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学发展的五个时期及其重要性

本書的旨趣與領域

教育之史的研究是教育研究之重要的工作。其所以重要的理由，可以從兩方面説；即：一爲普遍的、理論的，一爲特殊的、實際的。

教育學是否能成一種真正科學，一般學人間還没有一致的結論；但教育學建設於其他科學之上，换言之，即教育學自有其基礎科學，那是無疑的事實。大概教育基礎科學的變遷可分爲三期。在古代，教育學以哲學、倫理學爲基礎；更確切點説，教育思想附庸於哲學與倫理學。這不僅在中國是這樣，在西洋也是一樣。自從海爾巴特（Johann Friedrich Herbart1776—1841）以後，教育基礎科學才由哲學、倫理學進於心理學；换言之，才由理念的探索進於兒童本身的討究。到了近年來，教育基礎科學不復以心理學爲滿足，而再兼取社會學。“教育社會學”名稱的出現與這學科的逐漸建設，就是一個明證。本來教育的功用猶如一座橋梁，它將兒童引進成人的社會。不顧兒童身心發育的程序，固然不合理；但只顧兒童而忘記了社會，也是一大錯誤。所以教育學由兒童心理的研究而兼及社會的觀察，實是一大進展。固然，最近有些教育學者想將教育學獨立成爲一種科學而不依傍其他科學，然這還不過是一椿企圖而已。大概教育之社會的研究又可分爲兩方面：一爲社會之横的研究，一爲社會之縱的研究。現在所謂教育之科學的研究，如對於現社會之教育的調查、統計、分析等工作，大概可歸屬於前者。而教育之歷史的研究，如教育史，則可歸屬於後者。這就普遍的、理論的方面説，教育史實是教育研究之重要的工作。

其次，也可以説是更重要的，就特殊的實際的方面而論，教育之史的研究，在現代的中國，更是不容稍緩的事。中國自從清同治元年（公元一八六二年）采取西洋學校制度設立同文館以來，到現在（公元一九三二年）已有七十年的歷史，然而教育的成績如何呢？恐怕誰也不能説滿意吧。它的所以失敗，根本的病因在於不顧國情而專事模仿；——不，不如説剽竊更爲恰當些，於是最初模仿日本，繼而模仿德國，繼而模仿美國，繼而模仿法國與俄國，一切都是浮薄的、皮毛的。救濟這病態的模仿，只有先從事於中國社會的認識，而教育史的研究就是社會認識之一種切要的方法。

根據上述兩種理由，中國教育史的研究或者不是絶無意義的事。自然，社會是整個的，教育制度不過是社會的上層機構，教育工作不過是社會的部分功能，離開全社會的觀點，是無法瞭解教育，講述教育的。同時，世界也是整個的，中國不過是世界的部分，離開世界的觀點，是無法瞭解中國、講述中國的。不過呢，研究的觀點當然求其完整，而研究的領域不妨求其專狹。本書以《中國現代教育史》命名，於區域上限於中國，於時間上限於最近六七十年，於社會功能上限於教育，亦不過爲研究與講述的便利而這樣横斷與縱剖而已。

中國舊教育的回顧

觀察中國教育的演變，而探究其社會的背景，大致可分爲五大時期。先史時代是第一時期。從有史時代下至戰國（公元前二二二年），是第二時期。從秦到南北朝（公元五八九年），是第三時期。從隋到清末同治元年（公元一八六二年），是第四時期。從清同治初年到現在（公元一九三二年），是第五時期。爲簡明起見，我們稱第一時期爲先史期，第二時期爲上古期，第三時期爲中古期，第四時期爲近世期，第五時期爲現代期。先史期爲原始社會時代，當時雖没有教育的名稱，然已發生含有教育意義之實質的行動。上古期爲貴族的封建政治時代，教育已形成一種社會制度，而以貴族庶民分途入學的雙軌制爲特點。中古期爲官僚的君主政治時代，學校制度與選舉制度並行，而以選拔統治階級的助手（即官僚）爲目的。近世期雖仍爲官僚的君主政治時代，雖仍以選拔統治階級的助手爲教育的目的，但學校制度降爲科舉制度的附庸，這是一大轉變。現代期暫且可視爲民主政治逐漸抬頭的時代。這時期以輪流抄襲日本、歐、美等資本主義國家的學校班級制度爲特點。

