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予同教育論著：高等華人對學問的成就和智識階級現象进行探讨

2023-11-01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總之，他們是“高等華人”，他們甚至於在自嘆不幸生在這樣混亂的中國，因爲他們自信，假使他生長在别的歐美的國度裏，他的學問的成就將决不至於如此。到了新的學校的時代，所謂“智識階級”這名辭真正可以成立的時代，則智識的掠奪的現象更其顯著。在名義上，學者是平等的；但實際完全是階級的。

平心地説，近十年來，中國的學術界不能不説有點進步，雖然不是所謂“長足的”；一般社會對於學術界中人也大都具有相當的尊重，雖然它仍舊未能給他們以物質的環境的便利。年來所謂“專家”，所謂“學者”，頗能於舊有的名士、名流之外，另占有社會的地位；而所謂“專家會議”，也居然時時接觸於我們的耳鼓與眼簾。這現象是否可以絶對用樂觀的態度去解釋，是另一問題，我現在不想多談；現在我所不能自已於言的，是想衷誠的向學者們專家以及一般知識分子貢獻點意見。

中國的學者們、專家們的態度，就我個人的耳目所及，頗有點不以爲然。他們大抵誇大、驕傲，甚至於狂妄，更甚至於猜忌、卑污。有些雖然在表面的態度上表示着和藹，但骨子裏仍自以爲高貴，而對於一般人們冷静地輕蔑着。他們所以陷於這樣的態度，根本原於心理上一種謬誤的觀念。他們大概自以爲把握着智識的權威；他們對於愚昧的民衆，自以爲高高在上；他們是超民衆的，民衆在他們的面前只配下跪、只配稱頌、只配將他們如偶像樣地供奉。總之，他們是“高等華人”，他們甚至於在自嘆不幸生在這樣混亂的中國，因爲他們自信，假使他生長在别的歐美的國度裏，他的學問的成就將决不至於如此。

這矛盾的世間與人生，是否僅僅智慧可以解决；智識分子對於社會，在歷史上是否只有功而無罪；專家與學者，在現在與將來的世界，是否能獨立地去解决一切政治經濟的困難問題，而不流爲别一階級的工具；這些都是絶大的疑問，在這簡短的篇幅裏，我亦不願而且不能多談。我現在只要請專家、學者以及知識分子反省，——自然，我自己也應該反省，我們所認爲自身了不起的智識，“天與之乎？人與之乎？”如果有一部分是“人與之”，則試問這智識的獨占是否合理；换言之，就是形成我們高貴身分的智識，是否是社會樂意的給與，抑或是出於我們盜賊式的掠奪。

我提出這一疑問，在你們或以爲是不成問題的，或簡直以爲我是痴妄。你們以爲你們之所以獲得這高貴的智識，由於祖先的優秀的血統之遺傳，或者由於後天的環境之陶冶，或者由於你自以爲了不起的苦學成功；即在比較忠厚的學者們，恐亦不過委之於自身的幸運而已。但是，我敢對於上舉的理由，一切加以否定。我敢大聲的喊：我們的智識的獲得是不合理的，完全由於我們盜賊式的掠奪；再明白地説，智識的本身不是罪惡，而我們之所以獲得智識却是不可掩飾的罪惡。

這話似應加以詳盡的説明。在舊的科舉的時代，所謂“讀書人”就只有士大夫。士大夫的出身，或者是官僚的子弟，或者是地主的子弟，或者是商人的子弟。由農民或勞動階級出身的窮秀才固不能説没有，但所占的百分比可説是微乎其微；因爲十年窗下的攻讀生活，在貧農或勞動者的家庭，亦不是容易擔負的。到了新的學校的時代，所謂“智識階級”這名辭真正可以成立的時代，則智識的掠奪的現象更其顯著。義務教育，在現在幾乎成爲一般教育行政官或教育政客的法寶，他們好像以義務教育的實現爲黄金世界實現的朕兆。其實呢？在病態的社會組織没有根本變更之前，義務教育只是欺騙的、麻醉的、利用的工具；質言之，就是義務教育的目的只是爲發得民主政治的美名而爲資産階級養成可驅使的奴隸。義務教育是爲一般勞動者而設的。中等教育、高等教育，再加以中國所特有的“高高等教育”即留學教育，則完全是依經濟能力的高低，定所受教育程度的上下。在名義上，學者是平等的；但實際完全是階級的。所以在學校初辦、封建社會的意識形態仍舊殘留的時候，學校的大門上每挂起“學校重地閑人莫入”的虎頭牌；現在呢，這虎頭牌固然取消了，但學校的會計課或注册課的兩重難關，明白地告訴你“學校富地，貧人莫入”。在現在，學校總算是智識的獲得所；然而這智識的能否獲得與智識獲得分量的多寡，完全不依據入學者的腦力與體力，而只依據入學者的財力。如果個人的財富的獲得是依於合理的社會組織，則智識的給與依據財力爲比例，尚勉强可説。然而，現社會的組織是病態的，個人財富的獲得大部分是由於掠奪；質言之，現社會不是以勞力增加財富而是以錢滚錢的社會。財富的獲得既出於掠奪，而隨財富而得的智識亦出於掠奪無疑。

