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教育史的检讨-周予同教育论著选编

中國現代的教育，誰都承認是失敗；至少，可以説，没有十分明顯的成績。對於中國現代教育想加以救治，决不是頭痛醫頭，脚痛醫脚所可奏效，非先找出它的根本的病因不可。找尋中國現代教育的病因的入手方法，可分爲兩方面：一是横的社會調查的方法，一是縱的歷史探究的方法。現在所談的，只是對於後一種方法提出個人的意見而已。

我們翻閲中國的教育史，大概可分爲兩大段落：一是没有歷史以前的，一是有歷史以後的；前者可稱爲史前時期，後者可稱爲有史時期。這史前時期和有史時期的分劃，大概可以黄帝爲界。對於黄帝這一人物，現在的史學家雖有各種不同的意見；但中國到黄帝時候纔有國家組織，纔有文字産生，大概是可以相信的。

對於史前時期的教育，普通編著教育史的每每略去不講，這是很可惜的。因爲人類在原始時代，就是普通所謂野蠻時代，雖然没有成立什麽“學校”，但爲適應“種族保存”之生物的目的，已經有由前代向後代傳授“社會的遺産”之教育的行爲。所以教育制度中的主要組織的“學校”，不過是人類社會的部分的形式的教育，絶對不能包括人類社會的教育的全領域。自然，中國史前時期的教育史料，在目前，非常缺乏；但注意史前時期的教育行動，至少使我們對於教育的認識另有一種眼光。

中國史前時期的教育，大概和别的原始社會的教育現象相近似，可分别爲實用教育和宗教教育兩類：前者所以解决物質生活的問題，大概只是采用模仿的方法而没有什麽形式的組織，如漁獵、戰争、製器等等，都只是兒童跟隨着成人去模仿學習而没有什麽特别的訓練。後者所以解决精神生活的問題，大概在兒童將要成人的時候，施行一種宗教的儀式。中國《儀禮》上所載的《冠禮》，我疑心就是社會學者所謂“入盟典禮”（Initiation）的遺留。這和别的原始社會施行“割禮”或其他儀式是一樣的。

史前時期的教育現象，固然有許多地方不免野蠻，但至少有兩點是值得我們注意的：第一，它是平等的；它没有如後來樣的，兒童爲了身分或財産的差别，而分别他們所應受的教育。第二，它是生産的；它將教育和勞動合而爲一，不僅教育就是生活，而且生活就是教育；將教育和生活打成一片，從“做”裏得到“學”，這些不都是合於現代的新的教育原理嗎？

中國有史時期的教育，如果詳細的研究，又可分爲四個段落：從黄帝時代到春秋、戰國，是第一段落；從秦到南北朝，是第二段落；從隋、唐到前清同治元年是第三段落；從清同治元年到現在，是第四段落。爲簡便起見，我們可稱第一段落爲“上古期”，第二段落爲“中古期”，第三段落爲“近世期”，第四段落爲“現代期”。

中國以往講歷史的人每每將夏、商、周三代稱譽得了不起，其實就教育史的眼光去看，三代並不是中國的黄金時代。那時期，在政治方面，是封建制度由萌芽而完成而崩壞的時期；在教育方面，是學校雙軌制度由産生而發展而衰落的時期。所謂雙軌制，就是社會上的所有兒童所入的學校不是依一條路綫，如現在的制度由小學而中學而大學，而却是分爲兩條路綫。中國上古時期因爲施行封建政治，社會分化爲貴族和平民，所以學校制度也區分爲兩部分，而成爲“身分的”雙軌制。當時貴族子弟所入的學校稱爲“國學”，平民子弟所入的學校稱爲“鄉學”。“國學”分爲兩級，有“小學”，又有“大學”。“鄉學”却只有“小學”一級而没有“大學”。“國學”所要養成的人物是統治人材，“鄉學”所要養成的人物是大多數的順民。這雙軌制究竟是硬性的抑或是彈性的，經學家的意見並不一致。據經今文學家説，平民中的優秀的也可以升入貴族學校的“大學”。但今文學家的經説每每只是孔子政治理想的描寫，恐怕不見得是真的史料。總之，我們暫時撇開經學家的争辯；上古期教育的特徵是雙軌制，那是無可疑的。