普通教育史的編著者每每將先史期略去不講，這是頗可惋惜的事。因爲人類在原始社會時代，即所謂氏族社會時代，雖没有成立所謂“學校”，但爲適應“種族保存”之生物的目的，已有由前代向次代傳授社會的遺産之教育的行爲，教育制度是無疑的産生於人類社會比較開明之後，即所謂有史時代以後。但人類一入有史時代以後，已不復保有原始社會之平等的意味，而陷於階級分化的形態。教育制度既是人類社會分化階級以後的産物，自必掌握於支配階級，而成爲統治組織的一部門。所以教育制度中之主要的學校組織等，不過是人類社會之部分的形式的教育，而絶對不能包括人類社會之教育的全領域。自然，中國先史期的教育史料，在目前，毫無可説；但注意先史期的人類社會之教育的行爲，至少使我們對於教育的認識具有另一種眼光。

中國上古時期的教育，如果我們稍爲詳密點説，更可分爲三期；即：西周以前爲一期，西周爲一期，春秋戰國爲一期。西周以前（公元前一一三四年以前），雖不能説没有記載的史料，但這些史料的真實性很可懷疑，只可稱爲傳説時期。西周一代（公元前一一三四年至公元前七二一年），雖保留有豐富而具系統的記載史料，但這些史料多經過漢代經生的渲染，它的真實性也很薄弱。不過這時期，貴族階級君臨於庶民階級之上，學校組織形成不平等的雙軌制，那是毋庸懷疑的史實。春秋、戰國時期（公元前七二二年到公元前二二二年），是上古與中古的過渡期；這時期，因爲封建制度逐漸崩潰，貴族階級逐漸没落，於是官學日衰，私學日盛。這是中國地主階級抬頭與士大夫階級形成的初期，同時也是中國教育制度與教育思想大演變的時期。

中古期更可分爲四期；即：秦爲一期，兩漢爲一期，魏、晋爲一期，南北朝爲一期。嬴秦一代（公元前二二一年到公元前二〇二年），朝祚雖很短促，但在中國全部歷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就教育制度説，它的“吏師制”是變雙軌制爲單軌制的創始者，而同時確定後世教育之中央集權的傾向。兩漢一代（公元前二〇二年到公元二一九年），是中國教育史上最重要的時期。因爲從它以後，中國的教育制度與教育思想已形成一種確定的型範，一直到了清末同治初年。并且學校制度成爲選拔官僚的工具而占居統治組織中的一個重要部分，也由這時期開始。魏、晋二代（公元二二〇年到四一九年），因爲政治現象的紛亂、選舉制度的改革與學術趨勢的演變，兩漢時代以儒教經典爲中心的教育制度與教育思想都反映出衰落的現象。南北朝時代（公元四二〇年到五八九年），雖仍是中國教育衰落時期，但教育内容不僅以儒教經典爲滿足，而旁及當時流行的“玄學”與“文學”，這是值得注意的事。

近代期更可分爲五期；即：隋、唐、五代爲一期，兩宋爲一期，元爲一期，明爲一期，清初到同治初年爲一期。隋、唐兩代（公元五九〇年到九五九年）是中國教育史上秦、漢以後最重要的時期。因爲從它以後，教育制度中的學校，其政治的功能日漸低落，而僅成爲科舉制度的助手。而且從它以後，儒教經典雖仍居學校教科的中心，而書、算、律、醫等應用學科也儼然侵入學校之門，這是值得注意的。兩宋一代（公元九六〇年到一二七六年），書院制度的突興，新儒家思想的繼起，都是這時期教育史上的特色。因爲這不僅證實官立普通學校之流爲形式，漸成爲統治階級的裝飾品；而且證實印度佛教文化之波及教育，因爲書院制度與禪林制度、理學思想與禪宗思想都有相當密切的關係。元代（公元一二七七年到一三六七年）承遼、金以後，以外族入主中國，其教育制度的要點，在以普通的儒學牢籠漢族，而以蒙古學、回回學自保其固有的文化。教育與政治的聯鎖，由這些史實得到更明確的證據。明代（公元一三六八年到一六四三年）的教育組織雖大部分沿襲唐、宋的舊文，但學規的嚴密，在中國教育史上無出其右。明初太祖爲瑣碎的小事屠殺教官與監生，都可以確切的證明教育成爲統治者的武器之一。清代從開國到同治初年（公元一六四四年到一八六二年），襲取元代的教育政策，以利禄羈縻漢族，而使滿族不忘武備；學校更成爲有名無實的點綴品，而與科舉制度相混合。這種政策實施的結果，漢族固然萎靡，而滿族也更趨偷惰，一旦遇着西洋列强的東侵，自然無法抗拒。於是經過鴉片戰争（公元一八四〇年）與英、法聯軍（公元一八六〇年）兩次的教訓，而引起産生現代新教育的動機。

