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予同教育著作精选：法家思想与吏师制度

一 秦代的“吏師”制度與博士

吏師制度的創立 嬴秦一代，因爲實行法家政策，爲兩漢儒者所仇恨，所以史料很不完備。就教育制度而論，秦朝是否有正式的學校，其學校内容究竟怎樣，我們現在都無法考證。遠在秦代以前的夏、商、周，其學校制度詳盡而誇張；與漢代史家司馬遷、班固輩近邇的秦代，其教育制度反默爾不傳；這或是因爲秦朝的愚民政策使然，但我們不能不懷疑兩漢儒者的有意搗亂。據現在僅有的史料，秦代教育制度爲我們所熟知的，只有所謂“吏師”制度，及由吏師制産生後而愈益重要的“博士”一職。

“吏師”制度的確立，始於秦王政（秦始皇）三十四年。當時始皇置酒咸陽宫，博士七十人前爲壽。僕射周青臣面諛始皇威德；博士淳于越反對他，説：“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於是始皇下其議。丞相李斯主張焚毁民間書籍，實行“吏師”制度。他説：“臣請：史官非秦紀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黔爲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有欲學法令，以吏爲師。”（詳見《史記·秦始皇本紀》）始皇依從他的話，下制施行。

吏師所傳授的，是否以“法令”爲限，學者間意見尚不一致。章學誠《文史通義·史釋篇》，依今本《史記》，以爲秦代吏師的傳授限於“法令”；他説：“以吏爲師，三代之舊法也。秦人之悖於古者，禁《詩》《書》而僅以法律爲師耳。”但康有爲《新學僞經考》卷一，則依《史記集解》所引徐廣的話，及《史記·李斯傳》的原文，以爲本無“法令”二字，所以《詩》《書》等亦當在傳授之列。他説：“秦焚《詩》《書》，博士之職不焚；是《詩》《書》，博士之專職。秦博士如叔孫通有儒生弟子百餘人，諸生不習《詩》《書》，何爲復作博士弟子？既從博士受業，如秦無以吏爲師之令，則何等腐生敢公犯詔書而以私學相號聚乎？”依我個人的推斷，秦代所反對的是私學，而不專在《詩》《書》；觀漢初經學大師每是秦朝遺留的博士，《詩》《書》或亦當是當時的學科。

吏師制度創立的因素 “吏師”制度的創立，自有其歷史的必然性；探究它的原因，約可分爲：一、思想的，二、政治的，三、社會的三方面。

一、所謂思想的，是指當時法家思想的宣傳。法家思想以人民一統於社會爲中心，所以“吏師”制度的主張，爲一般法家所倡導，而决非李斯個人所獨創。《商君書》一書是否爲商鞅所撰著，固屬一大疑問；但至少可視爲當時法家思想的記録。《商君書·定分》篇説：“聖人必爲法令置官也，置吏也，爲天下師，所以定名分也。”已有法令、官吏、師授三位一體的意見。《韓非子·五蠹》篇説：“明主之國，無書簡之文，以法爲教；無先王之語，以吏爲師。”則更明顯的提倡“吏師”制度。李斯與韓非，同師而相忌，故雖殺其人而仍采用其議論。

二、所謂政治的，是指當時秦代的政治策略。秦始皇翦滅六國，一統中原以後，易封建爲郡縣，改諸侯爲守令，全國政令統於一尊；但爲政治權的統一鞏固起見，勢不能不進謀教育權的統一。《史記·秦始皇本紀》説：“一法度衡石丈尺，車同軌，書同文字。”則在風俗、語文統一之後，自必求思想學術的統一。這是“吏師”制度創立之最重要的原因。

三、所謂社會的，是指當時私學風習的反動。春秋、戰國以來，王官失守，學術下移；其末流，專事游談，徒務奔競。秦統天下以後，無所用其權謀，於是發爲横議，以阻政令。李斯所謂：“人善其所私學，以非上之所建立。”“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夸主以爲名，异取以爲高，率群下以造謗。”或是當時私學風習的確情。觀始皇二十八年封禪頒功，尚召集齊、魯儒生博士七十人議禮，可見當時對於私學尚相當的加以優容。其後因爲淳于越的復古論與侯生、盧生的逃亡（都詳見《史記·秦始皇本紀》），於是促緊其焚書坑儒政策的實施。所以吏師制度的創立，其原因之一，實係當時私學風習的反動。

吏師與博士 秦代既以吏爲師，則當時應有擔任師授的官吏，受業於吏師的生徒及吏師與生徒習業的場所；不幸，這些史料非常殘缺，而僅知有充任吏師的“博士”。

“博士”，普通以爲秦代所設置的官職。《漢書·百官表》説：“博士，秦官，掌通古今，秩比六百石，員多至數十人。”但據《史記·循吏列傳》，公儀休爲魯博士；《龜策列傳》，衞平爲宋博士；《漢書·賈山傳》，賈袪爲魏王時博士弟子；《宋書·百官志》説“六國時往往有博士”，則博士或不始於秦。秦時博士的員數據《史記·秦始皇本紀》及《漢書·郊祀志》，有七十人的話。其人名見於古代載籍的，有叔孫通、伏生、周青臣、淳于越、鮑白令、羊子、黄公、秦庛、正先諸人。博士的職掌，考《史記·秦始皇本紀》，或掌書籍，或議政事，或備詢問；從吏師制度實行以後，則或兼掌教授。

