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等教育发展与实施情况

清末初等教育的萌芽

在中國現代教育史上，小學校的正式成立，據現在所考知，當以光緒四年（公元一八七八年）張焕綸所創辦的上海正蒙書院爲最早（後改稱梅溪學校）。書院的名稱雖爲中國所固有；它分爲國文、輿地、經史、時務、格致、數學、歌詩等科，雖近似於中國固有的“分齋”辦法；但據《上海縣續志》説：“不授帖括，以明義理、識時務爲宗旨；課餘游戲，陰以兵法部勒；兼采西人教科所長。”則實際上確爲西洋學校制度的模擬。這書院附有“小班”，課程有算數、禮儀、游戲、技藝等，教學法以俗話譯文言，講解與記誦並重，都含有現代教育的意味。繼正蒙書院而起的是光緒二十二年（公元一八九六年）華亭鍾天緯所創辦的上海滬南三等學堂。他改書院、書塾等名稱爲“學堂”，又以白話編撰兒童教本，在初等教育演進史上，都具有相當的價值。

次年，光緒二十三年（公元一八九七年），盛宣懷創辦南洋公學，分爲四院，所謂“外院”就是小學校。這可算是中國公立小學的始祖。外院學生分爲四班，每班四十人左右，計共一百幾十人。課程有國文、算學、英文、輿地、史學、體操六科。每周授課四十二小時。教師由南洋公學師範院學生輪流擔任，所以也可視爲中國師範學校附設小學之始。——後來，這外院就改稱爲南洋公學附屬小學。教本由師範院自編《蒙學課本》，以供應用，這在小學教科書的編撰史上也是值得注意的。

又次年，光緒二十四年（戊戌，公元一八九八年），德宗鋭意變法；五月二十二日，下諭命各省、府、州、縣開設學堂，將各地舊有的書院、義學、社學一律改爲中西兼習的學校。學校等級，以省會的大書院改爲“高等學”，郡城的書院改爲“中等學”，州縣的書院改爲“小學”。此外民間祠廟不在祀典内的，也着地地方官曉諭人民，一律改爲學堂。至於經費，或由各機關的陋規濫費提取，或由官紳籌捐勸募，并破格奬勵私人興學。中小學應讀的書籍，由官設書局編譯中外西書，頒發遵行。這是政府决心推廣現代學校的開始，也是小學教育計劃見於公牘的開始。

同年六月六日，御史張承纓奏請於五城設立中小學堂，以京師大學堂的附小學堂額數僅八十名，且多爲大員的子弟，此外就近願學的無法入學，主張於五城添立中小學堂，使土著人民與外省寓京的官吏子弟一體入城。同月十七日，由京師大學堂管理大臣孫家鼐議覆，依原奏辦理，即飭五城御史斟酌設立。這可視爲地方小學教育普及運動的發端。

維新運動先後，各地興辦小學的很不少，因爲當時没有調查統計，所以無法考知。據現在所曉得的，無錫俞復曾於光緒二十四年（公元一八九八年）創辦無錫三等公學堂，自編《蒙學讀本》；吴縣陸基曾於光緒二十五年（公元一八九九年）在本地創崇辨蒙學，自編《啓蒙圖説》及《啓蒙問答》。光緒二十六年（公元一九〇〇年），天津曾成立蒙養東塾。此外與這些小學先後成立的，北京有八旗奉直小學堂。廣東有遜業小學堂。而刑部候補主事張元濟與户部候補郎中王宗基也曾於光緒二十四年（公元一八九八年）於北京自行籌費創立學堂，入學的非常踴躍。同年，經元善在上海創辦經正女學，是國人自辦女子學校的開始。

總之，在光緒二十八年（公元一九〇二年）“壬寅學制”没有頒布以前，初等教育還只可認爲草創時期。當時各地小學的有無，完全視各地士大夫階級對於西洋文化的迎拒爲轉移，還談不到什麽“國民教育”或“義務教育”。一般小學的學生多爲官紳子弟所獨占；教師多由比較開通的“秀才”們擔任；課程偏於讀經策論，未脱科舉的習氣；只是新式小學校的萌芽而已。

初等教育學制的演變

依照光緒二十八年（公元一九〇二年）張百熙所奏請的學堂章程，即所謂“壬寅學制”，實行教育分三級：一爲四年的蒙學堂，二爲三年的尋常小學堂，三爲三年的高等小學堂。蒙學堂的創設，意在改良私塾，分爲兩種：一爲公立蒙學堂，一爲自立蒙學堂。凡義塾有常年經費的，須一律改辦公立蒙學堂；凡家塾聘師課讀及塾師招生授徒的，應一律改辦自立蒙學堂。蒙學堂招收六歲的兒童，修業年限四年，與尋常小學堂同爲義務教育。徵收學費，每人每月不得過三角；但自立的不拘。城内坊厢與鄉鎮村集均須設立；各地限於奉到章程後半年内，每鄉先設一所，以後逐漸推廣。小學堂由州縣設立，也分爲兩種：一爲官立小學堂，一爲民立小學堂。官立小學堂對於本地蒙學堂有管轄監督的職權，而同時官民立小學堂又受本省高等學堂管轄。小學堂學生額數應容三百人以上，滿五百人得添增一所。暫時不收學費；以後尋常小學堂每人每月不得過三角，高等小學堂不得過五角；但自立的不拘，這學制實際上並未施行。

次年，光緒二十九年（公元一九〇三年），張之洞、榮慶、張百熙奉命重訂學堂章程，成立所謂“癸卯學制”。改初等教育爲：一、不定年限的蒙養院，二、五年的初等小學堂，三、四年的高等小學堂。初等小學堂招收滿六歲的兒童，定爲義務教育；高等小學堂的入學與否，聽人民自由。這小學堂，因經費來源的不同，分爲三種：一爲官立的，二爲公立的，三爲私立的。初等及高等小學堂得單獨分别設立；其高初等並立的，稱爲兩等小學堂。所有各種小學堂，都受地方官監督指導，并轉報當時省教育行政最高機關所謂“省學務處”備案。到了光緒三十二年（公元一九〇六年）勸學所成立，各地小學遂直接改由勸學學所管轄，而受地方長官監督。

