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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腾堡印刷机的影响:社群媒体探析

【摘要】:在约翰内斯·古腾堡完成了机器印刷工艺流程的各个环节之后,他用活字印刷了《圣经》和古籍。

1517年10月31日清晨,维腾贝格大学教堂的一位修士打开大门,惊恐地发现门上贴着一张纸,纸上竟然写着对天主教会严加批判的字句,这就是著名的《九十五条论纲》,由该校毕业并留校任教的神学博士——奥古斯丁教团的教士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撰写。该事件引燃了宗教改革的熊熊大火,也引发了欧洲广泛的宗教战争,特别是血腥的德国30年战争,对欧洲历史乃至世界文明的发展进程造成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在此之前,也有一些试图批评或批判罗马天主教会的人士,但都要么慑于教会的淫威而屈服,要么选择继续抗争而被宗教法庭判罪,甚至处以火刑,为何路德的一纸文章却能够引起影响深远的变革呢?

这个问题的答案要向前回溯60年,一个叫约翰内斯·古腾堡(Johannes Gensfleisch zur Laden zum Gutenberg)的发明家,发明了使用铅字的活字印刷的印刷机,最早用于印刷教会的赎罪券,后来印出了世界上第一本非手抄本的《古腾堡圣经》。在西欧印刷术普及之前,人们在信息传播上以手抄书为主,并出现了从事手抄行业的工匠们。相应的,知识的传播为教会所垄断,尤其是对《圣经》的传播成为教会特权。在印刷机发明后的短短几十年中,印刷术在欧洲快速普及,50年间用这种新发明印刷了3万种印刷物,共1200多万种印刷品,其中,各种版本的《圣经》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媒体革命。由于《圣经》的普及,普通人也能够阅读《圣经》,打破了教会对教义的垄断,才能够使得以路德和加尔文为代表的新教革命在欧洲获得巨大成功。

生产方式上,印刷术的出现如同巨大的魔法一般,高效率、低成本地创造了大量书籍,且轻便、标准、价廉,适合大规模生产和销售。从而将神圣知识的载体从垄断状态演变为普通物品,其传播速度迅速而广泛。在约翰内斯·古腾堡完成了机器印刷工艺流程的各个环节之后,他用活字印刷了《圣经》和古籍。他印制的《四十二行圣经》就是历史上的第一部机印本《圣经》。自此,印刷术形成燎原之势,在不到40年的时间里,机器印刷就传遍了德国,每个州都有了重要的出版中心。而且,在半个世纪之内,机器印刷传遍了欧洲。北欧最伟大的人文主义者伊拉斯谟校正了拉丁文《圣经》和希腊文《新约圣经》,使《圣经》得到“净化”,而马丁·路德出版德语《圣经》,发布《九十五条论纲》,投下了震撼基督教世界的炸弹。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旨在服务教会、敬奉上帝的《圣经》新译本和矫正本却掀起了宗教改革,撕裂了教会。不仅摧毁了朝廷的权威、动摇了天主教,而且撕裂了抗议朝廷的新教,从而使得宗派林立,这场传播革命的风暴迅速形成摧枯拉朽之势,其威力史无前例[4]。(www.chuimin.cn)

起先,商人阶级想要其孩子识字,无非是能够掌握游戏规则和工具而已。但是,随着印刷术的推广,到16世纪中期,天主教徒开始打退堂鼓,不再鼓励人们识字,感到阅读是分裂的原因,最后禁止阅读各种方言版的《圣经》。而新教徒则寄希望于识字,阅读有助于破除迷信,因此他们继续发掘,印刷各种资源,并把这种态度带到了新世界。天主教徒背离印刷,而新教徒与之形成联盟的一个结果,是欧洲的文化知识版图出现了惊人的颠倒。在中世纪地中海沿岸的国家在文化修养和情感修养方面要远远高于北欧各国。可是,到了17世纪末,这种局面完全反过来。天主教保持了一种形象上的宗教。它继续偶像崇拜且变本加厉,过分注意经营教堂和仪式服务的各种细节。基督教新教则发展成为一种书籍的宗教,结果是阻止偶像崇拜,走向了一个禁欲的符号体系[5]。对待印刷术的不同态度,最终导致了欧洲宗教流派的发展方向变革,进而改变了欧洲的文化知识版图,对欧洲近现代史产生很大影响。

正如哈罗德·伊尼斯(Harold Adams Innis)强调说“传播技术的变化无一例外地产生了三种结果:它们改变了人的兴趣结构(人们所考虑的事情)、符号类型(人用以思维的工具),以及社区的本质(思想起源的地方)”[6]。而清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以及国家新媒体传播研究中心主任熊澄宇教授在《媒介史纲》一书中指出媒体作为传播媒介的同时,又作为社会生产力的一部分,改变了人类生活,推动了社会发展,原因在于媒介通过改变人的感知方式来成为社会变革的推动力量[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