博士一官，在中國學校制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與悠長的歷史。秦亡以後，陳涉以平民起兵，而孔鮒爲博士（見《史記·孔子世家》及《儒林列傳》）。及至漢興，博士與五經發生密切的關係，所謂“五經博士”，經今文“十四博士”，都是我們所耳熟的。其後，從魏、晋、隋、唐以迄明、清，二千餘年，雖博士的名號間或不同——如太學博士、太常博士、國子博士等——員數多寡不一；然博士執教的制度，則初無二致。“吏師”制度在中國學校制度史上所以有叙述的價值，這實是最重要的一點。

二 兩漢的經典教育與學校

經典教育的突興 劉邦以無賴起爲天子，開唐、虞、夏、商、周、秦以來未有之局。文、景二帝以後，异姓功臣與同姓諸侯誅滅殆盡，政治統於一尊，於是武帝繼之，進一步的謀學術思想的統一，而努力於儒教經典的提倡與官私學校的創設（詳見《漢書·武帝本紀》、《儒林列傳》、《董仲舒傳》等）。嬴秦與劉漢，其對付教育的手段雖截然不同，而其出發於愚民政策之政治的目的則初無二致。後世腐儒見秦用李斯之言實行焚書坑儒，漢用公孫弘、董仲舒之言以興學校，於是詆秦而譽漢；其實專制君主不顧庶民的福利，而自謀萬世帝王之業，固同一心理。春秋、戰國以前是貴族政治時代，貴族以從政爲終身事業，故幼年教育偏於政治知識的預備與實踐道德的訓練，初無專事經典的研究，虞、夏學校偏重禮樂，西周學校兼及六藝，即其明證。其後私學繁興，孔子以“破落户”的貴族設教杏壇，亦以道德與從政爲歸宿，僅有四科、四教之分，而從無“皓首窮經”的主張（四科謂德行、言語、政事、文學，見《論語·先進》篇。四教謂文、行、忠、信，見《論語·述而》篇）。以經典爲學校唯一的教科，以研究經典爲士大夫惟一的進身之路，實始於漢；而漢之所以采用這政策，實完全出於麻醉人心的毒計；因爲這既可以養成輔助統治的馴奴而又可以居德治之名。仰觀往古，曠覽今世，一切宗教與經典都變成統治階級的工具，則孔子與《六經》之被漢代的黠君腐儒所利用，也自是歷史的公例。

兩漢學校的系統與種類 西周以前的學校制度爲雙軌制，即貴族與平民各异其所入的學校；漢代的學校制度爲單軌制，雖間有專爲特殊階級設立的學校，如“四姓小侯學”（詳下），但究係單軌制的旁支，而不能視爲雙軌。

漢代的學校，可分爲“官學”與“私學”二大部分。官學又因由中央政府辦理與地方政府辦理而异其名稱；前者稱爲“太學”，後者稱爲“郡國學”；這都是屬於大學性質的。中央政府是否辦有小學性質的學校，史無明文可考；若地方政府，縣道邑設“校”，置經師一人，鄉設庠，聚設序，置《孝經》師一人，則當然屬於小學性質的學校（見《漢書·平帝紀》）。所以漢代的官學，武斷些説，也可以稱爲二級制。私學亦近似二級制，“書館”*爲私塾性質，近於小學；著名經師設帳傳授，生徒著録有近萬人以上者，實不愧於大學。漢代學校，影響及於當時的國政與後世的學制的，首推“太學”；其關係於漢族文化的傳布的，爲“郡國學”。現將漢代學校表示之如次：

*王充《論衡·自紀篇》：“（充）八歲出於書館。書館小僮百人以上，皆以過失袒謫，或以書醜得鞭。”可見漢時稱私塾曰“書館”。又《漢書·藝文志》有“閭里書師”一語。近人王國維《漢魏博士考》説：“漢時教初學之所名曰‘書館’，其師名曰‘書師’，其書用《倉頡》《凡將》《急就》《元尚》諸篇，其旨在使學童識字習字。”

太學的創立與演變 漢代創立太學的倡議者是董仲舒（見《漢書·董仲舒傳》對策）。其創立的時期，當在漢武帝建元以後（公元前一四〇年）。據《漢書·武帝紀》，建元五年（公元前一三六年），始置五經博士；元朔五年（公元前一二四年），又置博士弟子員；則太學規模的初具當在這時。其地址，據《三輔黄圖》，説在都城“長安西北七里”；《關中記》説在長安“安門之東，杜門之西。”至校舍如何，雖無明文可考；但《三輔黄圖》説“有市有獄”；市蓋如現在的學校販賣部；獄蓋如現在的學校裁判所，則規模當亦相當的宏大。

