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學者與尾巴主義：應否追隨社會領袖的政策決策？

2023-11-01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至於教育上重大的政策，方案，當由全社會的領導者和學問者所决定，教育專業者未必能解答。教育學者應當這樣的自卑自餒嗎？應該從“全社會的領導者或學問者”的隊伍脱離下來，做一位尾巴主義者，追隨他們的後面，任了工具甚至於走狗的責任嗎？年來，因社會基礎的動摇，一般教育專業者和非專業者發生苦悶，對教育問題開始治，這正是民族一點點有望的預兆。

最近第二十三卷第四期的《中華教育界》轉載着孟憲承先生的《教育學所不能解答的教育問題》（原文載中央政治學校《政治季刊》），這是近來值得注意的一篇文章，也是近來值得批判的一篇文章。

孟先生個人的學問道德是作者平素所敬仰的，這應該預先聲明；但孟先生這篇文章却很容易引起誤會而發生流弊。顯言之，就是這篇文章的意識不很正確；它足以阻礙現代中國教育問題的提出，討究與解决；且足以幫助一班没志氣的教育專業者，使他們有所藉口，而將自己投標拍賣於朝野。自然，我知道，孟先生决不願意作這些没志氣的教育專業者的保鏢，使他們退可以躲避，進可以獵取。

這篇文章的大意是這樣的：孟先生以爲教育學自有他的任務；這任務，不過於，一，“求得關於個人心智行爲與社會文化的事實，從而覓取其發展或變化的原則”；二，“試探關於鑒别心智差异，編製課程教材，施行教學，測量結果的有效的方法，以及關於學校行政，教學輔導的適用的技術”。至於教育上重大的政策，方案，當由全社會的領導者和學問者所决定，教育專業者未必能解答。孟先生爲證明這理論，先從教育學自身的發展，和美國教育學會年刊題目的觀察，證明教育學者自有他的狹窄的專業；再從現代中國教育界所提出的“鄉村建設”，“生産教育”，“普及教育”，“學制改革”四問題的無法解决，證明與政治，經濟，文化諸問題密切相聯繫的教育問題，教育專業者實是無法解答。因此，孟先生的結論歸宿到：教育專業者不應該紛騖於自己所解答不了的問題與計劃，而應該注意切近平實的方法與工夫。

這篇文章意識的欠正確，可從兩方面説。就一般原則説，我以爲教育學者應該有兩種任務，一是關於教育方法論方面的，一是關於教育目的論方面的；教育學者不應該只注意方法與技術而抛弃了哲學的或社會的觀點；更正確地説，教育學者應該從他的哲學的或社會的見地建立或推行他的方法與技術。教育學者應當這樣的自卑自餒嗎？應該從“全社會的領導者或學問者”的隊伍脱離下來，做一位尾巴主義者，追隨他們的後面，任了工具甚至於走狗的責任嗎？教育專業者不應該和政治，經濟，文化諸方面的專業者相聯繫，有機的聯繫，盡了他所應盡的推進時代的使命嗎？(www.chuimin.cn)

其次，就特殊情態説，中國的教育專業者，我以爲，更應該留意政治，經濟，文化諸問題，使其和教育發生有機的聯繫。我們要知道，在這短短的七十多年的中國現代教育歷程中，我們的教育專業者可説已經盡量注意教育方法和技術了，更其是民國八年以後。然而，爲什麽在歐美實施有效的一切方法和技術，一轉運到中國，就變成紙上的空談與所謂學者的裝飾品。這裏面不是很明顯的存在着社會的障礙的因素嗎？年來，因社會基礎的動摇，一般教育專業者和非專業者發生苦悶，對教育問題開始診治，這正是民族一點點有望的預兆。如果教育專業者不能忍耐同行的目前一時的紛擾，而一定要將他們拉回專業的狹的籠裏，這實在是民族的無限的損失。當這樣危險的局勢，任教育專業者多發表點意見，多參加點國家民族的工作，這大概不是無益的事吧！

總之，中國現代的教育專業者不應該追隨，躲避，更不應該借專攻教育方法與技術的美名以圖飾自身或拍賣於朝野。教育專業者應該堅貞地負起歷史的使命，將中國從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潭裏拯救出來。我們可以借孟先生所引梁漱溟先生的話，而擴大他的意義：我們要問，每一位教育專業者要自問，“爲誰編製這教育方案？誰來執行這教育方案？”怎樣來執行這教育方案？

原載《大衆生活》1935年創刊號；《中華教育界》1936年第32卷第8期轉載，發表時署名“天行”。據《大衆生活》録。

教育學者與尾巴主義：應否追隨社會領袖的政策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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