秦、漢以後，中國的政治大變，封建制度已經破壞，君主專制政體已經確立。那時候的教育，已經不是以雙軌制爲特徵，而是以“學校和選舉並行”爲特徵了。漢朝時代，也有學校；但那時候的學校，不是用“身分”分别的“國學”和“鄉學”，而只是用區域分别的“太學”和“州郡學”。詳細點説，就是没有貴族，也没有平民專入的學校，而只是由中央政府供給經費設立的“太學”和由地方政府設立的“州郡學”。這些學校所要養成的人物仍舊是統治人材；不過他們只是君主的助手，和上古期貴族學校的貴族學生對於政治握有部分的特有的權力完全不同。

漢朝時代既有學校以養成官吏，何以又采用選舉呢？這裏面藏有很重要的政治策略。因爲春秋、戰國時代，官學衰落，私學發達。這私學就是普通歷史上所謂“諸子百家”。處置私學是君主專制政治上一個大問題；對於這問題的解决辦法，秦始皇采用硬的焚書坑儒政策，漢武帝更聰明點，改用軟的選舉政策。選舉政策含有兩種作用：一是消極的，所以監視私學的反政府運動；一是積極的，政府可以不必耗費巨款設立學校而仍然達到和學校相同的養成統治人材的目的。所以我們研究中古期的教育制度，决不能不注意選舉；因爲撇開選舉，你只是看見了當時教育制度的一半。

到了隋、唐，教育制度又發生變動了。中古期的教育制度以學校和選舉並行爲特徵，近世期却以“學校和科舉並行”爲特徵，而且以學校附庸於科舉爲特徵。

中古期的秦、漢和近世期的隋、唐，在政治上並没有什麽不同，都是君主專制政體，爲什麽教育制度會發生差异而可以分爲兩期呢？這是因爲選舉制度從魏、晋以後發生流弊的緣故。漢朝雖采用選舉制以爲學校的補助，但還没有確定的完備的組織。到了三國時代，魏陳群奏請設立“九品中正法”，選舉制度的組織纔始嚴密。然而選舉制度就因爲“九品中正法”的實行而發生流弊。所謂“九品中正法”，就是在郡邑設“小中正”，在州設“大中正”，選本地有名望的公卿郎吏充任。由小中正品第當地的人才，分爲上下到下下九品，送呈大中正。大中正加以審核，送呈司徒。司徒再加審核，送給尚書録用。這選舉制，在表面看，似乎很嚴密完備；但實際上，大小“中正”都不中正，他們將自己的親戚朋友推薦上去，對於本人的學問才幹並不注意。到了晋代，已有“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的批評。因這九品中正制的實行，社會分化爲士族和庶族兩部分，而産生門閥制度。當下士庶兩族分别得很嚴，現在隨便舉兩個來説明它。南北朝梁武帝時，北齊武官侯景投降梁朝，封河南大將軍，他想討一位南朝望族王家或謝家的姑娘作妻子，請梁武帝做媒。就我們現在眼光看，這是不成問題的；但當時梁武帝説：王、謝高門，不是你的配耦；可由朱、張以下各家訪求。又我們讀《晋書》，覺得王、謝家裏的子弟幾乎個個是漂亮的有爲的人物。近人有引以爲遺傳的關係，其實不然，這只是門閥制度的現象。總之“九品中正法”施行的結果，選舉權由君主的手裏移到士族的手裏。南北朝時代，各朝的年代都很短促；這固然有許多原因，但士族只有家族觀念，對於國家的改代易姓毫不關心，實也是一種重要原因。對於這九品中正選舉制的流弊加以革除的，是隋煬帝。普通的歷史對於隋煬帝的批評都很壞，其實他是中國君主裏一位聰明的而懂得政治策略的人。他廢除九品中正法，設“進士科”，改行科舉，只要你有學問才幹，都可以去“投牒”，——就是現在所謂“報名”或“登記”。所以，嚴格的説，科舉只是選舉的一種，它的目的也只是在監視私學和選擇官吏；所不同的，就是科舉是將選舉權由士族的手裏重新移到君主的手裏。現代學校制度最初施行的時候，許多人大駡科舉制度；其實就歷史的眼光看，科舉在中國的政治策略上自有它的重要性。