次年（光緒三十三年，公元一九〇七年），學部頒布《女子小學章程》。分女子小學堂爲初等及高等兩級；兩等並設的，稱女子兩等小學堂；都與男子小學堂相同。但女子入學年齡較男子大一歲，初等小學堂招收七歲到十四歲的女子，高等小學堂招收十一歲到十四歲的女子。當時嚴密規定，男女小學分别設立，少量混合；然而事實上，江蘇等處的小學仍有男女同校的。這是女子教育在學制上正式取得地位的開始。

宣統元年（公元一九〇九年），小學章程曾經一度的修改，就是於五年制的實行小學堂以外，允許民間添設四年制與三年級的小學簡易科。這小學簡易科所以輔初等小學堂的不足。凡地方瘠苦，公私款項不多，不多能設立初等小學堂的；以及民間自立私塾，教授子弟不能依照初等小學堂辦理的；准設立小學簡易科，以希望教育普及早日實現。次年（宣統二年，公元一九一〇年），學部又奏請修改小學堂章程，删去簡易科名稱，規定初等及高等小學堂修業期限一律改爲四年。

民國元年（公元一九一二年），教育部公布《小學校令》，規定初等小學校修業期限四年，是義務教育；高等小學校三年，較前清縮减一年。初等小學校由城、鎮、鄉設立，高等小學校由縣設立，都歸縣行政長官管轄。民國四年（公元一九一五年），七月，袁世凱政府模仿德國雙軌制，改訂《小學校令》，重頒《國民學校令》及《高等小學校令》，將初等小學校改稱爲國民學校，修業期限仍舊四年，但明文規定爲義務教育；此外另設“預備學校”，附設於中學，分爲前期四年，後期三年。但事實上，預備學校制還没有實行而袁氏已倒；次年（民國五年，公元一九一六年）九月，廢止預備學校制；十月，修改《國民學校令》，仍舊恢復單一制。這民國四五年公布的教令，對於小學校的設置經費及管理等事項，較諸元年有明確的規定。國民學校由自治區設立；經費亦由自治區擔負，但縣政府認爲必要時，可予以補助；“區董”得“學務委員”的輔佐，承“縣知事”的指揮，管理本學區的教育事務。至於那些緩設自治區的地方，一切國民學校的設置經費及管理等，都由“縣知事”處理。

從民國五年（公元一九一六年）到民國十一年（公元一九二二年）間，小學校的組織在法令上雖没有什麽變更，但實際上規模較大的小學，如師範附屬小學及模範小學等，組織也很複雜。大概校長以下，分設教務、事務、訓育各主任；并爲處理校務、研究教學的便利，成立各種會議及委員會。且有發起以校爲委員的、聯合會，對於教育行政或教學法有所主張。

民國十一年（公元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公布《學校系統改革案》，初等教育又經一度的修改。從前的蒙養園改稱爲幼稚園，招收六歲以下的兒童。廢止國民學校及高等小學校的名稱，而統稱爲小學校。修業年限六年，較舊制减少一年。分爲初高兩級；前四年爲初級，得單獨設立。義務教育年限雖仍以四年爲準，但各地方到適當時期可以延長。義務教育入學年齡不限定六歲，由各省區依地方情形自定。次年（民國十二年，公元一九二三年），教育部改勸學所爲教育局，管理初等教育。

民國十七年（公元一九二八年）二月，大學院公布《小學暫行條例》，小學的修業年限、分級及主管機關與舊制相同；但規定小學由市縣或市縣教育分區設立，私人或團體設立的私立小學須組織校董會。又小學得附設幼稚園。關於學費，初級小學以不徵收爲原則，但得視地方情形，徵收每學期一元以下的學費；高級小學每學期不得過三元，私立小學不得超過上列標準的三倍。二十一年（公元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國民政府公布《小學法》，與《小學暫行條例》大致相同。除由市縣區設立外，更得由省及坊，鄉鎮設立。又學費，高級小學由三元减爲二元。

初等教育宗旨的演變

當光緒二十八年（公元一九〇一年）“壬寅學制”没有頒布以前，對於初等教育還没有明定的宗旨。當時的教育思潮籠罩於“中學爲體、西學爲用”的主張之下，偏重於大學專門的高等教育，對於初等教育尚未顧及。到“壬寅學制”頒布，才以“培養兒童使有淺近之知識並調護其身體”爲蒙學堂的宗旨；以“授以道德知識及一切有益身心之事”爲小學堂的宗旨。

次年（光緒二十九年，公元一九〇三年），“癸卯學制”頒布，規定：蒙養院的宗旨，在“保育教導三歲以上至七歲之兒童”，以“補助家庭教育”；初等小學堂的宗旨，在“啓其人生應用之知識，立其明倫理愛國家之根基，并調護兒童身體，令其發育”；高等小學堂的宗旨，在“培養國民之善性，擴充國民之知識，强壯國民之氣體。”可見當時的初等教育的宗旨已漸能注意兒童本身德、智、體三育的發展與國民教育的重要；但所謂德育限於“明倫理，愛國家”，偏於統治階級的道德而已。光緒三十二年（公元一九〇六年）三月，明定教育宗旨爲“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實”，初等教育也自然以這宗旨爲依歸。“讀經”一科在清代始終没有廢止，就是想到達“忠君”與“尊孔”的目的。