西漢諸帝都重視太學，博士弟子名額代有增益（詳下）。到了新莽秉政，一切規橅古制，更爲太學築舍萬區（見《漢書·王莽傳》及《儒林傳》）。東漢定都洛陽，建武五年（公元二九年），重建太學。據《洛陽記》，説在“洛陽故城開陽門外，去宫八里”；《水經注》説在“國子堂東”。設有内外講堂，長十丈，寬三丈；堂前置石經四部；又附建有博士舍（見《洛陽記》及《漢書·翟酺傳》）。明帝初成辟雍，欲毁太學，因太尉趙熹的話而中止。安帝時（公元一〇七年至一一五年），太學日久毁壞，黌舍變爲園蔬。順帝陽嘉元年（公元一三二年），因翟酺、左雄的話，重行修繕，計共建築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詳見《漢書·儒林傳》、《翟酺傳》、《左雄傳》及《水經注》）。其後雖因“黨錮”事起，國政漸亂；然獻帝初平四年（公元一九三年）尚親臨太學觀禮，蓋形式的禮儀還仍舊存在的。

太學與博士 兩漢太學的教授，稱爲“博士”。博士本秦官，漢依仿其制。高祖即位，曾拜叔孫通爲博士。文帝時（公元前一七九年——一五七年），始置一經博士與傳記博士。據《史記·五宗世家》及《漢書·河間獻王傳》，則諸侯王亦得自置博士。武帝建元五年（公元前一三六年），初置五經博士，而總轄於“太常”（太常本秦官奉常的改名，新莽時又改名爲秩宗，其職位一如現代的教育部長，詳《漢書·百官表》）。平帝時（公元一年至五年），王莽依經古文説，增五經爲六經，每經博士五人，故《三輔黄圖》説六經三十博士。東漢光武時（公元二五年至五七年），置經今文學十四博士，由太常選一人爲祭酒（見《後漢書·徐防傳》引《漢官儀》）。

博士的職掌，依《通典·職官典》及《續漢書·百官志》，掌以五經教授弟子；又國有疑事，掌承問對；蓋兼現代大學教授與政府顧問二職。考《漢書》諸紀、傳，則博士亦每派使郡國，其任務或視察民間疾苦，或宣傳政府德意，或選舉賢才，或平决冤獄。蓋西漢博士主張通經致用，不專任經典之文字的研究，故教授之外，兼及政治，這頗有點現在中國教授們所羨慕的“專家”或“特聘委員”的樣子。博士的徵用，西漢以名流擢任，由公卿保舉設有選試的規定。東漢以來，始由太常選試（見《文獻通考·學校考》）。據《後漢書·楊仁傳》注，博士限年五十以上，則考試之外，還有年齡的限制了。博士的教授方法，大概專用講説及論難。據汪中《經義知新記》的考證，張禹始用講義，曾選《論語章句》；然這是僅供皇帝的覽閲，恐不是太學裏所通行。東漢末年，士風競尚游談，博士多倚席不講（見《後漢書·樊準傳》），和現在大學遲到早退的教授們也有點差不多了。

太學與太學生 太學的教授稱爲博士，它的學生稱爲“博士弟子”；在東漢時候，簡稱爲“太學生”，或稱“諸生”。博士弟子員的設置，始於武帝元朔五年（公元前一二四年），其名額爲五十人。昭帝時（公元前八六年至七四年），增爲百人。宣帝（公元前七三年至四九年）末，增爲二百人。元帝（公元前四八年至三三年）好儒，增爲千人。成帝（公元前三二年至七年）末，增至三千人。平帝時（公元一年至五年），元士之子得受業如弟子，學額益廣。東漢初年，太學生人數，史無明文；但以光武、明、章諸帝的好學，當較西漢爲發達。順帝（公元一二六年至一四四年）以後，太學諸生達三萬餘人，其盛况爲古今大學所僅見。當時匈奴也遣子入學，在中國學校制度史上實有相當的榮譽（都詳見《漢書》、《後漢書·儒林傳》）。

太學生選補的方法，其一，由太常直接挑選，凡年十八歲以上，儀狀端正的，都有補博士弟子的資格。其二，由郡國選送，如蜀郡守文翁選郡縣聰慧的小吏詣京師受業，兒寬以郡國選詣博士，都是明證。當時選補很嚴，有不實的，長官每被譴責。據《漢書·功臣表》，山陽侯張當居就坐爲太常選補博士弟子不實定爲城旦。但據史籍，其例外也不少。就年齡説，凡天才生可不受拘限；如杜根、任延、賈逵、戴封、宋均、臧洪、謝廉、趙建等，其入學年齡都未達十八歲；所以東漢時另有“童子郎”的名稱。就資格説，有以貴胄子弟入學的，如平帝時元士之子得受業如弟子，質帝本初元年（公元一四六年），詔自大將軍至六百石都遣子入學受業等都是。

