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予同教育論著：中國教育史的讀經問題

這本是一篇講演稿，曾於去年在某大學講演過。後來因爲友人的要求，擬在南京某教育刊物上發表，但終於被壓擱了。時間又將近一年，但這問題似乎並没有完全解决，而仍在間歇熱病似地發作。現在再在此地呈獻給爲大衆謀福利的教育學者們！看見上海一二妄人在冒充學者大講他自己並未懂得清楚的經典，那麽我這篇文章或者也可以同時呈獻留意中國一般文化水準的人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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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經問題，和大學教育關係不甚密切，和中小學教育關係却太密切而且嚴重。這問題可以從兩方面去研究：一是站在教育心理學的觀點上去研究，一是站在教育史的觀點上去研究。我不是教育心理學家，這方面將來可以請别位先生去解答；我現在只能就中國教育史方面，對這問題，提出個人的一點意見。這意見又可分爲兩點：一是就“中國現代教育制度的來源及其性質”方面觀察，一是就“中國中小學課程的演變”方面觀察。就我私人觀察的結果，我可以堅决的公開的説：經學只能讓大學裏或社會上極少數人客觀的去研究，中小學校的學生决無讀經的必要。换一句話説，對於現在社會上流行的所謂“讀經問題”，我是很鮮明的站在反對一方面的。

這是我觀察以後的結論，爲醒目起見，先提出來。至於這結論的理由，現在容我慢慢的説。

先説第一點，——由中國現代教育制度的來源及其性質方面觀察讀經問題。——大家都知道，學校制度，在中國，是“古已有之”；但我們要知道，中國現代的學校制度，却是“舶來品”、而且性質和從前也不同。中國的學校制度，簡單的説，可分爲三個時期：從有史以後到春秋以前是第一期，可稱爲古代期；從春秋以後一直到清朝鴉片戰争以前是第二期，可稱爲中世期；從鴉片戰争以後到今天是第三期，可稱爲現代期。古代期的教育權在貴族的手裏，學校制度是“身分的雙軌制”；貴族所入的學校稱爲“國學”，庶民所入的學校稱爲“鄉學”。國學是爲兩級制，分爲“小學”和“大學”；鄉學却只有一級，大概只是小學。那時期的教育的目的只有一種，就是“政治的”；换句話説，就是“國學”在養成統治階級的統治人材，“鄉學”在訓練被統治階級的順民或奴隸。經過春秋、戰國，到了秦、漢以後，教育權從貴族的手裏移到君主及士大夫的手裏。那時期，國學和鄉學的區别是没有了。國家只辦有大學性質的太學或國子監等等，而没有小學，當時含有小學性質的教育場所，大概只是各地的“蒙館”。那時期内，最初是以學校和“選舉”並行，到後來却以學校作爲“科舉”的附庸。但是無論怎樣變遷，那時期的教育目的也只有一種，也只是“政治的”。换句話説，從蒙館到太學只是在訓練君主的統治助手——官僚。

到了鴉片戰争以後，中國受帝國主義者的侵略，不得已由接受西洋的物質文明進而接受西洋的典章制度，於是學校制度也只得丢掉固有的而模擬外來的。然而，大家要注意，西洋班級制的學校制度却不止含有一個目的而有兩個目的；就是“政治的”目的以外，還有“經濟的”目的；而且“經濟的”目的較“政治的”目的更爲重要。這話怎樣講呢？現在的學校制度隨資本主義的發展而發達；换句話説，現代的學校制度是資本主義文化機構的一個部門。所以無論實行“資産的雙軌制”也好，實行“假民治的單軌制”也好，總之，他的教育目的有兩種，一是“政治的”，目的在養成“公民”和“統治人材”；一是“經濟的”，目的在養成“勞動者”和“技術人材”。這是現代教育制度的性質和中國固有的教育制度最大不同之點。

我們既然明瞭現代教育制度的來源和性質，我們再回頭來討論讀經問題。今後的中國，無論是先從民族資本主義的路再走到社會主義的路，或者迎頭趕上直接走上社會主義的路，總之，我們决不能忘記教育之經濟的目的，然而教育之經濟的目的，可以説是和讀經問題毫無關係；而且讀經問題或者只會給這教育之經濟的目的以一種封建的障礙。至於要達到教育之政治的目的，也不必求助於這古色古香的經典。養成“公民”，自有現代的教育方法；養成“統治人材”，不，今後的中國應該説養成服務社會的“公僕”，也自有現代的社會科學。就退一步説，經典和中國固有文化關係，那也只有請專家趕快建立中國文化史的體系通俗地普及於大衆，而不必要大衆，更其是兒童少年們，直接去啃吞這僵硬的經典。我們要知道：在古代期，經典還没有結集而成爲一種特殊的體系；在現代期，經典却又因客觀的研究而呈“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的狀態。只有中世期兩漢以後的教育才乞助於經典。然而我們進一步研究，這經典的本質，在君主方面只是一種統治的武器，在士大夫方面只是一種裝飾的油漆而已。如果有人主張現在要讀經，我請他先趕走帝國主義者，關上大門。再把中國的政治拉回到鴉片戰争以前！