民國元年（公元一九一二年），教育部廢除“忠君”“尊孔”的舊教育宗旨而另頒新的教育宗旨（見前第二章），對於初等教育，明定“小學校教育以留意兒童身心之發育，培養國民道德之基礎，並授以生活必需之知識技能爲宗旨。”民國四年（公元一九一五年），改初等小學校爲國民學校，又另設預備學校。當時規定“國民學校施國家根本教育，以注意身心之發育，施以適當之陶冶，並授以國民道德之基礎及國民生活所必須之普通知識技能爲本旨”；“高等小學校以增進國民學校之學業，完成初等之普通教育爲宗旨”；“預備學校以注意兒童身心之發育，施以初等普通教育，預備升入中學爲本旨”。這次的改革，與其説是宗旨的，不如説是制度的。從袁世凱政府推翻後，預備學校隨而廢止，所謂“宗旨”遂成爲紙上的史料。

民國十一年（公元一九二二年），新學制頒布，對於初等教育雖没有特定的宗旨，但學校教育的總目標定爲“一、適應社會進化之需要；二、發揮平民教育精神；三、謀個性之發展；四、注意國民經濟力；五、注意生活教育；六、使教育易於普及；七、多留各地方伸縮餘地”；則初等教育也自當以這爲標的。

民國十三年（公元一九二三年），國民黨改組，發表對内政綱，曾有“以全力發展兒童本位教育”一條；到了南京國民政府成立，當十七年（公元一九二八年）二月大學院頒布《小學暫行條例》，又規定“小學教育應根據三民主義，按照兒童心身發展的程序，培養國民之基本知識技能，以適應社會生活。”次年（民國十八年、公元一九二九年）四月，國民政府頒布《教育宗旨及其實施方針》，對於中小學的普通教育曾規定“須根據總理遺教，陶融兒童及青年‘忠孝仁愛信義和平’之國民道德，並養成國民之生活技能，增進國民生産之能力爲主要目的。”將政綱與實施方針對比，初等教育的宗旨似是由“兒童本位教育”轉移到“三民主義教育”。但最近民國二十一年（公元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國民政府公布《小學法》，規定“小學應遵照《中華民國教育宗旨及其實施方針》，以發展兒童之身心，培養國民之道德基礎，及生活所必需之基本知識技能”，則又似兼顧兒童身心的發展了。

初等教育課程的變演

初等教育，因學制與宗旨的屢變，於是課程也時有增减。“壬寅學制”没有頒布以前，小學校的課程由創辦者自由支配，還没有統一性。光緒二十八年（公元一九〇二年），“壬寅學制”頒布，規定蒙學堂的課程爲：一、修身；二、字課；三、習字；四、讀經；五、史學；六、輿地；七、算學；八、體操。尋常小學堂爲：一、修身；二、讀經；三、作文；四、習字；五、史學；六、輿地；七、算學；八、體操。高等小學堂爲：一、修身；二、續經；三、續古文辭；四、作文；五、習字；六、算學；七、本國史學；八、本國輿地；九、理科；十、圖畫；十一、體操；或加添農工商實業科目一種或兩種而除去古文辭。當時以十二日爲一周，每周授課七十二小時。

次年（光緒二十九年，公元一九〇三年），“癸卯學制”頒布，改蒙學堂爲蒙養院，等於現在的幼稚園，不在正式學制之内；課程有庭院戲、歌謡、談話與手技。被告小學堂課程規定爲：一、修身（2）（這表示每周時數，以下同）；二、讀經解經（12）；三、中國文字（4）；四、算術（6）；五、歷史（1）；六、地理（1）；七、格致（1）；八、體操（3）；視地方情形，可增加圖畫與手工。高等小學堂爲：一、修身（2）；二、讀經解經（12）；三、中國文學（8）；四、算術（3）；五、中國歷史（2）；六、地理（2）；七、格致（2）；八、圖畫（2）；九、體操（3）；視地方情形，可增加手工、農業、商業等科目。至於經費貧瘠、師資缺乏的地方，可將初等小學堂的八科合併爲五科，即：一、修身、讀經合爲一科；二、中國文字科；三、歷史、地理、格致合爲一科；四、算術；五、體操；稱爲簡易科小學。又改七日爲一周，初小每周授課三十小時，高小每周三十六小時。

當時課程的特色，爲修身、讀經兩科的設置。這根據於“中學爲體西學爲用”的教育思想及後來頒布的“忠君”“尊孔”的教育宗旨。然而這正是表示當時統治階級對於西洋文化的勉强接受與恐懼心理。其次，當時課程與現在不同的，就是當時雖加入格致（現在改稱爲自然研究），但圖畫、手工兩科仍列於隨意科，而音樂科亦未特設。

光緒三十三年（公元一九〇七年），學部頒布《女子小學堂章程》，規定：女子初等小學堂的科目爲修身、國文、算學、女紅、體操，每周授課二十四小時至二十八小時，而以音樂及圖畫爲隨意科；女子高等小學堂爲修身、國文、算學、中國歷史、地理、格致、圖畫、女紅、體操，每周授課廿八小時至三十小時，音樂也定爲隨意科。這課程的特色就是女子没有讀經科的設置，這大概認爲女子没有反叛的能力的緣故。

宣統二年（公元一九一〇年），小學學制曾經修改，初高小兩級都定爲四年卒業，於是課程也起變動。當時規定初等小學的科目爲：一、修身，每學年每周二小時；三四學年除“道德要義”外，兼及“國民教育要義”；這可認爲修身科的範圍逐漸擴大，而與現在所稱公民科逐漸接受。二、讀經講經，從三四學年起，每周五小時，較從前大爲减少。三、國文，一二學年每周十四小時，三四學年每周十五小時，較從前大爲增加。四、算術，一二學年每周四小時，三四學年每周五小時。五、體操，每學年每周四小時。以上爲必修科。六、圖畫，七、手工，八、樂歌，以上爲隨意科。計一二學年每周授課二十四小時，三四學年每周三十小時，較前亦稍稍减少。高等小學的科目爲：一、修身，每學年每周二小時，内容與初小相同而程度遞高。二、讀經講經，一二三學年每周十一小時，第四學年十小時。三、國文，每學年每周八小時。四、算學、一二三學年每周四小時，第四學年五小時。五、歷史，六、地理，七、格致，八、圖畫，這四科都是每學年每周二小時。九、體操，每學年每周三小時。以上爲必修科。十、手工，十一、樂歌，從第一學年起教授；十二、農業，十三、商業，十四、英文，從第三學年起教授；以上爲隨意科。城鎮高小添設英文，從這時開始，這是特點。計高小各學年每周授課三十六小時。