從科舉制實行以後，學校的重要性却逐漸喪失，而只成爲國家的裝飾品。在往前，學校的目的不過在選拔官吏；現在選擇官吏已有一種廉價的科舉制，那麽，國家又何必多糜款項去設立學校呢？隋、唐以後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所設立的學校數所以並没有比兩漢增加而只在减少，宋、元以後所以有私學的書院制的産生，元、明以後書院所以也只是科舉的講習所，都可以從這科舉與學校的消長中探究因果。到了清代，監生並不必到國子監裏去讀書，各縣的縣學老師也不必向秀才、童生們講解，學校已經只有其名而無其實了。所以近世期的教育制度，不僅以學校與科舉並行爲特徵，而且以學校附庸於科舉爲特徵。

照上文説，中國本來自有學校制度，那麽，它和現代的學校究竟有什麽差别呢？最不同的，就是現代中國所施行的班級制的學校不是國貨而是舶來品，不是我們固有的而是向歐、美、日本模仿得來的。我們本來自有數千年的教育制度，爲什麽我們一定要抛弃它而采用别國的制度呢？這固然有許多的間接的直接的原因；而最大的原因，是鴉片戰争以後，帝國主義者打開而且闖進我們的大門，使我們不能不接受他們的文物制度。所以現代期的教育制度的采用，不是自動的，而是被動的；不是内發的，而是外爍的。

對於現代期的教育，如果想追溯它産生的原因，應該從鴉片戰争説起；如果只就現代的學校的産生説，那可以從清同治元年（一八六二）開始：因爲同治元年是同文館最初設立的一年，而同文館的性質近於現在的外國語專科學校。從同治元年到現在，如果再詳密的加以劃分，又可以分爲五個時期：從同治元年同文館的設立到光緒二十六年（一九〇〇）是第一期，可稱爲現代教育萌芽時期；從光緒二十七年《欽定學堂章程》頒行到宣統三年清朝滅亡（一九一一）是第二期，可稱爲現代學制建立時期；從民國元年到民國十年（一九二一）是第三期，可稱爲民國學制頒行時期；從民國十一年《學校系統改革案》頒布到民國十六年民國政府定都南京（一九二七）是第四期，可稱爲新學制修訂時期。從國民政府成立到現在（一九三四）是第五期，可稱爲黨化教育試行時期。(www.chuimin.cn)

第一期，現代教育萌芽時期，當時的在朝的官僚與在野的智識份子，因爲屢受列强炮艦政策的教訓，於是開始接受西洋的物質文明，各種以實用爲中心的應時學校在幾個大都市開始創辦，但正式的學制還没有産生。那時候的各種學校大概可分爲三類：一是外國語專科學校的性質，所以養成外交方面的人物，如同文館、廣方言館、湖北自强學堂、湖南東山精舍等都是。二是軍事專科學校的性質，所以養成新式軍事方面的人物，如天津、南京、湖北、廣東等處所設立的水師學堂、武備學堂、陸師學堂、陸軍學堂等都是。三是造船專科學校的性質，所以養成工程方面的人物，如福建船政學堂、上海機器學堂等都是。

