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危局下的教育當務之急

2023-11-01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如果我們不是絶對地肯定教育爲萬能或無能，或者説，如果我們是相當地承認着教育有其工具的價值，那麽，我們對於目前中國經濟危局的挽救，自然有求助於民教育的可能。在未解答這個問題之前，我們覺得有對於中國經濟危局的成因加以分析的必要。概括的説，我們可以把造成中國經濟危局的原因分爲兩種：（一）内因；（二）外因。我們曉得，中國的經濟基礎是建築在農業上面的。

如果我們不是絶對地肯定教育爲萬能或無能，或者説，如果我們是相當地承認着教育有其工具的價值，那麽，我們對於目前中國經濟危局的挽救，自然有求助於民衆教育的可能。

但是民衆教育如何去負起這種挽救中國經濟危局的任務呢？在未解答這個問題之前，我們覺得有對於中國經濟危局的成因加以分析的必要。

概括的説，我們可以把造成中國經濟危局的原因分爲兩種：（一）内因；（二）外因。

所謂内因，係指國内的殘餘封建勢力的摧殘國民經濟而言；所謂外因，係指國際的資本帝國主義的經濟侵略而言。

現在先説國内的殘餘封建勢力摧殘國民經濟的事實。

我們曉得，中國的經濟基礎是建築在農業上面的。但是中國的農民，在最近二十年間，便很少能够過着安定的生活。第一使農民生活不安的，就是國内的混戰不已。如民國成立以來的兩次奉直之戰，江浙之戰，奉直聯軍與西北軍之戰，以及革命軍北伐之戰等。每次戰争，都使一部或全部農民感受莫大的損失。據各方估計，民十三東北東南兩處戰争的損失國力，約五萬萬元；又自民十三九月至民十四年底，這十幾個月内，北方戰争的損失，就以一部分來説，已有六萬萬餘元；至於革命軍北伐之役，損失都就更大了。這種巨量的損失，自然是造成農民經濟破産的最大原因。

其次使農民生活感到不安的，就是軍閥政府的横征暴斂。我們曉得，中國的税制，可謂煩苛异常。即以民國成立後的税制來説，單只税目的種類已是很多，如地丁、漕糧、差徭、墾務、租課、雜賦、附税等。而且這種賦税，有幾省現在已經預征到民國三十年以後了。其他苛捐雜税，更不勝枚舉，如自治捐、户籍捐、精穀捐、教育捐、屋梁捐、水利捐、警察捐、牛捐、沙田捐、田畝捐等等。這種苛捐雜税，雖非每省都有，但大部分的省分總是有十餘種的。結果，遂使一般農民賣妻鬻子窮無所歸。此外，甚至有些省分，禁止農民耕種糧食，勒令栽種鴉片，藉以抽取重税，因之農産减少，谷價騰貴，更使農民陷於經濟破産的絶境。

復次，使農民生活，感到不安的，就是灾荒的頻仍。即以民國二十年的水灾而論，農村經濟所受的損失，已有如下的情形：

這種灾害的損失，誠如百英君所謂^[16]：並不能簡單説作爲天然的原因。農民經濟衰落，生産尚且不可能，自然没有餘力出資經營水利事業。而當局者又不備堤防，“水”的天“灾”，結果還是由於“人”所造成的“禍”。

以上所説的是國内的封建殘餘勢力直接或間接地摧殘國民經濟的事實，——造成中國經濟危局的内因；下面再説造成中國經濟危局的外因——國際的資本帝國主義的經濟侵略的事實。

國際資本帝國主義的經濟侵略可分兩方面來説：一是對於封建式的手工業産品的銷路的排擠；一是對於近代式的民族資本工業的抵制。

中國舊式的手工業産品和農産品，如江西的陶器，山東、廣東、浙江、江蘇的絲繭，華南的糖，東北的豆，江浙的茶，以及各處的蛋、棉、油等，過去在國際市場上都是很行銷的。但近年因受國際帝國主義者的排擠，每年出口貨的數量逐漸降跌，統計如下：