民國成立，元年（公元一九一二年）五月，教育部通令各省，申明初等教育應行改革各點，關於課程的，爲：一、廢止讀經科，二、初小算術，從第三學年起，兼授珠算；三、手工科應加注重；四、高小以上體操注重兵式操。七月，教育部頒布小學課程，規定初等小學爲：一、修身（2）（這表示每周時數，以下同）；二、國文（10—14）；三、算術（5—6）；四、手工（1）；五、圖畫（1—2）；六、唱歌（4）；七、體操（4）：女生另加縫紉一二小時；計每周授課時間，男生由二十二小時至二十八小時，女生由二十二小時至二十九小時。高等小學爲：一、修身（2）；二、國文（8—1）；三、算術（4）；四、本國歷史（3）；五、本國地理（3）；六、理科（2）；七、手工（1—2）；八、圖畫（1—2）；九、唱歌（3）；十、體操（3）；十一、英語（3）；此外，男生加課農業二小時，女生加課縫紉二至四小時；計每周授課時間，男生三十小時，女生三十至三十二小時。這課程的特色，爲：一、廢止讀經科；二、將隨意科一例改爲必修科。

民國四年（公元一九一五年），改初等小學爲國民學校，課程也略加修訂，其規定爲：一、修身，第一二學年每周小時，第三四學年三小時；二、國文，第一學年十小時，第二學年十二小時，第三四學年十四小時；三、算術，第一、第四學年五小時，第二、三學年六小時，四、手工，每學年一小時；五、圖畫，第二、三學年一小時，第四學年，男生二小時，女生仍一小時；六、唱歌，第一、二學年四小時，第三、四學年一小時；七、體操，第一、二學年四小時，第三、四學年三小時；八、女生加縫紉，第三學年一小時，每四學年二小時。總計第一學年二十二小時，第二學年二十六小時；第三四學年，男生二十九小時，女生三十小時。高等小學規定爲：一、修身，每學年每周二小時，内容於道德要旨外，兼授中國法制大意；二、讀經，每學年三小時，講授《論語》；三、國文，第一學年十小時，第二、三學年八小時；四、算術，每學年四小時；五、本國歷史，六、地理，都第一學年一小時，第二、三學年二小時；七、理科，每學年二小時；八、手工，男生每學年二小時，女生一小時；九、唱歌，每學年二小時；十、體操，每學年三小時；十一、男生加農業，第二、三學年二小時；十二、女生加家事，第一學年二小時，第二、三學年四小時；十三、圖畫，男生每學年二小時，女生一小時；十四、外國語，第二、三學年二小時。總計第一學年三十二小時，第二、三學年三十四小時。這課程的特色，就是高小恢復前清的讀經科。袁世凱帝制失敗，民國五年（公元一九一六年）十月，又明令廢止。讀經與帝制的關連，從這裏面也可以窺探一點。又當時（民國五年）所頒布的《國民學校令施行細則》，定幼稚園保育的項目爲游戲、唱歌、談話、手藝，與前清所定的大致近似。

民國七八年（公元一九一八、九年）以後，美國的教育思潮波及中國，美國哥倫比亞大學（Columbia University）教育科的留學生也陸續返國，美國教育大師杜威（John Dowey）也到中國各都市講演，於是一反清末民初模擬日本的傾向，而投奔到這金元共和國的脚下。從來所定的課程，只有普通鄉村小學在那裏遵守，都市著名的小學已在“教育實驗”“兒童本位”“教育即生活”等口號之下，自由的對於課程加以修正。民國九年（公元一九二〇年），教育部也受這教育趨勢和所謂“文學革命”的影響，居然下令改小學國文科爲國語科，小學教科書一律改用語體文編輯，這在小學教育史上是值得注意的。

到了民國十一年（公元一九二二年），“全國教育會聯合會”組織“新學制課程標準起草委員會”，對於小學課程，另擬“綱要”，作進一步的修正。次年（民國十二年），完全刊布。其總綱爲：一、小學校程課分爲國語、算術、衛生、公民、歷史、地理（前四年合併爲社會科）、自然園藝、工用藝術（即舊稱手工）、形象藝術（舊稱圖畫，新加剪貼及塑造）、音樂、體育十一目。二、小學校爲表明各科性質及謀教育銜接的便利，依初級中學六學科加以分别説明：甲、衛生、公民、歷史、地理屬社會科（前四年以合併教學爲宜）；乙、地理的一部分屬自然科；丙、園藝附入自然科，兼屬藝術科；丁、工用藝術屬藝術科，兼屬社會科；戊、形象藝術屬藝術科；己、音樂屬藝術科，或以方便得附於體育科。三、小學校授課，以分數計；初級前二年每周至少一〇八〇分鐘，後二年至少一二六〇分鐘，高級每周至少一四四〇分鐘。各科約定百分比如上表。這分數計算法，以每周分數分配六日，如高級每日爲二百四十分，每日酌定若干節，間以休息。例如三十分、四十五分或六十分爲一節。每節教學，得視性質授一種或二種以上的學科目，例如每種有十分或十五分的。四、鄉村小學各科有不能獨設時，得酌量合併，但國語、算術的授課分數不得再减。這課程的特色，爲：一、内容比較從前詳備，除科目及時間外，并附有教學方法和畢業最低限度等；二、將呆板規律的時間制改爲活動差别的時間制。三、推行語體文及國語，注意語言的訓練。四、廢止修身科而加入公民和衛生兩科。五、擴充圖畫及手工的範圍，而接近於實用。這課程雖没有正式頒布，但當時教育部曾通行試用，相當發生點影響。然中國社會究爲實際經濟問題所拘牽，無法跟上金元共和國的仿製品，所以這五花八門的新課程，除國語稍有些微成績外，其餘只是供幾個都市中漂亮的小學校裝飾裝飾而已。

