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古編：周予同教育論著選編与古代貴族學校中樂的地位

一 傳説中的西周以前的學制

學校制度的萌芽 中國學校制度見於記載的，當推《尚書·堯典》篇中所説的爲最古。據《堯典》，虞舜曾設置九官，其中三官都與教育有關。——命契爲“司徒”，敷五教；命伯夷爲“秩宗”，典三禮；命夔典樂，教胄子。司徒、秩宗所掌司的“教”與“禮”，是否有特設的制度，固不可考；但所謂“胄子”，就是貴族子弟；典樂之夔兼司貴族子弟的教育，蓋不能不視爲學校制度的起源（經今文學者，及近人古史懷疑論者，每疑《堯典》一篇爲後世儒家所追記，或直是儒家理想的描寫；倘這説成立，則《堯典》之史料的價值將因以减低。至於漢董仲舒説五帝的大學名曰成均——見《禮記·文王世子》注引——那不過是漢代今文學家的讕言，因爲“五帝”就是中國上古史中之謎）。

傳説中的虞、夏、商三朝的學校制度 據《禮記·王制》篇、《明堂位》篇及《孟子·滕文公》篇等的記載，則虞、夏、商三朝的學校制度爲貴族、平民兩階級分化的雙軌制已十分明顯。貴族子弟所入的學校，後人名爲“國學”；平民所入的學校後人名爲“鄉學”。這兩種學校，不僅就學者的身份不同，而且學校的設置、教科的内容也都不同。

國學相傳分爲兩級制：一曰太學，二曰小學。其名稱，虞曰“上庠”、“下庠”，夏曰“東序”、“西序”，商曰“右學”、“左學”。據後儒的考釋，説虞、商兩朝的太學（上庠、右學）設置在西郊，小學（下庠、左學）在國中王宫之東；夏朝反是，太學（東序）在王宫之東，小學（西序）在西郊。這種地點設置的不同，無甚關係，不過表示各朝對於方位遠近的尊尚的習慣的差异而已。——或者用這習慣的差异可以推斷各朝自有其不同的民族。

至於鄉學，它是否爲單級制，抑或真的如後儒所解釋，得選擇其俊秀者升於國學的大學，都没有明文可證。我們依據《孟子》，只知道在夏曰“校”、在殷曰“序”而已。

雙軌制下的學校内容 學校制度是社會的反映。當時社會既分化爲貴族與平民兩大階級，則國學與鄉學所教學的内容不能一致，自是意料中事。據現有的不充分的史料加以考察，則當時國學中的教科以“樂”爲最重要，而以“明倫”爲國、鄉學共同的訓練目標。

樂在古代貴族學校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其原因不外於下舉三者。一、古代音樂與宗教有關，而古代政治又多寄迹於宗教，貴族子弟預備在政治、宗教中討生活，自不能不先曉知音樂。《堯典》篇於“夔典樂，教胄子”之下，有“八音克諧，毋相奪倫，神人以和”的話，《禮記·樂記》篇也有“聲音之道，與政通矣”的話，很可窺見樂、政、教三者的關聯。二、樂爲美感教育的主要工具，貴族子弟需要音樂的涵養，正所以表示其統治階級之休閑的高雅的身份。三、樂可以陶冶性情，又爲道德教育的主要工具。《堯典》篇於“夔典樂，教胄子”之下，有“直而温，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的教條，正可見音樂與道德相關之點。

孟子以爲古代國學、鄉學的目的“皆所以明人倫”；而人倫爲“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别，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這話很能道破當時學校之社會的功能。因爲當時社會既爲階級的，學校爲統治組織之一部門，自當以維持這不平等的社會秩序爲極則；而維持這社會秩序的教訓就是道德，也就是所謂“人倫”。國、鄉學的就學者的身份雖然貴賤各别，但使統治者自知在統治，被統治者自安於被統治，則承認當時社會的秩序爲天經地義，實爲共同的必要之舉。明瞭了這一點，則古代的鄉學，與其稱爲教育，實不如指爲政治的麻醉爲恰當。