太學置五經博士，太學生分經受業，其情形一如現在大學的分科分系。當時受課的狀况不甚可考。考試的時限，武帝時定一歲輒課；東漢桓帝永壽二年以後（公元一五六年），定滿二歲一試。考試的方法，有口試、策試及對策。口試，《漢書·儒林傳》所載之唐生、褚生以試誦説有法見稱。策試，據《徐防傳》，特重章句師法。射策，據顔師古《漢書·蕭望之傳》注，謂“爲難問疑義，書之於策，量其大小，署爲甲、乙之科，列而置之，不使彰顯，有欲射者，隨其所取而釋之，以知優劣”。其修業期限，殊無一定，以考試能否通過爲限。因爲考試嚴格，年限不定，所以太學生的年齡很是參差。《後漢書·靈帝紀》熹平五年（公元一七六年），試太學生年六十以上者；《獻帝紀》，初平四年（公元一九三年）詔書中有“結童入學，白首空歸”的話。三萬人的太學中，有十八歲以下的“童子郎”，有六十以上的老頭子，這確乎有點奇觀。考試通過的，得補官職，如“文學掌故”等；其不及格的，仍舊留校；如下材或不能通一藝的，罷斥。

太學生是否須繳納學費，史無明文；據武帝置博士弟子復其身的話，當是免費。其他費用，或係自給；據《兒寬傳》，兒寬以貧無資用，嘗爲諸生烹炊，大有現代美國學生以工作自給的情形。其由郡國派送的，或由郡資送。至於服制，據《後漢書·輿服志》、《儒林傳》及《范式傳》，蓋冠“進賢冠”，服方領長裾，而有一定的制服。

郡國學校的起源與發展 漢代的地方行政制度，其初爲“郡國制”，封建與流官並存，在封建曰國，在流官曰郡。國的長官稱王或侯，郡的長官稱守。郡國所轄的縣邑，其長官稱爲令或長。其後諸侯王多以過失去國，封建制逐漸消滅，於是於郡之上置州，其長官曰刺史，由“郡國制”一變而爲“州郡制”。

漢代郡國學校的設立，始於武帝時蜀郡守文翁。蜀當今四川境，在當初還是草昧的區域。自文翁爲郡守，一方派送郡縣小吏開敏有材的十餘人到京師留學，一方修起學宫於成都市中，招選各縣子弟以爲學宫弟子，於是教化大盛。武帝嘉奬他的成績，下詔令郡國模仿，都設置學校官（見《漢書·文翁傳》）。平帝時，王莽秉政，郡國、縣邑、鄉、聚都設立學、校、庠、序，添置經師（已詳前）。當時地方政府所創辦的大學與小學頗爲完備，所以東漢班固《東都賦》有“學校如林、庠序盈門”的話。

郡國學的内容，史無明文可考；但專事儒教經典的研究，則與太學初無二致。當西漢時，文翁以外，如何武之於揚州，韓延壽、黄霸之於潁州，都以興學知名。東漢一代，州郡長官提倡教育的，更不勝枚舉。其區域，北方，如寇恂之於汝南，秦彭之於山陽，伏恭之於常山，趙岐之於皮氏，孔融之於北海；南方，如李忠之於丹陽，衛颯之於桂陽，應奉之於武陵，鮑德之於南陽；甚至邊徼异域，如陳禪之於遼東，任延之於武威，王追之於益州，錫光之於交趾，任延之於九真，或修治學宫，或親自教授，對於漢族文化的擴充與儒教思想的宣傳，其影響之大且久，較中央政府的太學尤爲重要。

兩漢的特殊學校 漢代在太學與郡國學校以外，中央政府又每隨時創辦特殊學校。其見於史籍的，一爲“四姓小侯學”，一爲“鴻都門學”。

一、“四姓小侯學”始於東漢明帝永平九年（公元六六年），實爲一種宫邸學校。明帝崇尚儒學，爲外戚樊氏、郭氏、陰氏、馬氏諸子弟設立學校，置五經師。因爲外戚四姓不是列侯，所以稱爲“小侯”。據《後漢書·儒林傳》，明帝“復爲功臣子孫，四姓末屬，别立學舍；搜集高能，以授其業。自期門、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經》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學”。可見當時這種宫邸學校的發達甚至引起外族的羨慕。其後安帝元初六年（公元一一九年），鄧太后爲和帝弟濟北河間王的子女五歲以上四十餘人及鄧氏近親子孫三十餘人開設邸第，教授經書，並親自監試（詳《後漢書·鄧后紀》）。質帝本初元年（公元一四六年），又詔四姓小侯學能通經得高第的，得上名牒賞進。都可視爲宫邸學校的發展。