再舉杭州的絲綢業爲例而言，據百英君謂：^[17]杭州絲行，本來有一百多家，到一九二八年還有七十三家；一九三一年僅存四十九家，今年（一九三二）則祗有三十一家，而正式開秤的祗有十幾家。繭行本來有四十多家。一九三一年僅存十六家，資本共五十三萬三千元，收繭一萬五千五百擔，值七十四萬四千元。一九三二年，祗有十一家，收繭一萬零二百二十擔，值三十五萬零九百六十元。這裏很明白的看到繭值的减少，比繭行與繭數還要快。繅絲廠共有四家。一九三一年繅絲一千二百七十擔，總值一百十四萬三千元。今年（一九三二）兩廠停歇，留存的兩廠，到六月底爲止，祗出絲一百七十六擔，總值十一萬八千元。肥絲價格，從一九二九年的每百值六十五元，跌至今年（一九三二年）每百值三十四元；細絲每百七十五元跌至三十四元；廠絲每擔一千五百元（頂號），一千三百元（頭號），一千一百元（二號），跌至八百八十元，八百元，七百五十元；鮮繭每擔五十五元跌至二十五元。而人造絲在杭屬市場上，却由一九二八年的四千三百五十擔，值九十五萬七千元，增至一九三一年的二萬一千三百零七擔，值五百餘萬元。

綢莊本來有三百多家，到一九三一年祗有三十三家。批發綢莊在一九三一年還有二百零四家，今年（一九三二）祗有一百八十二家。綢廠在一九三一年尚有五十四家，今年（一九三二）祗維持五十家。從前綢緞業平均每天可以銷三千五百匹，今年（一九三二）祗銷五百匹。

機户從前全市將近一萬户。到一九三一年祗剩二千五百九十户，機六千一百六十八台，工人九千另十五人，今年（一九三二）一二月完全停頓，五月間工作的祗有一千另三十八户，機二千四百六十七台，工人三千三百另六人。生貨機户在一九二八年有五百家，機一千台：今年（一九三二）僅存二百五十户，機四百八十台。包工機户在一九二八年有六百七十五家，機一千三百五十台：今年（一九三二）祗維持一百二十家，機二百四十台。(www.chuimin.cn)

上面是中國的手工業因受帝國主義排擠而逐漸衰落的事實；至於帝國主義對於中國近代式的民族資本工業的抵制，現在可以舉在民族資本工業中占最重要地位的紡織業爲例而言。照華商紗廠聯合會的統計，中國的紡紗錠子與織布機雖年有增加；但據百英君在所作《世界經濟恐慌下之中國經濟》一文中謂：這種統計，是要打折扣的。因爲這所增加的數量，有一部分是由於未調查到的數量變爲已調查到的數量。同時，錠數與機數的增加，往往不能代表生産的實况。譬如，今年（一九三二）上半年全國錠子數等於四、二八五、五二八，比去年上半年四、〇五四、七九四，要多二二七、七三四錠；可是消費棉花的數額，從去年上半年的一、一四九、四二三包，减至今年（一九三二）上半年的一、〇四一、〇六二，共减一〇九、三六一包；停開錠數，去年全年只有一、〇六二、一七六，去年上半年祗有四九〇、一五五，而今年（一九三二）上半年，竟達二、三八五、三六〇。半數以上的錠子，平均每錠停過一千三百七十六小時（約二個半月）。所以，紡紗能力雖增加了百分之五，而紡紗實數却减少了百分之十。

這還是單就出産量來説。如果追究經營的實况，就會知道，許多紡紗廠是勉强維持的。它們欠銀行，尤其是外國銀行的款子，以至於抵押給它們，也是常見的事。中國紗業大王某氏所經營的九個紗廠十二個麵粉廠，先後積欠了四千萬元左右的債務，最近他預備向美國借款三千萬元。這一方面是表示民族資本的衰落，另一方面，是證實民族資本之受外資所支配。

以上只是對於造成中國經濟危局的原因加以概括的分析，其實嚴格地講起來，這兩種原因也可以説是一種原因的兩方面。因爲表面上，國内殘餘封建勢力之摧殘國民經濟，固爲促成中國經濟危局的原因之一，但是假如我們進一步去觀察，便可曉得國内的殘餘封建勢力之所以能苟延殘喘而造成這種摧殘國民經濟的事實者，實在是由於國際帝國主義者的扶植（試看近二十年來中國的那一次内戰，不是有着帝國主義者爲其背景？），因爲國際帝國主義者爲着想在中國争取市場，於是遂煽動一般軍閥混戰不已，使中國國有生産事業因受内戰影響逐漸衰落，外貨得有暢銷的機會。由此可知國内殘餘封建勢力之摧殘國民經濟不過是國際帝國主義經濟侵略的一種副作用而已。

現在，我們既然認清了國際帝國主義的經濟侵略是造成中國經濟危局的最大原因，那麽，假若，我們要想挽救中國的經濟危局，當然只有打倒國際帝國主義的一途。但是對於這樣一種偉大繁重的工作，民衆教育所能負起的，只是一部分可能的任務。這一部分可能的任務，我們可稱之爲“訓練民衆”。