現在再説第二點，——由中國中小學課程的演變方面觀察讀經問題。——中國從施行現代學校制度以來，也可以簡單的分爲三期：從清同治元年到光緒二十七年是第一期，可稱爲中小學教育萌芽時期；從光緒二十八年到宣統三年是第二期，可稱爲中小學學制確定時期；從民國元年到今天是第三期，可稱爲中小學教育發展或演變時期。我們觀察這三個時期，第一期，讀經的空氣很稀薄，可以説没有；第二期，讀經的空氣最濃厚，但是結果大失敗；第三期，讀經問題像“間歇熱病”似的發作了三次，而現在正是第三次的發熱！

在第一期，據現在可靠的文獻，第一個小學校是光緒四年（一八七八）張焕綸所創辦的上海正蒙書院。這書院附有“小班”，是小學性質，課程有算數、禮儀、游戲、技藝四科，却没有“讀經”。到了光緒二十三年（一八九七）盛宣懷創辦南洋公學，設有“外院”，也是小學性質。這是中國第一個公立小學，也是第一個師範附屬小學。他的課程有國文、算學、英文、輿地、史學、體操六科，却也没有“讀經”。第二年光緒二十四年（一八九八），經元善在上海創辦經正女學，這是國人自辦的第一個女子小學，他的課程現在無文獻可考。至於中學，我們可以追溯到同文館。因爲光緒二十一年（一八九五），陳其璋奏請整頓同文館，另訂館規和章程。在學齡方面，招收十三四歲的學生，和現在初級中學的學齡很相近。他規定八年畢業，前五年的課程，第一年是認字、寫字、淺近辭句、講解淺書，都是關於外國語方面的；第二年也全是外國語，不過程度加深；第三年，添上各國史地；第四年，又添上數理、代數；第五年，再添上格致、幾何、平弧三角；却没有“讀經”。同年，盛宣懷在天津創辦中西學堂，其中二等學堂可説是中國第一個的正式中學，招收十三歲到十五歲的學生。課程，第一年是：英文初等淺言、英文功課書、英文拼字、朗誦書課、數學；第二年，學程性質相同，但加深程度；第三年，添上各國史鑒、輿地學、代數學；第四年，又添上格物書、平面量地法；却也没有“讀經”。

在中國現代教育萌芽時期，爲什麽只出現中、英、算、史、地、理、化、體操等學科而没有“讀經”呢？就我的解釋，那時期起來創辦學校的，大概是比較前進的醒覺的士大夫。他們身受帝國主義者武力侵略的刺激，覺得當時最需要的是外交、軍事、政治、技術等人材，所以設置上列的課程。帝國主義者的大炮給他們的刺激太利害了，使他們慌張，使他們只曉得對外而忘記安内。他們忘記了滿洲皇室本身的穩定，因而忘設了“讀經”！

到了第二期，正式的學制先後頒布了。光緒二十八年（一九〇二），張百熙主編的《欽定學堂章程》，就是近人所謂“壬寅學制”正式公布。依這學制，初等教育分爲三級；第一級，蒙學堂，四年畢業，課程有修身、字課、習字、讀經、史學、輿地、算學、體操八科。第二級，尋常小學堂，三年畢業，課程和蒙學堂相同，不過將字課改爲作文。第三級，高等小學堂，也是三年畢業，課程除和尋常小學堂相同外，又添上讀古文辭、理科和圖畫三科。總之，全有“讀經”。中等教育只有中學堂一級，四年畢業，課程有修身、讀經、算學、詞章、中外史學、中外輿地、外國文、圖畫、博物、物理、化學、體操十二科。就上課時數説，外國文占第一位，每學年每周九小時，讀經占第二位，每周從四小時，依學級的上升，遞减到二小時。總之，也有“讀經”。(www.chuimin.cn)

