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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教育宗旨的发展与影响

【摘要】:清末教育宗旨的萌芽教育宗旨植根於教育思潮,而教育思潮又植根於社會狀况;换言之,教育宗旨實爲一種意識形態之比較具體的表現。因爲社會狀况變遷不居,所以教育宗旨也無法使它具有永久性。中國現代教育宗旨可説從此萌芽。這種“中體西用論”實可視爲初期教育宗旨的雛型,而且一直影響到清朝覆亡爲止。從光緒二十四年到二十九年這六七年間,雖還没有成文規定的教育宗旨,但已經粗具雛型。

清末教育宗旨的萌芽

教育宗旨植根於教育思潮,而教育思潮又植根於社會狀况;换言之,教育宗旨實爲一種意識形態之比較具體的表現。因爲社會狀况變遷不居,所以教育宗旨也無法使它具有永久性。中國現代教育的産生,雖爲期不過七十年,但因爲社會的激變,教育宗旨也曾經經過好幾次的變更與修訂。

西洋學校班級制度之移植於中國,雖起源於同治元年(公元一八六二年);但當時政府對於新式學校,不過因受列强炮艦政策的威脅,認爲造就臨時外交及軍事人才的補充機關;至於政府擢用統治助手(官僚)的辦法,仍以隋、唐以來的科舉制度爲正途。到了光緒二十年(公元一八九四年)失敗於日本,憲政運動開始抬頭,於是才以推廣西式學校制度爲實現富强政策之一。光緒二十二年(公元一八九六年)七月,孫家鼐呈奏《議覆開辦京師大學堂摺》,以爲“辦學宗旨宜先定”,並提出“中學爲體、西學爲用”的口號。中國現代教育宗旨可説從此萌芽。光緒二十四年(戊戌,公元一八九八年),湖廣總督張之洞刊行《勸學篇》,表示他對於新教育的意見。他亦主張“中學爲體,西學爲用”:并對於“中學”“西學”下如下的界説:“中學,考古非要,致用爲要。西學亦有别,西藝非要,西政爲要。”這種“中體西用論”實可視爲初期教育宗旨的雛型,而且一直影響到清朝覆亡爲止。

雛型的教育宗旨見於功令的,當以光緒二十四年(戊戌,公元一八九八年)四月二十三日定國是的上諭爲始。在這上諭上説“嗣後中外大小臣工,自王公以及士庶,各宜努力向上,發憤爲雄;以聖賢義理之學植其根本,又須采西學之切於時務者,實力講求,以救空疏迂謬之弊。”這種主張就是受“中體西用論”的影響。同年五月,《覆奏京師大學堂章程》也以這種主張爲中心而加以演繹。現節録該章程第二章第一節如下:

夫中學,體也;西學,用也。二者相處,缺一不可。體用不備,安能成才?且既不講義理,絶無根底,則浮慕西學,必無心得,祇增習氣。前者各學堂之不能成就人才,其弊皆由於此。且前者設立學堂之意亦與今异。當同文館、廣方言館初設時,風氣尚未大開,不過欲培植譯人,以爲總署及各使館之用;故僅教語言文字,而於各種學問皆從簡略。此次設立學堂之意,乃欲培非常之才,以備他日特達之用。……今力矯流弊,標舉兩義:一曰中西並重,觀其會通,無得偏廢。二曰以西文爲學堂之一門,不以西文爲學堂之全體;以西文爲西學發凡,不以西文爲西學究竟。

這種“中體西用論”的教育思潮,在當時社會很具有相當的勢力,而且將見於實行。不料同年八月,政變發生,慈禧太后親政,德宗幽囚,一切新政完全停頓。於是這剛出世的教育主張就受了一次當頭的打擊。

然而這種反動的政治,經過八國聯軍的嚴酷的教訓,以慈禧太后與滿族王公大臣的頑舊,不到三年,也只得重新接受這新興的制度與思潮。光緒二十七年(公元一九〇一年),即庚子拳變的第二年八月初二,政府下諭各省督撫、學政,要他們切實開辦學堂,并仍舊以“中體西用論”爲推行新教育的方針。上諭的原文如下:

人才爲庶政之本;作育人才,端在修明學術。學術之隆,皆以德行道義爲重,故其時,體用兼備,賢才衆多。近日士子或空疏無用,或浮薄寡實。今欲痛除此弊,自非敬教勸學,無由感發興起。……各省……學堂,其教法當以《四書》、《五經》綱常大義爲主,以歷代史鑒及中外政治藝學爲輔。務使心術端正,文行交修,博通時務,講求實行;庶幾植基立本,成德達材,方副朕圖始作人之至意。……(www.chuimin.cn)

同年十二月派張百熙爲管學大臣,責成經理一切學堂事宜,并下諭説:“興學育才,實爲當今急務,……務期端正趨向,造就通才;明體達用,庶收得人之效。”次年(光緒二十八年,公元一九〇二年)七月十二日,頒布張百熙所呈奏的《欽定學堂章程》。這章程於京師大學堂及高中小各級學堂第一章“綱領”中規定“學堂之設,所以激發忠愛,開通智慧,振興實業,謹遵此次諭旨,端正趨向,造就通才,爲全學之綱領。”這仍舊是“中體西用論”的主張,而且更着重中國固有政教的維持。

又次年光緒二十九年(公元一九〇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頒布張之洞、張百熙、榮慶所重訂的學堂章程。這章程的前面附有《學務綱要》五十六節。第一節爲“全國學堂總要”,仍是《欽定學堂章程》的論調。

京外大小文武學堂均應欽遵諭旨,以端正趨向、造就通才爲宗旨。……各省興辦學堂,宜深體此意,從幼童入初等小學堂始,爲教員者,於講授功課時,務須隨時指導,曉之以尊親之義,納之於規矩之中;一切邪説詖辭,嚴拒力斥。……外國學堂,於智育體育外,尤重德育,中外固無二理也。

同時他們在重訂學堂章程奏摺上亦説得非常明晰。

至於立學宗旨,無論何等學堂,均以忠孝爲本,以中國經史之學爲基,俾學生心術壹歸於純正,而後以西學瀹其智識,練其藝能。務期他日成材,各適實用,以仰副國家造就通才慎防流弊之意。

從光緒二十四年到二十九年(公元一八九八年到一九〇三年)這六七年間,雖還没有成文規定的教育宗旨,但已經粗具雛型。當時流行這“中體西用論”,或以爲是新舊調和論的一種,蓋所以减少西式學校制度推行的阻力。但我以爲這裏面實表現着社會的矛盾性。當時的政體是君主專制,而西洋的學校制度却是民主主義的産物。清朝帝室受歐、美、日本列强的威脅,不能不於人民中選拔新的統治助手;而新的統治助手的養成,西式學校制度自較舊的科舉制度爲合宜。但這學校制度的采用含有一大危機,倘使所養成的生徒受民主思想的感化,而引起革命的情緒,則外侮未去,内變已起,結果將致得不償失。當時舊大臣反對新制,實也自有其政治策略上的部分理由。至於“中體西用論”的主張者,正是想一面接受西洋的物質文明與典章制度,以抗禦列强;一面維護中國的綱常名教與社會組織,以穩定皇室。我們瀏覽上述的文告史料,顯然的看到他們對於富强的希冀,而同時看到他們對於革命的畏懼。不幸,他們的希冀没有成功,而他們的畏懼却漸成事實。“中體西用論”一步一步的失敗,而學校在當時竟成爲革命的宣傳機關,這是使他們如何的痛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