二 《禮記》《周禮》所傳的西周的學制

本期史料考訂的難點 關於西周學校制度的史料，僅就《禮記》《周禮》等書，似殊覺豐富而有條理，遠非虞、夏、商諸朝之屬於傳説時代者可比；其實這時代的史料，真僞雜糅，是非淆亂，欲加以考訂，求其信而有徵，在現在的古史學界，還是非常困難的事。這原因，一由於古代儒家之喜於托古改制；一由於漢代經今古文學家的争難與混淆。先秦諸子，爲宣傳思想便利計，每喜以自身的理想變易古代的史實。即如《周禮》一書，尊信者以爲周公之作，而詆毁者以爲凟亂陰謀之書。其實用現代史學眼光去觀察，説它全是周制，固不足信；説它全無周制以爲素地，亦不足信；總之，是一部根據當時社會形態而加以理想化的書籍。然而唯其如此，我們殊不易分别發見其孰爲周制，孰爲理想。這是困難點之一。其次，漢代經生的今古文學的争辯，尤其使我們對於信史無從抉擇。今文學家以《禮記·王制》諸篇爲基點，而古文學家則以《周禮》爲營壘；今文學家斥《周禮》爲六國末世之書，而古文學家則斥《王制》爲漢初博士之作。就經學的觀點説，經今文學自身的歷史或較可徵信；但就史學的觀念説，經今文學所載的史料，每爲儒家的理想，其可信賴的程度恐更遜於古文。我們叙述古史，雜糅今、古文固不可，但專信今文或古文又不可，這是困難點之二。又其次，經今、古文學如果條理明晰，若涇、渭之分，則我們治史者還容易着手；而實際又不然。譬如《禮記》一書，依據學派，當歸今文；但其中所載的篇章，又每雜古文。近人廖平就《禮記》各篇性質，分别今、古；但亦不免爲一己之見，未易爲學者所公認。這是困難點之三。綜上三難，所以叙述本期學制，殊不容易。本書既非專著，暫時也無暇毫分縷析，只得爲大體的叙述，但學者當知現在所説還未能據爲信史而已。

國學與鄉學 西周一代爲封建社會完成時期，所以它的學校制度也顯然的爲雙軌制；即貴族所入的爲國學，而平民所入的爲鄉學。

據《周禮》説，國學僅有“成均”的名稱。據《禮記·王制》篇及《文王世子》篇説，則國學依程度的深淺分爲小學、大學兩級。小學設在王宫南之左，大學設在南郊。大學分五院：中曰“辟雍”，亦曰“太學”，周環以水；水南爲“成均”，亦曰“南學”；北爲“上庠”，亦曰“北學”；東爲“東序”，又稱“東膠”，亦曰“東學”；西爲“瞽宗”，又稱“西廱”，亦曰“西學”（依黄以周《禮書通故》及孫詒讓《周禮正義》説）。諸侯亦得設學，但僅爲一院，名曰“泮宫”；水形如半璧，所以别於天子辟雍的建築（或根據甲骨文“王赴于”，以爲殷朝已有辟的建築。其實，（）字从以象水，從（隹）以象鳥，從口以象圜土，蓋有鳥有水而可以漁獵的地方，不見得就是學校性質的辟雍）。

至於鄉學，蓋根據於當時的行政區域，依《周禮》説，周制，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四閭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鄉學在州的曰序，在黨的曰庠，在閭的曰塾，都是小學程度。鄉學没有大學，據《禮記·王制》説，謂鄉學的俊秀的可升於國學。

教官與教科 關於擔任國、鄉學的教職人員與國、鄉學的教科内容，經今、古文學也詳略名實、互有同异。國學方面，據《禮記·王制》篇，教官有大樂正、小樂正、大胥、小胥，教科爲《詩》《書》《禮》《樂》。據《禮記·文王世子》篇，教官於大樂正、小樂正、大胥、小胥之外，尚有大司成、籥師、籥師丞、大師、執禮者、典書者；教科於《詩》《書》《禮》《樂》之外，尚有干戈、羽籥（其實這二者也可以包在《禮》《樂》之内，因爲這是兩種舞）。據《周禮》古文説，其教官及教科表示如次：按：以上所列教官，以現在的制度來比附，大概大司樂等於教育部長兼校長，師氏、保氏等於教師，樂師、籥師等於音樂教師，大胥等於注册主任，小胥等於訓育主任。按以上所列教科内容，多采鄭玄《周禮注》説，蓋仍以音樂及道德訓練爲主。(www.chuimin.cn)

國學教官表

國學教科表

續表

鄉學的教官與教科，都没有國學所記的詳密。依《王制》今文説，“司徒修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齊八政以防淫，一道德以同俗”。所謂六禮，謂冠、婚、喪、祭、饗、相見，七教謂父子、兄弟、夫婦、君臣、長幼、朋友、賓客，八政謂飲食、衣服、事爲、异别、度、量、數、制。依《周禮》古文説，則大司徒之下，有鄉師、鄉大夫、州長、黨正、族師、閭胥，以次傳達邦國的教令。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一曰六德，謂知、仁、聖、義、忠、和；二曰六行，謂孝、友、睦、姻、任、恤；三曰六藝，謂禮、樂、射、御、書、數。經古今文説雖詳略各异，但教官總於司徒，教科偏於道德，政治與教育相混，則大致相同。