二、“鴻都門學”始於東漢靈帝光和元年（公元一七八年），其性質近似藝術學院。靈帝愛書畫辭賦，招致善尺牘及工書鳥篆的數十人，待制鴻都門下；蔡邕曾上封事譏諫，不聽。光和初，設置“鴻都門學”，詔州郡三公選派學生。當時朝臣很不以爲然，陽球上奏請停辦，又不聽。靈帝爲貫徹他的主張，特别優待這些諸生，或出爲刺史、太守，或入爲尚書侍中，甚有封侯賜爵的，頗引起當時士大夫的反感（詳《後漢書·靈帝紀》及蔡邕、陽球等傳）。

〔附〕在漢代尚有一類似學校而實非學校的建築物，那就是“辟雍”。本來在漢以前，太學與辟雍，同實而异名；漢代析而爲二，太學爲博士弟子授業之所，辟雍爲天子養老大射行禮之所。所以嚴格言之，辟雍之在漢代，實不能屬於學校，而只可視爲中央政府的儒教的“教堂”或“禮堂”。後人以辟雍爲古代教學之所，因以漢代的辟雍史料隸於學校，如宋王應麟《玉海》卷百十一“學校”及元馬端臨《文獻通考》卷四十“學校考一”等是。近人撰述中國教育史的，也每誤以辟雍爲學校。本書因專述學校制度，故略而不論。

學校與選舉 上古期的學校制度與兩漢的學校制度，其範圍，其功用，都絶不相同。三代學校爲雙軌制，貴族學校爲養成統治人材之所，庶民學校爲選拔民間人材以爲統治者助手之所，故學校的範圍與功用都較大於選舉。兩漢學校爲單軌制，學校與選舉並行；嚴格點説，學校不過爲選舉的輔助方法；故學校的範圍與功用都較小於選舉。這是上古期與中古期學校制度劃分之一重要點。漢代學校，在中央政府，有太學，有特别學校；在地方政府，有學、校、庠、序；考試學生的程度，而給與相當官職似無選舉的必要；但是事實上有兩種絶大困難，非行選舉，無法解决。第一，漢代私學甚盛，經師大儒收録生徒每達萬人以上，大有凌駕官學之勢。這些不由官學出身的人材，如果政府没有相當的録用方法、勢必横决而成爲國家統治上的隱患。選舉法行，則不僅隱患可以消除，而且廉價的獲得統治的助手。第二，中央官立學校的生徒，其數量遠不及地方學校；出身中央學校的固可直接給與官職，但出身地方學校的，因各種關係，得官的機會較少，故不能不有一種選舉法以爲救濟。兩漢以來，中國是無疑的爲地主階級所支持之官僚政治，而學校與選舉實爲官僚政治的兩大礎石。漢代的選舉制度關係於學校頗切，其影響於後代也頗不淺；但本書爲體裁及篇幅所限，只得略而不談，而僅發二者的聯鎖關係，以促讀者的注意。

三 魏晋時代學校制度的衰敗(www.chuimin.cn)

學校制度衰敗的因素 從曹魏奪漢，到東晋滅亡，計共二百年（魏黄初元年到東晋元熙二年，當公元二二〇年到四二〇年）。在這時期内，學校教育大有衰落停歇的現象。其所以如此的原因，約可析爲三種：其一爲政治的影響，其二爲學術的反動，其三爲選舉制的變异。

一、這二百年内，政局未得比較長期的安定，地方也時在變亂的狀態中，所以學校教育興廢無常，名實不符。當時政府雖有時設立學校，但不過視爲表章文治的裝飾品；人民雖有時受業太學，亦不過視爲免役避亂的收容所。《魏略·儒宗傳》序所説“諸博士率皆粗疏，無以教弟子；弟子本亦避役，竟無能習學。冬來春去，歲歲如是”（見《魏志·王肅傳》引）。實不僅是太和中（公元二二七年——二三二年）的寫照，而可視爲這時期内的一般形態。

二、學校教育，因兩漢崇尚儒教的舊習，所誦讀研究的，限於《五經》《論語》。但當時學術界，外受佛教思想的濡染，内起老、莊玄談的風尚，天才超越的智識分子，群趨於思辨的哲學，而鄙弃煩瑣的經典。《南史·儒林傳》謂“魏正始以後，更尚玄虚，公卿士庶罕通經業”，當是確實的按語。又經典究討，不外名物訓詁，不足以舒情感，於是玄談之外，文學蔚起。《文獻通考》引李諤書奏，謂：“自魏之三祖，更尚文詞；忽君人之大道，好雕蟲之小技。下之從上，有同影響，遂成風俗。……於是閭里童昏，貴游總丱，未窺六甲，先製五言。捐本逐末，流遍華壤。”（卷二十八《選舉考》一引）又可窺見文學盛行經學衰歇之影響於學校。

三、漢代雖行選舉，但以太學出身爲正途；自魏陳群定“九品中正法”，門第世族之風成，而學校更等於贅瘤。所謂九品中正法，於郡邑設“小中正”，州設“大中正”；由小中正品第人才，以上大中正；大中正核實，以上司徒；司徒再核，然後付尚書選用。但中正所取，多係世家；所謂“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大族”。官僚的進身，由於門閥，不由於太學，於是單軌制的漢代學校成爲士庶階級社會的裝飾品，而必然的陷於衰敗的運命。