中國新教育的孕育(www.chuimin.cn)

中國新教育的出現，是外爍的而不是内發的，是被動的而不是自主的。想瞭解這理由，須先認識當時孕育這新教育的社會環境：而想瞭解當時的社會環境，又非須先對於中國整個社會文化的演變與進展作一次鳥瞰不可。

中國的社會文化，從古代一直到現在，可以横斷爲三個大段落：從上古到春秋、戰國是中國固有文化由産生而發達的時期，從秦、漢到明嘉靖年間（公元十六世紀中葉）是中國文化與印度文化由接觸而混合的時期，從明末到現在是中國文化與西洋文化由接觸而發生激變的時期。

這第三大段落，即從明末到現在，又可再横斷爲四個時期。從明嘉靖年間到鴉片戰争（公元一八四〇年）以前是第一時期，從鴉片戰争到中、日戰争（公元一八九四年）以前是第二時期，從中、日戰争到辛亥革命（公元一一九一年）以前是第三時期，從辛亥革命到現在（公元一九三二年）是第四時期。這新教育正孕育於這一大段落中。以實施舊教育制度已經數千年的國度，一旦忽然抛弃其固有的，而從事外來制度的模仿，那自然有其重大的原因。這些原因，我們爲明瞭起見可分爲遠因與近因二者。

新教育産生的遠因，實由於與西洋文化直接觸之故。從明末以來，西洋文化直接輸入中國：當時擔任這輸入工作的先鋒的，一爲宗教，一爲商業。

自從十六世紀中葉以後（明萬曆間），歐洲天主教受馬丁·路德（Martin Luter）新教的打擊，也力圖改進，宣傳教義於海外。當時教徒先後到中國的，爲數頗不少；最著名的，如意大利人利瑪竇（Matteo Ricci）、西班牙人龐迪我（Diego de Pantoja）及日耳曼人湯若望（Johannes Adam Schall Von Bell）等。他們於教義以外，每每兼精曆數；中國學者爲好奇心所動，也往往從學，如徐光啓、李之藻等，都很有名。那時教徒迎合中國人的心理，對於中國敬天拜祖的舊俗，並不反對。公元一七〇四年（清康熙四十三年），羅馬教皇不明瞭中國社會的情形，下令禁止教徒崇拜祖先，引起中國人士的憤激。於是傳教事業因此停頓，而西洋文化的輸入也爲之中斷。一直到公元一八四二年（清道光二十二年）鴉片戰争終了、南京條約成立以後，新舊教士才又接踵而來。到了公元一八五八年（清咸豐八年）英法聯軍一役告終，天津條約訂立，西洋教士更憑借條約的保護，深入内地傳布教義；且往往設立學校與醫院，以吸引下層社會。中國現代班級制的學校的創立，始於外國來華傳教的教徒，乃是當時無疑的事實。所以耶穌教的輸入，實可視爲中國現行教育制度産生之直接的遠因。

近代歐人侵略中國的方式，爲一手聖經、一手商品，而以炮艦作爲後盾。自從公元一五五七年（明嘉靖二十六年）葡萄牙人占領澳門以後，歐洲商船來華貿易的日多。清康熙、乾隆間（公元十七世紀末到十八世紀），英國在華商業，以廣州爲中心，而北達厦門、福州、寧波等沿海城市。到了公元一八四二年南京條約成立，中國被逼的開放五口通商，於是外商更以香港上海爲大本營，而逐漸略及内地。這種外國資本勢力的侵入，一面固爲西洋物質文化的附帶輸進，而一面實爲引起國内經濟、政治、社會激變的機紐。教育制度爲社會組織的上層機構，社會既發生巨大的變化，則教育自難固守舊章。所以外國來華通商實可視爲中國現行教育制度之間接的遠因。