外交、軍事、工程等等方面的新式人物既有專科學校在訓練培養，依理説，中國可以强盛起來，可以和帝國主義者相抗。然而，中、日甲午之戰，中國依舊是一敗塗地。新式的軍艦，沉的沉，降的降，提督丁汝昌竟至自殺。接着戊戌政變和八國聯軍又給一班士大夫以嚴重的教訓，於是他們覺得僅僅模仿西洋的物質文明是不够的，在相當條件之下，不能不進一步再模仿西洋的典章制度。於是以日本爲抄襲的藍本，由專科人材的訓練轉移到普通公民的培養，而産生現代的一般的學制。然而西洋的學校制度的背後藏有民治主義的思想；采取西洋的學校制度而絶對拒絶西洋的民治思想，在事實上是不可能的。所以當時“中學爲體，西學爲用”的折衷主義日趨失敗，學校變成促進革命高潮的武器，而與清朝政府的教育政策完全相反。這是現代期的第二期，也就是現代學制建立的時期。

辛亥革命以後，政體變更，學制也曾經一度的修正。但因帝制，復辟，軍閥混戰等等政治上的變亂，及教育自身不適合於中國社會結構的關係，新的教育制度並没有得到新的收穫。不過智識份子因政治上的教訓，由接受西洋的典章制度再進輸進西洋的一切文化。它在教育上的反映，是學制模仿傾向的轉變。如民元所頒布的教育宗旨，就很明瞭的是受德國哲學思想的影響。這是現代期的第三期，也就是民國學制頒行的時期。

從民國七年歐戰停止以後，德國的一切文化被國人盲目的指斥，而美國的一切文化又被國人盲目的信奉，於是教育制度和内容也由日、德的仿製品轉而爲美國的仿製品。現在流行的所謂“新學制”，就是那時候的美國的仿製品。其實，中國的社會結構和美國的是否相同，在當時改革學制的人，並没有加以深切的考慮。就現在看來，所謂新學制的“六三三制”並不能給中國教育以相當的救治。這幾年内，在教育方面所給我們的印象，只是學校集中於都市，十足的表現出商業氣息；而同時因各種政治思想的流行，學校又成爲革命高潮的推進機而已。這是第四期，也就是新學制修訂的時期。

國民政府定都南京以後，黨化教育逐漸施行，模仿美國的傾向逐漸衰落，教育上中央集權的傾向逐漸形成。但因爲時間尚短，舊有的嚴重問題仍舊没有解决。這兩年來，在教育上最流行的口號，是提倡所謂“生産教育”。這是第五期，也就是黨化教育試行的時期。

現在再談生産教育。關於生産教育的提倡者，國内大概可歸納爲五派。第一派是沿襲從前職業教育的思想，主張在學校課程中增加點職業的或勞作的課程，以爲將來學生加入社會從事生産的準備。第二派的主張比第一派的範圍廣大些，主張將整個的學校工廠化，使學生在學校時期内就獲得參加整個生産部門的工作的機會，現在江、浙一帶有幾個鄉村師範和私立大學正在那裏試驗。第三派主張的範圍又比較的廣大些，他們以爲中國的生産重要部分在農業而不在工業，所以生産教育也應該注重農村而不應該專重都市。他們主張先在鄉村設立一學校，然後以學校爲中心去接近農民，去訓練農民，去促進全國農村的生産機能。從前在南京試辦的曉莊師範學校就含有這傾向。第四派的主張和第三派相近，都是注意農業，都是以一農村爲範圍；所不同的，第三派先辦學校然後去接近農民，是由農民的兒童入手；而第四派主張先訓練農民然後由農民自動的去産生學校，是由農民的本身入手。這派受有丹麥農村民衆教育思想的影響，現在在山東農村試辦的就含有這傾向。第五派主張的範圍更廣大了，他以全國爲範圍，想用政治的力量來促進全國的生産教育，現在所流行的裁拼方法科，增添理工科的主張，就是這一派的呼聲。

中國教育的演變，從遠古一直到現在，我們已經匆匆的説過了，現在我們再討究中國現代教育爲什麽失敗，爲什麽不容易得到成績，它的最重要的原因是在那裏？就我個人私意的觀察，完全是因爲帝國資本主義在那裏作祟，使中國的教育設施和中國的經濟機構不能適合。中國以往的政治，無論它是貴族封建政治抑或是君主專制政治，它的教育設施是和經濟機構相適合的；現在可不然，從鴉片戰争，帝國資本主義者闖進中國的大門以後，不僅中國的經濟機構發生内在的矛盾，就是教育設施也和經濟機構發生矛盾，所以中國現代教育實含有雙重的矛盾性。現在中國社會激變的狀况有點和春秋、戰國相似，但春秋、戰國時代只是中國社會之内在的自動的突變，而現代却是外爍的被動的激變，所以更其嚴重了。