這學制，實際上没有施行，到了第二年，光緒二十九年（一九〇三），張之洞、榮慶和張百熙又重訂章程，爲《奏定學堂章程》，也就是近人所謂“癸卯學制”。依這學制，初等教育仍分爲三級：第一級，蒙養院，不定年限，課程有游戲、歌謡、談話、手技四科，將讀經删去。第二級，初等小學堂，五年畢業，課程有修身、讀經解經、中國文字、算術、歷史、地理、格致、體操八科。第三級，高等小學堂，四年畢業，課程比初等小學堂多了一種圖畫，并將中國文字改爲文學。這學制將讀經解經的每周授課時數也加以規定，達十二時之多，占全部授課時數三分之一以上（初等小學堂每周三十小時，高等小學堂三十六小時）！中等教育仍只有中學堂一級，五年畢業，課程有修身、讀經解經、中國文學、外國語、歷史、地理、算學，博物、理化、圖畫、法制及財政、體操十二科。就上課時數説，讀經解經改升爲第一位；每周九小時；外國語改降爲第二位，由八小時遞减到六小時。總之，無論中小學，都是特别着重讀經解經。

我們如果要瞭解當時爲什麽特别着重讀經。先要瞭解“中體西用論”。所謂“中體西用論”，就是對於當時流行的“中學爲體、西學爲用”這一口號的簡稱。對於“中體西用論”，現在有許多人認爲是當時的一種社會思潮，或認爲當時維新派對守舊派讓步的調和的手段。我覺得這觀察和解釋都是淺薄的、錯誤的；我以爲這“中體西用論”只是清朝政府和官僚們鎮壓革命思潮的一種政略。這話怎麽講呢？當時的政體是君主專制，而現代教育制度却跟隨着民治主義這一怪物。清朝皇室受帝國主義者的威脅，不能不采用現代教育制度，就人民中選拔新的統治助手；但現代教育制度的采用却含有一危機，倘使所養成的生徒受民治思想的感化，而引起革命的情緒，則外侮未去，内禍先起，結果將得不償失。清朝政府和官僚們的“中體西用論”正是想一面接受西洋的物質文明和典章制度，以抵抗列强；一面維持中國的君臣綱常和社會組織，以穩定皇室。在他們眼裏，經典不是以文化的價值而被尊崇，經典只是穩定皇室的一種武器而已。這决不是武斷，而可用以後的史實來證明。光緒三十三年（一九〇七），清朝政府正式頒布女子小學堂章程，分女子小學堂爲兩級：第一級，初等女子小學堂，五年畢業，課程有修身、國文、算學、女紅、體操五科。第二級，高等女子小學堂，四年畢業，課程除以上五科外，再加添中國歷史、地理、格致、圖畫四科。奇怪得很，這課程連一小時的“讀經解經”也没有！男孩們要讀每周十二小時以至九小時的經典，而女孩們却一小時也不要；假使經典是被承認爲中國文化的話，難道女孩們不必受中國文化的陶冶嗎？不是的，在清朝老官僚的眼裏，男女的危險性是不同的；他們以爲女子决不會革命，所以不讀經也没有什麽。中國女子中居然産生爲革命而流血的秋瑾，這真出於清朝老官僚意料之外的！

宣統二年（一九一〇），初等教育學制重新改訂，初高等兩級小學堂都定爲四年畢業；課程方面，將修身的範圍擴大，包含“國民教育要義”，而將讀經解經的時數减少；初等小學堂每學年每周十二小時改爲三四年起每周五小時，高等小學堂從每學年每周十二小時改爲第一二三學年每周十一小時，第四年十小時。次年，宣統三年（一九一一），中學課程也發生變動，仍舊將外國語的教學時數改占第一位，而將讀經解經的時數减少。清朝政府在這時期爲什麽將中小學的讀經解經的時數减少呢？是否出於自動的呢？不是的，諸位要知道，這已是清朝政府的末世宣統朝了，革命的高潮已經無法阻遏，站在教育的觀點批評中小學讀經的言論已成爲在野的有力的輿論。清朝政府是被動的采納這輿論，企圖和教育家携手，以緩和革命的空氣而已。

從光緒二十八年到清朝滅亡，是讀經空氣最濃厚的時期，而結果却只是失敗。清朝政府和官僚們本想借經典以穩定皇室，而結果，灰冷的經典抵不住青年們革命的高熱，民治主義這一怪物居然緊跟着學校制度而闖進中國的大門！

民國成立（民國元年，一九一二），第一任教育總長是蔡元培先生。他在五月間通令各省，申明中小學應行改革各點，在課程方面，第一就是廢止讀經。蔡先生是從事革命運動的人，是對於中國文化有深切瞭解的人，他堅决的主張廢止讀經，則經典對於清朝政府和民主政體的關係大可了然了。繼蔡先生之後的第二任教育總長是范源濂先生。范先生的教育專家氣性比較濃厚些，但他保持廢止讀經的主張，先後頒布中小學校令，在課程方面没有給經典以一些些的地位，而反添上了手工和唱歌。因爲那時候，廢止讀經已成爲全國一致的輿論了。

