屈於一人（君主）之下，臨於萬民（農工）之上，只要稍微有點聰明材幹，前程是不用多事憂慮的。由秀才而進士，由進士而官僚，這是多便當的事。即不幸不得意於仕途，把酒吟詩，在本鄉作一位紳豪，以維持他的低度的物質生活，仍不失其山林文學家的風度。現在怎樣呢？十數年前，中學畢業生没有出路；五六年前，大學學士也没有出路，近一二年來，連吃了麵包回來的外國留學博士碩士也幾乎没有出路了。情形嚴重到這樣田地，眼前很明顯的爲士大夫轉變的知識分子擺着三條路：不怕丢愧的，賣身投靠，趁着官僚政治還没有消滅的時候，嘗一嘗官僚的滋味。宅心清淡點的或者無法可想的，暫時以學校的教師作爲容身的場所。稍有耐力或文才的，出賣腦力，以著作家或編輯者的職業受出版企業家的驅遣或雇用（天行《學潮與出路》，《東方》第二十九卷第六號）。清末同治光緒間的士大夫提倡現代資本主義的學校制度，本想外以救國家，内以救自身；而不料國家還没有得救，而士大夫階級已將自身埋葬在這現代學校裏了！這真是歷史的悲劇呢！

從鴉片戰争以後，是士大夫教育崩壞的時期，同時却也是大衆教育萌芽的時期。自然，真實的大衆教育還没有完全呈現，而有待於我們的努力；但大衆教育的動向却已孕育於這時期中了。中國采用現代教育制度的動機由於鴉片戰争南京條約的訂立；但現代學校的出現實開始於同治元年（一八六二）同文館的創設。這時期因受列强炮艦政策的威逼，設立各種外交以及軍事技術與指揮的專科學校，其目的都偏於實用，既没有什麽教育的意味，也没有什麽普遍的制度，而只是對於士大夫教育作補苴罅漏的工作。到中日甲午戰争，中國新式的海陸軍相繼失敗，朝野的士大夫才曉得補苴罅漏的工作的無效，不能不對於教育制度作全部的改革計劃，於是才整個接受西洋資本主義的教育制度，廢除科舉，先後成立“壬寅學制”和“癸卯學制”。教育不以造成士大夫爲目的，教育不爲士大夫所獨占，而普及於一般民衆，實以這時候爲發端。這是中國教育，或者可以説中國社會突變時期將要臨到的預兆呢！從這以後，義務教育、普及教育被認爲救國救民的利器，一般從事教育事業的人日夜企伫它的實現。然而，中國整個社會受資本帝國主義的支配，一方面舊有的農業經濟被吮吸而日就枯槁，一方面新興的民族資本主義經濟又被箝扼而不能發展，所謂義務教育，普及教育，還只是士大夫官僚們對於大衆表示其温情主義的空想，或者只是對大衆施行欺騙以苟延自身的殘喘而已。

大衆教育確已在中國萌芽了！然而真實的完整的大衆教育在中國還没有出現，——至多，只能説極少數的醒覺者在從事實驗或培植吧。所謂真實的大衆教育，不僅對貴族，士大夫教育有量的增益，而且有質的不同。真實的大衆教育，不僅爲大衆所享有，而且應該立場於大衆的福利；换句話説，它是孕育於資本主義的教育制度而否定資本主義的教育制度，而超越資本主義的教育制度的。本來典型的資本主義的教育制度有兩種目的：一是政治的，其計劃在造就平時能够選舉的選民，戰時能够參戰的戰士；一是經濟的，其計劃在造就大量商品生産過程中的低級勞動者和高級技術人材。資本主義的教育雖以大衆爲教育的對象，而却不是以大衆的福利爲教育的歸宿。這就是説，資本家操握經濟權同時操握教育權。爲事實所需要，他們不得不給大衆以教育，而其實這教育只是爲維護他們這一階級的私利而已。所以現代經濟上的商品生産制度，政治上的議會選舉制度，以及教育上的義務教育制度，有其關聯性，有其時代性，但同時也有其掠奪性和欺騙性。至於真實的大衆教育，雖孕育於資本主義的教育裏，然而却否定資本主義的教育，超越資本主義的教育，而以全體大衆的福利爲歸宿的！

中國的出路，無疑的在於經濟的自救。然而，這經濟的自救，基於農業呢？基於工業呢？基於農業，維持舊有的小農制呢？抑或勵行集團化，電氣化呢？基於工業，先走上民族資本主義的路呢？抑或直接迎頭趕上國家社會主義的路呢？那些固還在争辯未决，——事實上，國家的危機日逼，已不容我們争辯了！——然而，在教育上，却無疑的，只有否定以往的士大夫教育，解放大衆，給大衆以真的教育。

這理論是被首肯的話，那麽，我們，這些士大夫的化身或轉變者，第一，需要否定自己；只有否定自己，然後中國才能得救。在朝的名流，在野的名士，是我們這一時代的敗類！我們需要投身於大衆，將自己的熱情和精力提供貢獻於大衆的“教育者”！因此，只把國外教育學説和方法羅列着作爲案頭的象牙之塔，而將自己躲避在裏面；或者把這些學説和方法將自身塗飾着，而投標拍賣於朝野；這仍然還只是一位卑怯的和狂妄的舊式士大夫！假使我們這一階級的始祖孔子是值得尊敬的話，那麽，我們應該瞭解“聖之時”的道理，否定本身所屬的階級而扶植這新興的大衆的力量！

【附記】從編著了《中國學校制度》（商務出版）和《中國現代教育史》（良友出版）兩書以後，我頗想抽些時間從事於大衆教育理論的建立。近兩年來，因爲一些大學高級中學邀請演講，曾借這些機會，將自己覺得還不十分完滿的大衆教育理論向青年們談談。去年應安徽大學一部分教育系學生的邀約，曾將這理論大略的寫下來，登載在他們所主編的《教育新潮》上。這刊物因受經費限制，印數很少，所以這篇文章看到的人也很有限。現在爲醒目起見，將原題目“中國教育演進的動向”改爲“大衆教育之史的必然性”，再在本志披露，呈獻給替大衆謀福利的教育家們和一些還没有腐化的青年們。

原載於《大衆教育》1936年第1卷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