三國時代的官學與私學 三國時候的學校，曹魏承襲兩漢的舊業，較有明文可稽。魏文帝黄初五年（公元二二四年），創立太學，制課試法，置一《春秋穀梁》博士；太和青龍中（公元二二七年至二三六年），太學生亦達千數。但考按它的成績，非常低劣；正劉靖所謂“博士輕選，諸生避役，高門子弟耻非其倫，學者有名而無實，設教而無功”（見《魏志·劉馥傳》）。吴、蜀兩國有否正式的太學，都是疑問。據《吴志》，孫休永安元年（公元二五八年），詔立五經博士；《蜀志》，昭烈帝定蜀，以許慈爲博士；《華陽國志》，蜀文立曾游太學；關於學校史料之可考的，寥寥數則而已。

州郡學校，北方尚有一二長官從事提倡，如楊俊之於南陽，杜畿之於河東（見《魏志》各本傳），令狐邵之於弘農（《魏志·倉慈傳》引《魏略》），賈洪之於諸縣（《魏志·王肅傳》注引《魏略》）。吴、蜀方面，非常衰落；見於史籍的，吴有孫瑜（《吴志》本傳），蜀有王商（《蜀志·許靖傳》注引《益州耆舊傳》）而已。

至於私人教授，尚沿兩漢的遺風；加以當時亂變紛起，比較淡泊的士大夫，都以避地講學自給。其見於史傳的，有田疇、邴原、虞翻（都見《三國志》本傳）、管寧、國淵（《魏志》本傳注引）、隗禧（《魏志·王肅傳》引）、李密（《華陽國志》）諸人。

兩晋時代的太學與國子學 晋代學校制度與前世不同的，爲“國子學”的設立。國子學爲一種貴胄學校，係根據“《周禮》國之貴游子弟國子受教於師”的話而定名。其設立的時期，當武帝咸寧二年（公元二七六年）。内置祭酒、博士各一人，助教十五人；後損减爲十人（見《晋書·禮志》）。惠帝元康元年（公元二九一年），第五品以上得入國學。漢代單軌制的太學，至是又變爲太學、國子學並行的雙軌制。

晋初太學，一仍魏制，設博士員十九人。武帝泰始中（公元二六五年至二七四年），太學生達七千餘人，總算比較地發達。但自八王相繼變亂，趙王倫僭即帝位，太學生年十六以上皆署吏，學業已漸衰替（見《晋書·趙王倫傳》）。到劉聰陷京洛，太學、國子學都被焚毁，官立的高級學校成爲灰燼了。

東晋偏安江左，儒術不振，統治者求以學校爲國家的裝飾品，亦不可得。元帝時（公元三一七年至三二二年），賀循、荀崧相繼請增博士，都未果行。成帝時（咸康三年，公元三三七年），袁瑰、馮懷請興學校，亦終不振。雖《晋書》元、成《帝紀》有“立太學”的記載，或不過具文而已。史稱自穆帝到孝武帝，都權以“中堂”爲太學，則太學尚無獨立的校舍可知（《元經》，“中堂”作“東堂”）。到殷浩秉政，因軍事繁興，罷遺太學生徒，學校遂廢（見袁樞《通鑒紀事本末》）。至於國子學，孝武太元十年（公元三八五年），曾依謝石之請，選公卿二千石弟子，增造房舍百五十五間，從事復興；但人物混雜，品課無章，也終不能引起當時世族的欣羨。

至於提倡州郡學校，西晋僅有王沈、虞溥（見《晋書》本傳），東晋僅有庾亮（見《文獻通考·學校考》）、范寧（見《晋書》本傳）諸人。私人講學，較諸兩漢，亦寥落可憐；西晋尚有杜夷、劉兆、束晰、唐彬、泛毓；到東晋則僅只范宣一人而已（都見《晋書》本傳）。

“五胡”十六國學制拾零 從劉、石稱兵，晋室東渡，大江以北被蹂躪於北方諸蠻族，先後計百三十餘年（從晋永興元年，劉淵自稱大單于，到宋元嘉十六年，北凉見滅於魏，當公元三〇四年至四三九年）。這百餘年間，舊史稱爲“五胡十六國之亂”。當時這區域的學校教育自陷於若有若無的狀態，但亦不能就斥爲絶無興學的史料。現根據崔鴻《十六國春秋》、《晋書》“載記”、《南北史》、《唐書》等史籍，撮拾其可考的，條録如次：

一、前趙（公元三〇四至三二九），劉曜立太學、小學，擇百姓年二十五以下十三以上千五百人，選朝賢宿儒教授他們。

二、後趙（公元三一九至三五一），石勒立太學，選將佐子弟三百人；繼又增設宣文、宣教、崇儒、崇訓等十餘小學，選將佐豪右子弟百餘人。稱趙王後，立經學、律學、史學等祭酒；又立兵勛，教國子擊刺戰射等法。晋成帝咸和六年（公元三三一年），石勒命郡國立學官，每郡置博士祭酒一人。後石虎又令諸郡國立五經博士，置國子博士助教。