國民黨國民政府成立以後，十七年（公元一九二八年）八月，大學院組織“中小學課程標準起草委員會”；次年（公元一九二九年）八月，由教育部頒布小學課程暫行標準，所定科目及時間如下表：這標準内容和從前“全國教育聯合會”所訂的又有許多不同點。最明顯的，爲因黨治的關係，而加入前所未有的“黨義”。其餘爲：一、合併科目；凡可合併的，儘盡合併；不能合併的，指示聯絡教學的方法。二、擴大工作藝術的範圍，改稱“工作”，含有勞作教育的趣味。三、酌改科目名稱，使兒童易於瞭解，如改形象藝術爲“美術”等。

至於當時頒布的《幼稚園課程暫行標準》，規定幼稚園的課程範圍爲：一、音樂，二、故事和兒歌，三、游戲，四、社會和自然，五、工作，六、静息，七、餐點，較從前的規定爲慎密。

最近，民國二十一（公元一九三二年）十月，教育部頒行《幼稚園及小學課程標準》。除幼稚園課程標準更動極少外，《小學課程標準》和《暫行標準》不同點，爲：一、不特設“黨義”科，將黨義教材融化於“國語”、“社會”、“自然”等科中。二、將《暫行標準》“社會”、“自然”兩科的衛生部分劃出，另訂“衛生科”課程標準。三、改“工作科”爲“勞作科”。四、“社會科”加入“公民”教材。其科目及教學時間表如次：

初等教育教學法的進展

當光緒二十八年（公元一九〇二年）“壬寅學制”頒布時，因蒙學堂以改良私塾爲宗旨，所以對於教授法曾爲詳明的規定，這可認爲中國新式教授法的起源。它規定，一：“凡教兒童，須盡其循循善誘之法，不宜操切而害其身心。尤須曉以知耻之義，夏楚之事斷不宜施。”二、“凡教授之法，以講解爲要，誦讀次之，至背誦則擇緊要處試驗。若遍責背誦，必傷腦力，所當切戒。”三、“蒙學之年，養重於教。凡孩童勞逸之節，坐立之適否，凉燠飢飽之宜忌，及其驟有疾病等事，教習必宜隨時隨事一一體察。”這些規定對於當時流行於私塾間的體罰、背誦及不講衛生等惡習爲相當的改革。此外，對於温習、補習、考試、教室人數等，亦曾爲較明確的指示。(www.chuimin.cn)

從次年（光緒二十九年，公元一九〇三年）“癸卯學制”頌布以後，各科教授法在章程上，都有規定，書坊所出各科教授書也有詳細的説明，頗便於教師應用。據《大清教育新法令》第四編所載，其要點：一、“各教科詳細節目，講授之時，不可紊其次序，誤其指揮，尤貴使互相貫通印證，以爲補益。”二、“凡教授兒童，須盡其循循善誘之法，不宜操切，以傷其身體。尤須曉以知耻之義，夏楚祗可示威，不可輕施，尤以不用爲最善。學童至十三歲以上，夏楚萬不可用；有過祗可罰以植立，禁假、禁出游，罰去體面諸事，亦足以儆。”三、“凡教授之法，以講解爲最要；講解明則領悟易。所講經書，本應成誦；萬一有記性過鈍，實不能背誦者，宜於試驗時擇要處令其講解。常有記性甚劣而悟性尚可者，長大後或漸能領悟，亦自有益。若强責背誦，必傷腦力，不可不慎。”蓋當時海爾巴特（Johann Friedrich Herbart）派的階段式的教授法，已由日本傳入中國，故或分五段或分三段，而編爲較詳細的教案。但實際教授法仍多爲注入式而非啓發式，以教師講解爲中心，而非以兒童學習爲中心。此外單級小學有單級教授法，半日小學有二部教授法，蒙養院有福禄培爾（Friedrich Wilhelm August Froebel）教授法，也大都由日本傳入，但亦僅在若干都市中的師範附屬小學或模範小學中試行而已。

民國初年，小學教學法並没有什麽進展；到了民國三、四年（公元一九一四年、五年）以後，自學輔導主義輸入，才由教師的教授轉到兒童的學習。所謂自學輔導主義，就是使國民學校三年級以上的學生將教材先自學習，遇到困難地點，再由教師加以輔導。繼自學輔導主義輸入的，是分團教學法。這教學法是將同年級的學生按學力與性質分爲若干團，由教師分别指導，以增進他們的學習能力。這比較自學輔導主義以整個的班級爲指導單位的確進步些。

到了民國六、七年（公元一九一七、八年）以後，美國的設計教學法輸入，非常流行。這教學法是將實際生活的問題應用到教學上，打破科目的界限與論理的組織，分成若干學習單元，經過確定目的、計劃、實行、批評四種步驟去學習。民國十一年（公元一九二二年），美國道爾頓制（Dalton plan）輸入，除少數中學在試行外，有些小學也在采用。這法將各級教室改爲各科作業室，將各科應習教材編成大綱，按月分配給學生，由他們自由學習。學生習完第一次所認定的課程，由教師加以考驗，認爲合格後，再得另習新課程。教師不過居於指導及監督地位；在必要時，舉行全體講解。但這教學法試驗的結果，因教師、設備等等困難問題在中國無法解决，得不了什麽成績，小學教育界也就没有繼續注意。