至於新教育産生的近因，實由於對外戰争的屢次失敗。清室自從高宗乾隆末年，已露外强中乾的現象，經仁宗（嘉慶），到宣宗（道光）十二年（公元一八四〇年）以後，對外戰争，每次失敗。道光二十年，英人爲鴉片販賣問題與中國開釁，先攻陷定海。二十一年，又攻陷厦門、定海、鎮海、寧波；二十二年，又攻陷乍浦、吴淞、鎮江，進逼南京。結果，成立南京條約，割讓香港，開上海等五口通商，賠償軍費及烟價。文宗（咸豐）十年（公元一八六〇年），英法兩國藉口商船與教士事件，聯軍破天津，陷北京。結果，割讓九龍，開天津通商。當時南北海禁大開，歐、美帝國主義者在華的勢力日滋月長，於是又引起東鄰日本的覬覦。到了德宗（光緒）二十年（甲午，公元一八九四年），日本爲侵略朝鮮問題又與中國開釁，攻陷大連灣、旅順、威海衛、營口、澎湖等地，中國新式海軍全部覆没。結果，成立馬關條約，割讓臺灣及澎湖，允許朝鮮自主，開重慶、沙市等地通商。光緒二十六年（庚子，公元一九〇〇年），義和團起事，八國聯軍攻陷天津，入據北京。結果，又成立辛丑條約，償款四萬五千萬兩。以上所舉，不過是當時幾件大事，而且確有軍事行動的，已够使我們刻骨的感到深痛大辱；至於其餘因外交手腕的顢頇而失地賠款，遺國家民族以莫大的禍害的，更非專書不能詳盡。因爲列强之軍事的與經濟的猛烈的進攻，於是上自帝王，中暨朝臣，下至在野士大夫，都深切的感到危亡的日逼，而竭力設法圖謀富强。當時朝臣奏議，社會輿論都以廢科舉、興學校爲富强政策之一，於是由幾種實用中心學校的創立而逐漸産生現代式的教育制度。

中國現代教育的鳥瞰

中國現代教育雖僅有七十年的歷史，但要想獲得一種比較清晰而有系統的概念，在目前能應用單簡的方式以統御繁複而雜亂的史料，在將來能根據這已知的迹象以尋求合理的途轍，都以采取分期叙述法爲比較妥洽。不過我們要知道，一切歷史著作之時期的劃分，都是爲研究或説明的便利而設；因爲社會一切事物的演變自有其綿延性，歷史著作中的每一時期都含有前一時期的餘波與後一時期的萌孳，勢難爲截然的分割。本書於導論中對於中國現代教育加以時期的横斷，也不過就個人的見地，爲説明的便利而設而已。

中國現代教育，起於清同治初年（公元一八六二年），直到現在（公元一九三二年）。這七十年間，約可劃分爲五期。第一期，從同治元年到光緒二十七年（公元一八六二年到一九〇一年），可稱爲新教育萌芽時期；第二期，從光緒二十七年到宣統三年清朝覆亡（公元一九〇一年到一九一一年），可稱爲新教育建立時期；第三期，從民國元年到民國十年（公元一九一二年到一九二一年），可稱爲民國學制頒行時期；第四期，從民國十一年到國民政府定都南京（公元一九二二年到一九二七年），可稱爲新學制修訂時期；第五期，從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到現在（公元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二年），可稱爲黨化教育試行時期。

第一期，新教育萌芽時期，當時的士大夫因屢受到强炮艦政策的教訓，於是開始接受西洋的物質文明，各種以實用爲中心的應時學校在幾個大都市開始創立，但正式的學制仍未産生。第二期，新教育建立時期，當時的朝廷與士大夫因受中日戰争、戊戌政變及庚子拳亂的教訓，由接受西洋的物質文明不得已進而接受西洋的典章制度；又因憲政運動在社會具有相當的勢力，於是以日本爲抄襲的藍本，而産生新式的學制。但士大夫“中學爲體，西學爲用”的折衷主張日趨失敗，學校成爲促進革命高潮的重要武器，一反統治階級教育建設的本意。第三時期，民國學制頒行時期，當時因政體的變革，學制亦曾經作一度之形式的修正；但因帝制、復辟與軍閥混戰之政治上的變亂，新的教育制度并没有獲得新的收穫。不過士大夫因政治上的教訓，由接受西洋的典章制度再進而接受西洋的學術思想，其反映於教育，則爲學制模仿傾向的轉變。第四期，新學制修訂時期，教育制度由日本的仿製品轉而爲美國的仿製品；學校集中於都市，十足的表現其商業氣息；社會主義的農民與大部分的貧困者被抛弃於田野與街頭，仍是嚴重的問題。同時因西洋各種政治思想的流行，學校又成爲革命高潮的推進機。第五期，黨化教育試行時期，因政治上一黨執政的關係，形成教育上中央集權之强烈的傾向；但時間尚短，舊有的嚴重問題仍未解决，在學制上的表現，僅爲黨義、黨童子軍、軍事訓練等的添設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