三、前秦（公元三五一至三九四），苻堅得王猛輔助，廣修學官，召郡國學生通一經以上的充之，遣六卿以下子孫入學受業。又令禁衛將士修學；立内司於掖庭，選閹人及女隸聰慧的授以經典。

四、後秦（公元三八四至四一七），姚萇令諸鎮學官不得廢罷，考試優劣，隨才擢叙。

五、前燕（公元三三七至三七〇），慕容廆置東庠祭酒，命世子率國胄受業。慕容皝立東庠，每月臨觀考試，學徒達千餘人。慕容儶立小學以教胄子。

六、北燕（公元四〇九至四三六），馮跋建太學，置博士郎，選教一千石以下子弟年十三以上的。

七、前凉（公元三四七至三七六），張軌爲凉州刺史時，置崇文祭酒，徵九郡胄子五百人，立學校以教授他們。

八、南凉（公元三九七至四一四），秃髮烏孤置博士祭酒以教冑子。

九、西凉（公元四〇〇至四二三），李嵩立泮宫，增高門學士四百人。

十、蜀（公元三〇四至三四七），李雄也有興學校、置吏官的紀載。

按當時干戈紛優，而學制終未完全破壞，其原因：一由於諸族酋豪，濡染華風，每多好學；二由於建國施政，興立學官，以爲號召；三由於北方經師，講學授徒，流風未滅。總此三因，所以就學校制度説，也未見得較江南文物之邦爲遜色。這些史料，關係於漢族文化的擴張，實不能僅視爲諸蠻族酋豪的點綴品。

四 南北朝的學校制度

南北朝之文化的差异 從東晋衰亡，北凉見滅，南北分裂的形態更其顯著。南朝從宋武帝永初元年（公元四二〇年），經齊、梁兩代，到陳後主禎明二年（公元五八八年），共一百六十八年。北朝從魏太武帝太平真君元年（宋元嘉十六年，公元四三九年），後分裂爲東、西魏，又分裂爲北齊、北周，到隋文帝開皇元年（公元五八一年），共一百四十二年。這一百五六十年間，因民族、地理、歷史背景的差异，形成文化形態的不同。最明顯的，就是南朝偏於文學、北朝偏於經學。南朝也有研究經學的，但多傾向於玄理；北朝也有愛好文學的，但多傾向於典實。《北史·儒林傳》説：“南北所爲章句（指經學），好尚互有不同：南人約簡，得其英華；北學深蕪，窮其枝葉。”又《北史·文苑傳》説：“洛陽（指北朝）、江左（指南朝），文雅尤盛；彼此好尚，雅有异同。江左宫商發越，貴於清綺；河朔詞義貞剛，重乎氣質。”這都是陳説南北經學文學之學風的差异。南北文化既各自有其體系，所以當時學制，雖受政治的影響，缺乏實際，但也頗有分化的趨勢。

南朝的國學與州郡學 南朝的學校制度以宋、梁兩朝比較發達。其與兩漢、魏、晋不同而值得特書的，就是當時社會所流行的“玄學”與“文學”，居然侵入向爲經典所獨占的國學。宋文帝元嘉十五年（公元四三八年）立“儒學館”於北郊，命名儒雷次宗掌教；次年，又命丹陽尹何尚之立“玄學”，著作令何承天立“史學”，司徒參軍謝元立“文學”，總稱“四學”（見《南史·宋文帝紀》）。後人囿於儒教思想，對於這四學的分立，每加以譏評（如《文獻通考·學校考》引司馬氏的話），其實這正是學制之社會化，而爲唐代設置律、書、算等學的先例。

至於普通國學廢置的略史，大概如次：宋文帝元嘉二十年（公元四四三年）立國子學；二十七年（公元四五〇年）又廢。明帝泰始六年（公元四七〇年），立聰明觀，又稱東觀（見《南史·王諶傳》），亦分玄、儒、文、史四科，科置學士十人。齊太祖建元四年（公元四八二年），立國學，未果；武帝永明三年（公元四八五年），詔立國學，罷聰明觀，選教中公卿以下子弟二百餘人。東昏侯永元初，欲以國諱廢學，有司奏請國學與太學兩存。梁武帝好學，天監四年（公元五〇五年），開設五館，置五經博士。繼置胄子律博士。次年，設“樂雅館”，以招來遠學。當時五館生徒，不分貴賤，不限人數（《見隋書·文官志》）。每館生徒達數百人，給以廩餼；能射策通經的，即除爲吏（見《南史·儒林傳》）。在南朝爲學校最發達的時期。陳武帝永定三年（公元五五九年），詔置西省學士，兼收技術之士（見《南史·陳武帝紀》）。《南史·儒林傳》説：“天嘉（公元五六〇年至五六五年）以後，稍置學官；雖博延生徒，成業蓋寡；其所采掇，蓋亦梁之遺儒。”則當時學校以喪亂之故又漸成爲形式的了。