民國以後，讀經問題第一次的出現是民國四年（一九一五）。那時候，袁世凱正在預備帝制。他一方面頒布教育宗旨，以“法孔、孟，戒貪争，戒躁進”鎮壓他的政敵國民黨；一方面模仿德國，實行雙軌制。在高等小學恢復讀經，規定每周三小時，專讀《論語》。對於中學校，計劃實行分科制，并改訂課程。但還没有成議，而袁氏的運命已經告終了。在這裏，我們對於讀經和帝制的關聯，大概又可以得到一些些的消息吧。

袁氏失敗，民國重造，教育部於民國五年（一九一六）十月，又明令廢止雙軌制，同時廢止讀經。到民國八年（一九一九）五四運動發生以後，美國派的教育思想支配了整個的中國，讀經問題在教育界更無存在的可能。然而當時由思想革新運動逐漸醖釀爲政治革新運動，一般青年紛紛加入了政黨，與北洋軍系發生直接的衝突。那時，北洋軍系軍人除用武力鎮壓以外，更求助於古色古香的經典，想借此消滅青年們的革命熱情。這是民國以後讀經問題第二次的出現。當時高唱着學校應該讀經的，南北同起。民國十四年（一九二五），段祺瑞任北京政府的執政，章士釗任執政府的教育總長，曾有讀經的建議，但終因教育部僚屬的反對而没有結果。次年，民國十五年（一九二六），孫傳芳在南京任五省聯軍總司令，曾據無錫二三公民的呈稱，主張在學校中添授經典。但也只有江蘇教育廳的一紙公文而始終没有實施的具體方案。我們要知道，這時期正是國民黨領導革命青年和北洋軍系鬥争最烈的時期，北京執政府曾於民國十五年（一九二六）三月十八日以機關槍向請願的學生們和民衆掃射，南京直魯軍執法處曾於十六年（一九二七）三月十七用大刀斬决東南大學的學生。一手高舉着經典，一手却冷酷的施用著機關槍和大刀，我們在這裏，可以參透經典的作用就等於機關槍配上大刀。

從北洋軍系失敗，國民政府成立以後，讀經問題隨而銷沉。到了近年來，讀經的言論和事實又首先出現於革命策源地的廣東。這是民國以後讀經問題第三次的發熱！廣東的真相，我們不甚明瞭；就刊物看，我們知道廣東曾編有《孝經新詁》中小學的教本，請省政府委員許崇清先生審查。許先生根據他教育專家的觀點和態度，做了一篇《孝經新詁教本審查意見書》。這篇意見書，曾在《三民主義月刊》第四卷第一號上發表（二十三年七月），又轉載於《中華教育界》第二十二卷第三號（二十三年九月）。據這篇意見書，許先生以爲學校讀經有其先决的問題；他説“應解决問題，固不在此書之内容及編纂技術之當否，而在講説義理、灌輸概念本身是否果於道德教育爲有效？”他以爲那些主張讀經可以訓練道德的話是根據進化論以前的舊説，是根據海爾巴特（Herbart）的舊派心理學，是誤認感覺爲精神的本原。他自己采用杜威（J.Dewey）的教育思想而再進一步，主張“學校之社會化與社會之三民主義化同方並進”，而不必求助於經典。他的意見立場於教育心理學，是比較客觀的、科學的；然而，據道路傳聞，許先生就爲了這篇文章而辭職。許先生是國民黨的忠實信徒，是三民主義教育理論的開創者。當民國十五年（一九二六）間，他任廣東國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員，曾首先擬具教育方針草案，可説是三民主義教育運動的發端；然而許先生是一位反對讀經論者。在這裏，我們應該知道，一位忠實的國民黨員不一定要贊同讀經：反之，反對讀經，却正是爲了國家民族的福利着想。

從民國以來，讀經的間歇熱病已經發作了三次，在這裏，我們只覺得中華民國的進步過於遲緩，一切無聊的問題一定要重複地表演着，而引起一些些的傷感而已。因爲時間匆促，對這問題不能詳盡的説。然而僅就“現代教育制度的來源和性質”以及“中小學課程的演變”兩方面加以觀察，對於讀經問題的贊成與否已經無所用其猶豫了。諸位，假使我們有點史的眼光，假使我們真的爲國家民族的前途着想，我和諸位應該堅决的一同站在反讀經的戰綫上！

原載於《大衆教育》1936年創刊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