民國十七年（公元一九二八年）以後，陶知行在南京主辦曉莊師範學校，將設計教學法加以變化，提倡所謂“教學做合一”的新教學法，主張“教的法子根據學的法子，學的法子根據做的法子”，在小學教育界頗有人模仿采用。但十九年（公元一九三〇年）四月，曉莊師範因事被封，這未成熟的新教學法也隨而受了打擊。

在目下，比較流行的，還是設計教學法。設計教學法固有許多優點，但缺點也不是没有。最明顯的，如：一、學科永久的價值常被學生目前的目的所拘牽；二、缺少論理的組織，不容易得到系統的知識；三、每陷於畸形的發展，一般平凡的兒童不容易得到實益；四、有些教材不能完全適用；五、單級或複式的鄉村小學不容易應用；况且這教學法也只流行於幾個都市中的著名小學，大多數的小學被師資和設備問題所困，仍舊没有顯著的進步，甚至連講解明晰的初步教法都没有達到。

初等教育訓育的演變

學校制度初頒行時，將學校行政和訓育總稱“管理”。光緒二十九年（公元一九〇三年），曾規定《各學堂管理通則》十三章，其中關於訓育的，爲：一、齋舍規條；二、講室規條；三、操場規條；四、禮儀規條；五、各室規條；六、學生禁令；七、賞罰規條等。當時雖改正私塾的惡習，不復應用體罰，然仍舊維持嚴肅的空氣，偏重於消極的干涉。擔負訓育責任的，小規模的小學堂，由“正教習”擔任；規模稍大的小學堂，則另設“監學”或“舍監”負責。宣統元年（公元一九〇九年），《各學堂管理通則》曾經一度修正，准許各小學堂遇有情形時，可以呈明該管衙門察核變通辦理已略與各地方以伸縮的自由。至於當時教育宗旨雖明定爲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實，但實際上等於具文，小學堂並没有根據這宗旨規定明確的訓育實施方法，更其是忠君，事實上毫未做到，高等小學堂的高級生也每每爲革命思潮所摇動。

民國成立以後，小學訓育才逐漸由消極的管理轉變爲積極的訓練。各小學每每自定校訓，作爲訓育的目標；而由級任教員擔負訓育責任。例如北京高等師範附屬小學校，規定訓育方針爲兩項：一爲鍛煉作事的能力，一爲養成善良的習慣。而實施方法也分爲兩項：一爲學習時的鍛煉，一爲課外的服務。關於課外服務，利用兒童活動的天性，使服習校内各項事務，如學校園的種植，教具、校具等的整理，接待來賓，掃除學習室、教員室及一切公用處所等。但當時訓育，仍偏重個人的道德訓練，活動範圍亦僅限於校内，兒童依然處於被動的地位。

民國八年（公元一九一九年）以後，杜威（JohnDowey）的教育學説輸入，於是小學訓育發生大的變動。都市中著名的小學校，每每依據他的“教育即生活”的理論，在學校中布置社會的環境，由實際事務上給與學生以生活上應有的訓練，於是學生活動的領域日益擴大，如開設銀行、商店、消費合作社，組織清潔會、慈善團、巡察團，發起各種研究社或游藝會，編輯學校新聞或壁報。學生會或自治會成爲每校應有的組織；或者采行市制，使學生實際練習公民的任務。對於社會偶發事項，也每每在學校指導之下，正式參加。至於學校擔負訓任責任的，於級任制以外，或將學生分爲若干團，由各教師分任，稱爲“訓導制”。并規定訓育細目，如稱爲《好國民》、《好學生》、《好公民》等。但這些訓育計劃，隨各校主辦者的意見而轉變，教育行政當局没有整個的訓育計劃與最低限度的訓育目標，所以每每流於夸浮的，甚至於是欺騙的，使學生得不到實際的益處。

國民黨國民政府成立以後，小學校於黨義外，每星期一須舉行“紀念周”，又頒布若干關於黨童子軍的組織條例，都含有特殊的訓育意味。最近教育部頒布《小學課程標準》，又取消“黨義”科，而特定“公民訓練”。并曾通令各省市教育廳局徵集小學訓育標準；訂定訓育資料問卷，徵求答案；并於部内成立訓育標準委員會，專司厘訂訓育標準事宜；將來或者有最低限度的訓育標準出現。

初等教育的教師問題

當光緒二十八年（公元一九〇二年）“壬寅學制”没有頒布以前，小學教師每由熱心提倡現代學校制度的人自己擔任。從“壬寅學制”頒布，大規模的推廣學校，於是規定蒙學堂所用的教師，須照檢定制，由師範學堂考驗合格，給與憑據，才准充當“教習”。這因爲蒙學堂以改良私塾爲宗旨，恐怕私塾的不良塾師借此糊口，所以采取檢定制度。這可説是教師檢定制度的開始。至於尋常小學堂及高等小學堂，規定於“正教習”之外，得設“副教習”。教習上課時間，每日不得减於五小時。次年（光緒二十九年，公元一九〇三年），“癸卯學制”頒布，一方規定各級學校的正副教員資格，一方規定訓練師資辦法。當時規定初等小學堂正教員“以曾入初級師範考列中等及得有畢業文憑者充選”，副教員“以初級師範得有修業文憑者充選”；高等小學堂正教員“以初級師範考列最優等及優等，及游學外洋尋常師範畢業得有優等中等文憑者充選”，副教員“以初級師範等考列中等，及游學外洋得有尋常師範修業文憑者充選”。宣統元年（公元一九〇九年），更正式頒布教員檢定章程。

宣統二年（公元一九一〇年）十一月，學部頒布《地方學務章程》；次年（宣統三年，公元一九一一年）六月，又頒布《小學經費暫行章程》；對於教師薪給問題作詳密的規定。當時教員薪金按月計算，月薪等級如下表：高等小學本科正教員以第一級月薪爲最高額，初等小學本科正教員以第五級爲最高額；但有特别勞績的，前者可遞增到六十元，後者可遞增到三十二元。如地方有特殊情形，薪給可酌量减少，但最低限度不得較前表最低級月薪减少到二元以上。如各項教員在一學堂教授滿五年以上，得照優待章程，酌加津貼。