學齡與學則 國學入學年齡的規定，約有三説。一説，主八歲入小學，十五歲入大學。《大戴禮·保傅篇》説：八歲而就外舍，學小藝，履小節；束髮而就大學，學大藝，履大節。《白虎通義·辟雍》篇、《漢書·食貨志》及《春秋公羊傳》宣十五年何休注等從之。二説，十三歲入小學，二十歲入大學。《尚書大傳》説：公卿之太子、大夫元士之適子，十有三歲始入小學，見小節，踐小義；二十入大學，見大節，踐大義。這兩説的不同，馬端臨《文獻通考》以爲因爲天子的世子與公卿、大夫、元士的適子身份不同的緣故。他以爲公卿以下的子弟未便即入天子之學，所以先學於家塾，直到十三歲，纔入師氏所掌教的小學；若天子，則别無科學，所以世子八歲便入小學（見卷四十《學校考》一）。這或者也是理由。三説，主十歲入小學。《禮記·内則》篇説：十年出就外傅，學書計，朝夕學幼儀。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十五以上），舞《象》，學射、御。二十而冠，始學禮，舞《大夏》。至於大學年限，或根據《禮記·學記》篇“七年小成，九年大成”的話，説是九年，但這也不過是推測之辭而已。

國學與鄉學爲貴賤异統的雙軌制，是毋容懷疑的。但經古文學主張“有世卿，無選舉”，平民只可上升爲士而不能爲世族的大夫（説詳俞正燮《癸巳存稿》卷三《鄉興賢能論》），則其雙軌制爲嚴格的。經今文學主張“有選舉，無世卿”，平民亦得上升爲大夫，則其雙軌制爲彈性的；二説不同。《禮記·王制》篇爲今文説，其論述國學、鄉學升降賞罰的規定頗詳。它以爲鄉學中的不率教者屏於遠方，優秀者升於國學，而且任以官爵。司徒命鄉簡不率教者，以告耆老，會於鄉庠。元日習射禮，上功；習鄉飲酒禮，上齒。大司徒率國之俊士與執事。不變，命國之右鄉簡不率教者移之左，命國之左鄉簡不率教者移之右，如初禮。不變，移之郊，如初禮。不變，移之遂，如初禮。不變，屏之遠方，終身不齒。又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升於學者，不征於司徒，曰造士。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於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辯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禄之。至於國學方面的罰則，它以爲小胥、大胥、小樂正簡不率教者以告大樂正；大樂正以告於王；王命三公、九卿、大夫、元士皆入學。不變，王親視學。不變，王三日不舉食樂，屏之遠方，終身不齒。據《王制》，則國學與鄉學可以互通，但這是否爲西周的信史，而非儒家的理想學制，實係一大疑問。

三 春秋、戰國時代的私學

史料的缺乏 《禮記》及《周禮》所傳的西周學校制度，是否爲真實的史料，固屬疑問；但西周時代，學校形成雙軌，學術握於王官，實爲不容懷疑的史實。降及春秋，天子失官（語見《左傳》昭十七年），學校不修（語見《毛詩·子衿》序），官師合一的制度一變而爲私學蜂起的趨勢。所以春秋、戰國時代，是教育學説發達的時期，同時也是教育制度衰敗的時期。當春秋初期，學校教育之見於記載的，如衛文公（公元前六五九至六三五）敬教勸學（語見《左傳》閔二年），魯僖公（公元前六五九至六二七）修建泮宫（語見《毛詩·魯頌·泮水》序），鄭子産不毁鄉校（語見《左傳》襄三十一年），還可略見西周學制的餘風。而同時貴族階級爲維持其政治的生命，王侯太子都有師傅，公卿子弟也每有公族大夫；其見於《左傳》的，如蔿國爲周王子頽師（莊十四年傳），杜原款爲晋太子申生師（僖四年傳），潘崇爲楚太子商臣師（文九年傳），荀家、荀會、欒黶、韓無忌爲晋公族大夫（成十八年傳）等。到了春秋後期（約當魯昭公後），天子、諸侯立學施教的史迹不見於史册，於是私家之學遂以大盛。但私學是否有完備的制度，一如後世的書院制度，實絶無明文可考。現姑就儒家一派，鈎輯其私學傳授的概况以示一例，而以道、墨二家附殿於後。