當時州郡學，在梁武帝時，也曾經有一度的發展。天監四年（公元五〇五年），分遣博士祭酒，到州郡立學。又選派學生到會稽雲門山，受業於廬江何胤。此外如宋杜慧度之於交州，齊豫章文獻王之於荆州、湘州，虞愿之於晋平，梁安成王、湘東王、元帝之於荆州，也都有興學的記載（都見《宋書》、《南齊書》、《梁書》各紀傳）。最特色而爲前世所未曾有的，爲梁卲陵王綸之於南徐州。他聘請馬樞爲學士，自講《文品經》，而令樞講《維摩經》《老子》《周易》，道俗聽衆達二千人。這樣合儒、道、釋於一堂，很可以窺見當時社會的風尚。

北朝的國學與州郡學 北朝的學校制度，以魏孝文、宣武二帝時爲較興盛。魏自道武帝（公元三八六年至四〇九年）初年，始立太學，置五經博士，生員千餘人。天興二年（公元三九九年），增國子太學生員三千人。次年，改國子學爲“中書學”。太武始光三年（公元四二六年），起太學於城東。太平真君五年（公元四四四年），詔王公卿士的子弟入太學，百工技巧騶卒的子弟當習父兄的舊業，不許私立學校。違禁的，師身死，主人門誅（見《魏書·太武帝紀》）。這樣極端地限制平民升學，嚴格地禁止私立學校，在君主獨裁的政治形態下，或者是必要的舉動，但也是我們治教育史者所當特别注意的史料。孝文帝太和十年（公元四八六年），改中書學爲國子學。十六年（公元四九二年），開“皇子學”，亦稱“皇宗學”。十九年（公元四九五年），遷都洛邑，立國子、大學、四門小學。明年，立四門博士，置助教二十人。宣武即位，又先後下詔營繕諸學（正始元年，公元五〇四年；延昌元年，公元五一二年；都見《魏書·宣武帝紀》）。添四門小學博士員爲四十人。當時學校興盛，《魏書·儒林傳》稱爲“斯文鬱然，比隆周、漢”。到了分裂爲東、西二魏，互相征討；雖不無關於學制的史料，但已無足徵引的了。

北齊承東魏之後，學制衰敗。《北史·儒林傳》説當時“國學博士，徒有虚名”。“國子一學，生徒數十人”。僅孝昭帝皇建元年（公元五六〇年），曾有詔置“國子寺”的記載（見《北齊書·孝昭帝紀》）。北周承西魏之後，其學制較北齊爲略勝。太學之外，又有“露門學”“虎門學”及“通道觀”等。“露門學”或稱“路門學”，立於武帝天和二年（公元五六七年），與“虎門館”同爲教授貴胄的學校。“通道觀”立於建德三年（公元五七四年），與宋“四學”的“玄學館”相似，蓋欲匯通道佛思想，也是這時代與前代學制特异的史證（都見《北周書·武帝紀》）。

北朝的州郡學，亦以魏爲較發達。魏獻文帝天安元年（公元四六六年），從高允的奏請，初立鄉學，依郡的大小，定博士、助教與學生數的多寡。學生“先盡高門，次及中第”，實含有階級的意味（見《魏書·獻文帝紀》及《高允傳》）。北齊文宣帝天保元年（公元五五〇年），亦詔修郡國學校；但《北史·儒林傳》説：“學生俱被差逼充員。士流及富豪之家皆不從調。”又説：“縱有游惰，亦不檢舉。”則當時的地方學制不過如“告朔餼羊”，徒有其形式而已。至州郡長官興學的，在魏代，如薛謹之於秦州；裴延俊之於范陽，劉道斌之於恒農，崔游之於河東，蕭寶夤之於徐州，酈道元之於魯陽，都是著見於《魏書》的。到了北齊、北周，其見於《北齊書》與《周書》的，只有南清河太守蘇瓊與凉州刺史寇俊二人而已。

私學的重興 私人講學的風習，始於春秋、戰國，盛於東漢，到了魏晋而漸衰落。南北朝時，變亂相乘，官學因政局的影響，盛衰無常，於是私人講學又復興盛。當時著名的，南方有雷次宗、顧歡、臧榮緒、徐璠、沈驎士、劉瓛、庾承先、朱异、何胤、沈德戚、伏挺、賀璨、孫揚等，北方有張偉、梁祚、常爽、劉獻之、張吾貴、劉蘭、徐遵明、董徵、李孝伯、劉昞、杜臺卿、刁冲、李鉉、張買奴、鮑季詳、鮑長暄、馬敬德、權會、張雕武、馮偉、馬充等（都見南北朝正史）。當時南北學風不同，南方多兼講佛老，而北方則專研經術。又史稱常爽“立訓甚有觀罰之科，弟子事之若嚴君”，則私學制度當頗有可觀，可惜史家記載過略，現在已無從考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