講到訓練民衆，我們不妨附帶地把近年一般人對於訓練民衆的主張提出來説一説。這裏，且舉趙叔愚氏的意見爲代表。

趙氏在所作《農民訓練的理論和方案》^[18]一文中謂：農民（我們現在姑以趙氏所謂的農民代表一般的民衆）訓練應有三大目標：（一）基本的訓練，（二）政治的訓練，（三）生産的訓練。

趙氏所謂的基本訓練，内容包括讀書識字，和一切常識常能及最低限度的民族文化的傳授；所謂的政治訓練，内容包括三民主義的瞭解信仰和誓行，明瞭革命的意義，認識政治的環境，參與打倒帝國主義和他的走狗軍閥，鏟除貪官污吏土豪劣紳等一切惡勢力等；所謂的生産訓練；内容包括灌輸科學的農業知識及改良耕種的方法等。

對於趙氏的主張，我們固然不是全部的反對；不過我們覺得有一點要加以商榷的就是：在目前這種帝國主義侵略日亟國民經濟逐漸衰落的情勢之下，所謂基本訓練，所謂生産訓練是不是能爲一般民衆所接受？一般民衆是不是有餘力去接受這種基本訓練和生産訓練？這種基本訓練和生産訓練，與過去一般民衆教育專家所提倡的文字教育和生計教育一比，除範圍有廣狹之不同外（趙氏在文中曾表示基本訓練與文字教育，生産訓練與生計教育，範圍廣狹不同），究竟有什麽根本的區别？然而過去的文字教育與生計教育所顯示給我們的，只是“失敗”而已。

總之，趙氏所謂的三種訓練，只能説都是民衆訓練的“常務”，而不能説都是民衆訓練的“急務”。在趙氏所謂的三種訓練之中，比較切要一點的，只有政治訓練一種；换言之，只有政治訓練一種可以認爲當今民衆教育的急務。不過趙氏所謂的政治訓練的範圍太狹，尚不足以包括民衆訓練的全部。這裏，我們且來説一説我們自己所謂的民衆訓練。

我們所主張的民衆訓練，可以分爲兩方面來説；一是組織的訓練；一是運動的訓練。

組織訓練的目的，在於團結民衆的力量，使他們能够自動地組織起來，對於他們的敵人表示一種集團的行動。現在中國一般民衆之所以如馴羊般的甘受帝國主義及封建勢力之壓榨者，完全因爲他們平日没有受過組織的訓練，不能用集團的力量與之對抗的緣故。所以現在民衆教育的急務之一，就要訓練民衆組織的能力，使一般民衆能够因利害相同或目的相同而自動地組織起來，以爲表示積極行動的準備。

但是對於一般民衆，若僅與以組織的訓練而不與以運動的訓練，則他們仍然不能合理地有效地把集團的力量表現在行動上面；結果，組織只成爲一種空的組織。所以我們在組織訓練之外，同時還須與民衆以運動的訓練。運動的訓練可以分爲兩方面：一是破壞的訓練，如排貨運動，罷工運動，以及示威運動等。二是建設的訓練，這種建設的訓練又分爲兩種：一爲政治的訓練，目的在灌輸一般民衆普通的政治知識，使他們明瞭現在政治組織的病態而發生對於未來的政治組織的憧憬；二爲經濟的訓練，目的在授與一般民衆基本的生産技能和科學常識。不過這種政治的訓練和經濟的訓練與目前流行的公民教育和生産教育不同；現在這種公民教育和生産教育目的只在造就擁護現行社會制度的順民和爲現在一般特殊階級生産消費品的奴隸。而我們所謂的政治訓練和經濟訓練，目的則在對於未來的社會作一種準備工作；就是使他們在把帝國主義打倒之後——破壞的工作完成之後——能够對於新的社會負起一部分建設的任務。

以上我們只把自己對於民衆訓練的意見作一種概括的申述；當然實行起來，還需要一般民衆教育專家們的詳細規畫。不過這裏我們想附帶地忠告於我們的民衆教育專家的，就是：你們在實行民衆訓練之前，你們自己必須要有一種新的醒覺，你們自己必須認識時代，你們自己必須把握着未來社會的動向；换言之，你們必須訓練自己！否則，你們也許帶領着民衆倒轉，你們也許希望把國際資本帝國主義打倒之後而將自己的國家變爲資本帝國主義的繼承者，這樣，那你們就成爲民衆的叛徒，你們將必然地爲歷史的巨輪所輾死！

原載《教育與民衆》1934年第5卷第5期。發表時署名“周予同、劉真”。

中國經濟危局下的教育當務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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