但這些法令上的規定，在實際並不能完全施行，就以教員資格而論，當時因學校大興，師資缺乏，不得不降格相求。教員資格既無從取締，於是教育行政當局亦只得允許暫時選用“程度相當人物”及“洋教員”。所謂程度相當人物，指教會學校畢業生與號稱通達時務的科舉人才；所謂洋教員，在小學教育界，大概以日本人爲多。據宣統二年（公元一九一〇年）政府公布的統計，小學校教員資格的比較如下表：

據這統計，高等小學堂共有教師一萬七千餘人，受師範訓練的約六千八百餘人，占總數百分之四十；未受師範訓練且未入過新式學校的約七千餘人，占總數百分之四十一。初等小學堂共有教師六萬四千餘人，受師範訓練的約三萬三千餘人，占總數百分之五十一；未受師範訓練且未入新式學校的約三萬零九百人，占總數百分之四十八。

民國成立，教育部在公布各級學校令中，對於小學教員的設置、資格及薪給，亦多詳細規定。據民國四年（公元一九一五年）七月公布的《國民學校令》，國民學校教員分爲四種：一、凡擔任全部教科的，稱爲“正教員”；但因特殊事情，得不擔任手工、圖畫、唱歌、體操、縫紉等一科或數科。二、專任手工、圖畫、唱歌、縫紉等一科或數科的，稱爲“專科教員”。三、補助正教員的，稱爲“助教員”。四、遇有特别事情時，得以未受許可狀的爲“代用教員”。一、二、三三種教員的資格，須在師範學校或教育總長指定的學校畢業，或經國民學校教員檢定委員會檢定合格而得有許可狀的爲標準。又根據同年所公布的《高等小學校令》，高等小學教員也分爲四種。“本科正教員”及“專科正教員”須在師範學校畢業或檢定合格得有許可狀的，資格與國民學校正教員及專科教員大略相同，而程度較高。“助教員”及“代用教員”爲未經檢定合格或未得許可狀的；但任用這種教員，須：一、在合格教員缺乏的時候，二、經官廳的考驗。

民國六年（公元一九一七年）二月，教育部又公布《小學教員俸給規程》，其月俸等級如下表：校長及正教員受一級俸後，如確有勞績的，得遞增到八十元；助教員受一級俸後，如確有勞績，得遞增到三十元。月俸及勞績遞增數都較宣統二年（公元一九一〇年）所公布的法規增高。又規定各地方校長教員的俸額標準，由主管人員依地方情形，注表中級數斟酌擬定。但實際上有完全不依部定的，如廣東即規定年功加俸制，分專級教員爲九級，每經三年即升一級；有特别勞績的，經視學會議的許可，未滿三年，亦得升級。月俸級額，最低級三十元，最高級一百二十五元，其優厚爲當時全國所無。

至於教職員數目，據民國十二年（公元一九二三年）中華教育改進社的調查，國民學校教職員數爲二十二萬三千二百七十九人，學生數爲五百八十一萬四千三百七十五人，每一教職員教授學生的平均數爲二十六人；高等小學校教職員數爲三萬九千零六十一人，學生數爲五十八萬二千四百七十九人，每一教職員教授學生的平均數爲十五人弱。以省區論，國民學校教職員最多的是山東，計二萬四千九百五十五人，最少的是新疆，計一百十五人；高等小學教職員最多的是廣東，計四千六百三十三人，最少的是綏遠，計二十四人。與宣統二年（公元一九一〇年）的統計相較，增加二三倍以上。

國民政府成立以後，民國十七年（公元一九二八年）二月，大學院公布《小學暫行條例》，分小學教員爲“級任教員”及“專科教員”兩種，都以專任爲原則。次年（民國十八年、公元一九二九年）國民黨中央黨部先後公布《檢定各級學校黨義教師條例》及《中小學訓育主任辦法》，規定黨義教育及訓育主任須以國民黨員且曾經檢定合格者擔任。至於教員俸給制度，大學院亦曾於民國十七年（公元一九二八年）七月公布《小學教員薪水制度之原則》，規定三項：一、訂立最低限度的薪水，以舒適的衣食住三事所費的兩倍爲標準（譬如江寧縣城，每月每人舒適的膳食需費十元，房屋需費六元，衣着添置需費二元，共十八元，兩倍得三十六元，則該縣小學教師年薪最低限度應爲四百三十二元）。二、訂立根據學歷的薪級表。三、訂立根據經驗的加薪數。民國二十年（公元一九三一年）六月，行政院通令，提高小學教員待遇，以增進教育效率；但事實上僅一提案，而没有具體辦法。此外民國十五年（公元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廣州國民政府曾公布《學校職教員養老金及恤金條例》：同年十二月，教育行政委員會曾公布《學校職教員養老金及恤金條例施行細則》；十八年（公元一九二九年）十二月，教育部曾指令“女教員在生産假期内，代理人薪資得由學校支給”；這都可認爲小學教師待遇在法令上獲得增進的機會。然而，事實上，因社會經濟的破産，應得的月俸還無法支領而出於拖欠，這些只得認爲紙上的恩惠而已。