私學的繁興 春秋、戰國，諸子百家，蜂起並作，儒家不過其中的一派。儒家由孔子開創；戰國時，孟軻、荀况實爲大師。孔子的教授事業，始於魯昭公二十四年（公元前五一八年）；這時孔子年三十三，孟懿子及南宫敬叔奉父孟僖子命，師事孔子學禮。這種私家一二人的請益，當無何種形式的制度可言（見《左傳》昭七年及《史記·孔子世家》）。據《史記·孔子世家》，孔子自周返魯，弟子始增（時孔子年三十七）；其後隱居不仕，退修《詩》《書》《禮》《樂》，弟子愈多，甚有自遠方來受業的（時孔子年六十八）。普通的弟子，數達三千；通六藝的，凡七十二人。所謂三千，當是先後來魯請益，一如漢代經生的私人傳授。所以《論語》一書，僅有師弟問答之言語的記載，而没有杏壇設教之形式的叙述。據《荀子·大略篇》“子贛、季路，故鄙人也。被文學，服禮義，爲天子列士。”又《吕氏春秋·尊師》篇“子張，魯之鄙家也；顔涿聚，梁父之大盜也；學於孔子。”子貢、子路、子張、顔涿聚都是孔子的著名弟子，可見孔子對於生徒並没有身份的限制。《論語·述而》篇“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可見孔子對於生徒也收納一部分的費用；而且同時可推知私學發達之一部分的原因，或者是因爲没落的貴族藉教授以維持生活的緣故。——孔子本身就是一位没落的貴族。孔子教授的内容，除《詩》《書》《禮》《樂》外（見《孔子世家》），更注重道德的訓練（《論語·述而》，子以四教：文、行、忠、信），或據《論語·先進》“德行：顔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以爲孔門分爲四科。其實這不過依弟子的才德加以分類，並不是真的分科制度。孔子既殁，弟子心喪三年，相訣而去，哭復盡哀；子貢更廬於冢上，凡六年然後去；弟子及魯人從冢而家的百有餘室（見《史記·孔子世家》）。更可見孔子教育感化力的偉大與深入。總之，私學以孔子爲最盛，而孔子設教情况之有明文可見的，也不過如上所述，蓋仍未能形成一種制度。

《史記·儒林傳》説：“自孔子没，七十子之徒，散游諸侯，大者爲卿相师傅，小者及教士夫，或隱而不見。故子路居衛，子張居陳，澹臺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貢終于齊。如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厘之屬，皆受業於子夏之倫，爲王者師。”可見孔子死後，孔子的弟子門人也繼孔子之後，從事於私學的傳授。到了戰國，孟軻、荀况爲儒家大師，於游説諸侯以求行道之外，亦從事授徒。孟子弟子有萬章、公孫丑、樂正克等十七人（詳朱彝尊《曝書亭集·孟子弟子考》），荀子弟子有李斯與韓非（見《史記·韓非列傳》），都著名於當時。據《孟子·滕文公》篇，則孟子“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更可見當時儒家大師游學的勝况。

儒家以外，其私學比較的形成制度，且近於宗教的，當推墨家。《吕氏春秋·尊師篇》説：“孔、墨徒屬彌衆，弟子彌豐，充滿天下。”又説：“孔、墨之後，顯榮於天下者衆矣，不可勝數。”可見墨學在當時的流行。《墨子·公輸篇》，墨子自謂弟子禽滑厘等三百人持守圉之器以待楚寇；《淮南子》亦謂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更可見其私學的精神。墨家另有所謂“巨子”制；《莊子·天下》篇説：墨家“以鉅子爲聖人，皆願爲之尸，冀得爲其後世”。向秀注：“墨家號其道理成者爲鉅子，若儒家之碩儒。”（鉅、巨字通）據《吕氏春秋·上德篇》，楚、吴、越之亂，墨者巨子孟勝以死爲陽城君守城，弟子殉難的凡八十三人；當孟勝將死時，先使二人傳巨子於田襄子。則墨家的巨子制實近於佛家傳授衣鉢的儀式，較之儒家的師承宗派爲更進一步了（關於墨學傳授，見孫詒讓《墨子閒詁·墨子傳授考》及梁啓超《墨子學案·墨者及墨學别派》）。

儒、墨以外，握當時思想界的權威的，爲道家。但道家主不言之教（《老子》，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不言之教，無爲之益，天下希及之；知者不言，言者不知；皆其明證），所以師弟傳授不及二家。但戰國時，許行主張並耕主義，實爲道家之一支派。《孟子·滕文公篇》謂“其徒數十人，皆衣褐，捆屨織席以爲食”，則率弟子以就食於諸侯，固亦與孔、墨二家相似。

總之，春秋、戰國時代的私學，各隨各家的獨有的教育主張以訓練弟子，固未形成固定的制度，如宋、元以來的書院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