這社會的病態還不僅僅如上所説，最可痛心的，是爲教育納費的民衆受不着教育，而受高等教育預備做專家學者的人們却未見得是納費者。近代民主社會的口號有所謂“義務”與“權利”，我不知道這在這病態的教育現象怎樣去解釋；盡了納費維持教育的義務，而享受不到教育的權利；這權利是否被另一部分的人們所掠奪？這些掠奪者是否在道德上犯了賊盜的罪？關於這掠奪的現象，容我舉點實證，如果諸位不嫌繁瑣的話。

根據第二届全國教育會議《改進全國教育方案》中所調查，國立各大學十七年度的統計：中央大學支出經常費一、四一〇、九二六元，教職員數五七七，學生數一、七三一，平均每一教職員所教之學生數爲三人，每一學生所占之經費爲八百十五元强。清華大學支出經常費七二四、三二三元，教職員數一三五，學生數五〇五，平均每一教職員所教之學生數爲三·七四人，每一學生所占之經費爲一千四百三十四元强。國内聞名的北京大學與新辦的浙江大學，十七年歲出經常費决算數没有報告，如果依照十八年度預算，則北京大學每一教職員所教之學生數爲四·三〇人，每學生所占之經費爲九百三十二元弱；浙江大學每一教職員所教之學生數爲二·二三人，每一學生所占之經費爲二千七百七十四元。以上不過是隨便舉的例，現在再查看中央政府收入的來源，據財政部《十八年度財政報告書》，總收入爲五三九、〇〇五、九一九元，除借券借款部分一〇〇、九四二、七二〇元，税收部分爲四三八、〇六三、二〇八元。這税收裏面，最大的款項爲關税，計二七五、五四五、二一五元；其次爲鹽税，計一二二一、四六、一七〇元。關税進口税的實際負擔者是消費者，出口税的實際負擔者是生産者。中國没有别的生産，除了農村所生産的原料；中國人民百分之八十是農民，則所謂消費税的擔負也大部分加在農民身上。鹽税也是貧窮者比富人擔負得多，因爲貧窮者食鹽的平均量較富人爲多，——上海的摩登女子幾乎是不吃鹽而專吃美國的高價的糖果了！——農民貧窮者盡了納税的義務，而讓官僚、買辦、地主、小商人、教授們的子弟坐享高等教育的權利，這是否是合理的制度？爲什麽清華的每一個學生，國家爲他每年擔負一千四百三十四元；與中央大學鄰近的浙江大學的每一個學生，國家爲他每年擔負二千七百七十四元；而三元可以救活一命的陝甘一帶數千萬的灾民，國家竟無法施救而讓他們活活地餓死？這是否是一部分人們掠奪别一部分人們的生存權利？(www.chuimin.cn)

其次再談留學制度，這是一般社會以爲做專家做學者所必經的階段。中國現行的留學制度，簡單的説一句，是士大夫階級的分贜制度。友人陶希聖君在本志第二十期《中國現代教育之定性分析》一文中，以爲：留學制度爲什麽變爲瓜分地盤的制度，因爲二千年來地主階級瓜分國税的故智根本没有改革。這是一針見血的話。近年來，派遣所謂“革命失學青年”留學，或資送黨政下野人員出洋的事屢見於報章。青年所以從事革命，是爲改革這不合理的社會組織，而結果瓜分國税，以增加這不合理的程度。反對掠奪者，而結果自己是一位十足的掠奪者，這是世間怎樣滑稽的事呢？留學，留學，大家以政治的手腕來争奪留學，這裏面包藏着無數賣身、誘略、酬庸、壟斷等等的把戲呢！

更可痛心的，是庚款問題。近十年來，從俄款起，到英款止，士大夫階級在這錢堆上不知道表演過若干齣的喜劇與悲劇！他們把持，他們瓜分，他們争奪；同時，他們叫嚷，他們落泪，他們狂笑。這醜惡的世間相啊！死傷的是幾十萬愚昧的民衆，所謂拳匪；賠款的是全國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農民，大多數的生産者與消費者；而高坐講座，大發綸音，享受這權利的，是所謂專家與學者。在他們或者以爲這正是所謂化臭腐爲神奇；但是，我没有看見别的，我只看見一群動物在舔吮被帝國主義者的武器所殺傷的農民的尸液！

有點動客氣了，爲珍重自己與讀者的神經，不想再説下去。總之，統之，專家學者以及一般智識分子，無論他自知或不知，他是智識的掠奪者。智識的本身不是罪惡，而獲得智識的手段却是罪惡啊！爲懺悔我們本身的罪惡，爲减除社會組織的罪惡，我衷誠的提出“學問贖罪”的口號！

學問不像財産，財産可以因悟徹世間苦而一旦决然舍弃，學問却依麗在腦筋而無法抛去。况且爲其采用舍弃財産而出家的消極辦法，勿寧采取利用財産以布施的積極手段。同樣的，與其走佛老的路，弃聖去智，作“塊不失道”的至人；勿寧去入世的路，利用知識，以拯救這世間。自然，我們贖罪的成績或者是渺小的，但是我總算盡了我的力了；在這龐大的社會機構上，我總算出了一錘一斧的汗了。學者們、專家們、以及知識分子，我們是有罪的，我們應該背着十字架到民衆中間去贖罪！

原載《社會與教育》1931年第2卷第1期。

周予同教育論著：高等華人對學問的成就和智識階級現象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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