初等教育的教科書及教具

關於初等教育應用的教科書及教具的史料，不甚充分，而且不甚有系統，現在只得就已得的史料排比一下，以窺見演變的一斑。

初等小學的第一部教科書，當推光緒二十三年（公元一八九七年）朱樹人編南洋公學出版的《蒙學課本》。這書模仿英、美讀本體例，但没有圖畫。後又出版《格致讀本》一部，那是完全出於翻譯。光緒二十四年（公元一八九八年），俞復創辦無錫三等學堂，每日選編課書一首；到二十八年（公元一九〇二年），共成七編，稱爲《蒙學讀本》。前三編，就眼前淺近事理引起兒童讀書興趣，間及史地物理各科的大端，附以啓事、便函、應用文件，逐課配置圖畫，性質近似初小國文教科書；第四編，專重德育，分綱提目，系以歷史故事，近似初小修身教科書；後三編，采輯《左》、《國》、《史》、《漢》、諸子以及唐、宋文字，近似高小國文教科書。同年，俞氏到上海，創辦文明書局，將這七編印刷發行，先後再版十餘次。同時，光緒二十五年（公元一八九九年），陸基在吴縣創辦崇辨蒙學，也曾自編《啓蒙圖説》與《啓蒙問答》，但推行不廣。

光緒三十一年（公元一九〇五年）十月，學部成立。次年（光緒三十二年，公元一九〇六年），學部第一次審定初等小學教科書，審定的書籍共一百零二册，由民營出版發行的計八十五册，占全體五分之四以上。當時審定書目，計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最新初等小學教科書》等五十四册，文明書局出版的《初級蒙學修身學》等三十册，直隸學務處出版的《心算教授法》等十册，南洋公學出版的《初等小學讀本》四册。其餘尚有《普通各科教授法》、《畫學教科書》、《圖書臨本》、《蒙學修身學》等各一册。又次年（光緒三十三年，公元一九〇七年），學部頒布附設“圖書局”所編輯的初等小學《國文教科書》第一册、《修身教科書》及《教授書》第一册；但因編制惡劣，陸費逵曾用筆名在《南方報》先後著論攻擊。

當光緒三十二、三年（公元一九〇六、七年）間，出版小學用書的書坊，除商務印書館外，尚有張謇等發起的中國圖書公司，以出版高等小學的史地教科書著名：又有席裕福等發起的集成圖書公司，所編各書未見銷行。

民國元年（公元一九一二年）七月，教育部召集“臨時教育會議”，規定教科書用審定制，商務印書館先出版《共和國小學教科書》，中華書局亦出版《中華教科書》，銷行都廣。以後商務先後出版《實用教科書》、《文體教科書》等，中華也先後出版《新制教科書》、《新編教科書》、《新式教科書》等。民國九年（公元一九二〇年）一月，教育部通令國民學校全用國語教授，高等小學國語與國文參合教授，於是商務出版《新法教科書》，中華出版《新教育教科書》。民國十一年（公元一九二二年）十二月，教育部頒布《學校系統改革案》，於是商務出版《新學制教科書》，中華出版《新小學教科書》。到民國十六年（公元一九二七年）以後，黨義教育，三民主義教育名詞震於一時，於是商務又先後出版《新時代教科書》及《基本教科書》，中華也出版《新中華課本》。總之，從民國以來，初等教育的用書，幾成爲商務與中華兩書局的角力場。近來新興書局如開明書店、世界書局、大東書局、民智書局、北新書局、新中國書店、兒童書局等也逐漸注意到小學用書的出版。

教科書以外，其他教具，國内自製的也頗不少，但苦無精密的調查。就現在所知的，民國三、四年（公元一九一四、五年）間，因蒙臺梭利法（Montssont Method）的輸入，商務印書館曾仿製蒙氏幼稚園教具，但因售價過昂，方法過於機械，所以采用的並不多。

初等教育統計概况

光緒三十三年（公元一九〇七年），學部發表第一次教育統計，雖曾將光緒二十八年到三十一年（公元一九〇二年到一九〇五年）的全國學堂總數及學生總數列出，但初等教育段的學生確數迄未明瞭，它的大概情形如下表：

從光緒三十三年到宣統元年（公元一九〇七年到一九〇九年），初等教育段的統計才比較精確；但從宣統二年到三年（公元一九一〇年到一九一一年），因清朝政府推翻，又没有公布的統計材料。

*半日學堂的學生數除外。

從這表，可知當時初等教育在數量上的發展很可觀，幾乎每年增加學堂一萬所，學生三十萬人左右。如根據宣統元年的統計，從省區方面觀察，則初等教育段學堂數以直隸省爲最多，達一萬零七百四十所；以黑龍江省爲最少，僅一百五十九所。學生以四川省爲最多，達三十三萬五千八百四十一名；以新疆省爲最少，僅五千二百〇九名。女子小學堂僅三百〇八所，與男子小學堂爲一與一百七十一之比；女子小學僅一萬四千零五十四名，與男子小學生爲一與一百五十之比。又當時蒙養院亦有九十三所，學生二千七百零四名，這亦是值得注意的。

民國成立以後，教育部陸續公布教育統計，除民國五、六年（公元一九一六、七年）間，因政局激變，缺乏材料，民國元年到九年（公元一九一二年到一九二〇年）的小學生數如下表：

從這表，可知小學生數每年遞加；從元年到四年，平均每年加四十五萬名左右；從四年到八年，平均每年增加三十七萬名以上。民國九年（公元一九二〇年）以後，國内忙於内戰，教育部的政令不能遍及省區，統計工作遂因而中斷。到民國十三年（公元一九二四年），中華教育改進社出版《中國教育統計概覽》，調查時間，從民國十一年（公元一九二二年）五月到次年四月，可暫作民國十一年度的教育統計來看。

從這表，可知從民國八年度到十一年度僅增加小學生六十七萬四千多人，平均每年增加二十二萬四千餘名，比較從前的增加數减少些。民國十二年（公元一九二三年）以後，又没有教育統計公布。民國十八年（公元一九二九年），教育部曾經發出調配有調查，但到二十年（公元一九三一年）五月，還没有收齊整理。據已收到的省區，它的小學生數和從前比較，很有增减。

續　表

細按這表，山東突减四十六萬名以上小學生，河南突增二十七萬名以上，都有點可疑。又據孫茀侯《浙江教育史略》，浙江十七年度小學生數爲五七七，一一八名，與這表也稍有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