中國目前的經濟機構是變態的。它不是直接的由農業經濟進爲典型的資本主義經濟，而是在這兩種之間的歧途上發展。明顯點説，就是一方面舊有的農業經濟因受帝國資本主義的侵略而逐漸崩壞，一方面新興的民族資本主義經濟又被帝國資本主義所箝制而無法發展。在這種變態的情形之下，實際把握着中國的經濟權的，只是國内大都市中的一批洋行買辦。

但是這班買辦所建立的經濟組織，它自身就含有内在的矛盾。因爲買辦，他一方面替帝國資本主義者在中國搜羅原料，一方面替帝國資本主義者在中國推銷商品，在這原料和商品的買賣過程中，賺取了一部分的商業利潤。但是這種以商業利潤來建築的經濟組織，一定要受消費者購賣力的影響。目下中國舊有的農業、手工業因受帝國資本主義機械工業的摧殘已日趨衰落，國内大部分的民衆因農村破産已漸陷於餓寒的境况，因之一向向上繁盛發展的一班買辦經濟也受了國民購買力的降低而逐漸摇動。近兩年來，國内各大都市中發現販賣洋貨公司的虧本或倒閉的現象，就是中國買辦經濟組織内在的矛盾將要爆發的預兆。

這種變態的經濟組織，不僅自身存在着矛盾，而且和中國現行的教育也發生矛盾。中國現代的教育是從資本主義國家模仿來的。這種教育有兩種特徵：一是公民的，目的在造就一般能够選舉的選民，以維持議會制度；一是産業的，目的在造就一班最有效率的勞工和技術人材，以施行大量的高度的生産。但是中國經濟權既操在一班買辦手裏，國民經濟因民族資本不能發展而無法繁盛，因之大部分的民衆因生計的艱苦而無法直接享受普通教育，間接享受公民權利。中國現代教育施行數十年，而“普及教育”一名詞始終只是紙上的計劃和嘴裏的口號，其原因就在於此。

其次，所謂生産教育，更與買辦經濟發生正面的衝突。因爲買辦不是直接參加生産部分，而只是依賴帝國資本主義者去獵取商業的利潤。他們不需要生産的勞工和技術人材，他們也决不引用生産的勞工和技術人材，以促進自身的崩壞。所以中國生産教育機關的創立，如同治五年的船政學堂，離現在已經六十八年；中國生産教育學制的成立，如光緒二十八年的《奏定學堂章程》中的實業學堂系統，離現在已經三十二年；就是中國職業教育的提倡，如民國六年中華職業教育社的成立，也已經十七年；而中國教育之生産的目的始終不能達到，其原因也就在此。

照這樣觀察，中國現代教育所以失敗，根本原因在於帝國資本主義的侵略。我們並不是將中國所有的罪惡全歸罪於帝國資本主義者，爲我們民族自身不努力來辯護，實在這帝國資本主義所給我們的威脅太嚴重了。這是中國歷史上素所未有的嚴重的局面。所以現在如果要改革教育，使教育對於社會發生效率，那先要看清楚教育和社會機構的關係。教育只是像全部機器中的一輪，全部機器如果參差枝梧或腐窳不堪，這一輪的教育是無法順利進行的。换句説話。就是教育本身改革能否有效，要看改革教育的前提條件是否具備。拿生産教育來説吧，生産教育不是提倡就可以有效的，生産教育的能否有效，要看對外的抗拒帝國資本主義的政策是否有效。所以對内的教育的統制和對外的帝國資本主義的抗拒是有很高的相關度的。

本文係在安徽地方政務研究會的演講詞，修改後刊於《東方雜志》1934年第31卷第6號。據《東方雜志》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