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理论教育杭州运河文化与漕运史研究:欧洲人目中的杭州运河

杭州运河文化与漕运史研究:欧洲人目中的杭州运河

【摘要】:十八世纪以来,法国著名汉学家杜赫德于1735年所编著的《中华大帝国志》[64]被认为是此前编成的耶稣会士报道与研究中国之集大成者。其中5张可以确认是1883—1886年格罗夫斯在杭州拍摄的。他还在《在华五十年》一书中,拍摄了当时杭城的河道水门照片。十九世纪以后,欧美关于杭州运河的内容越来越多。

十八世纪以来,法国著名汉学家杜赫德(Jean Baptiste du Halde,1674—1743)于1735年所编著的《中华大帝国志》(The General History of China)[64]被认为是此前编成的耶稣会士报道与研究中国之集大成者。[65]杜赫德本人并未到过中国,他对中国的“间接”报道,主要是基于他同时期的其他入华耶稣会士的有关中国的著作或报告。其中,他认为杭州府(Hang tcheou fou)是“中华帝国最富有、最宏大的城市之一”,这里“运河河渠便利,盛产世界上最好的丝绸”,[66]“城外的河渠中有大量船只,船工全家住在船上”,他还记录到“宽阔的钱塘江(Tcien tang kiang)就在城墙外流过”,而且杭州是当之无愧的“丝绸之乡”。[67]

1792年,英国人马嘎尔尼率领使团访华,1793年在热河行宫得以谒见乾隆皇帝。其间,马嘎尔尼使团在北京、天津、东南沿海做了大量的实地调查。在马嘎尔尼本人的日志及其他随行人员(约翰·巴罗、威廉·亚历山大等)的报道中,[68]多有关于我国运河及其运河沿线城市的情况。

《英使谒见乾隆纪实》记载了运河上的水闸:“运河的水倾入运河之后,为了防止水流太急,又在运河上认为需要的地方安了几道水闸,有的相距不到一哩,这在其他地方是没有的。同欧洲的水闸不一样,运河水闸没有高低水门。它的水门构造非常简单,容易控制,修理起来也不需要很多费用。它只是几块大木板,上下相接安在桥砧或石堤的两边沟槽里,当中留出开口来足够大船航行。”[69]

《英使谒见乾隆纪实》还记载:“10月18日船到达山东省境。北直隶省的招待人员在这里换上了山东省的。当天下午路过了两个城,在每个城前都停泊了许多船。今天是中国月份的十五,沿路居民昼夜不停地举行宗教仪式,爆竹声,锣鼓声,烧香拜神等等,从午夜起一直搞到第二天天亮。”[70]

又如,《英使谒见乾隆纪实》中记载了运河上的民间信仰与祭祀情况:“使节团船只穿过黄河的地方水流很急,为了保证行船的安全,来往船只都在这里祭供河神。使节船长在一群水手包围之中手里拿一个公鸡,走到前甲板把鸡头割下抛到水里,然后用鸡血滴在船的甲板、桅杆、锚和房舱门口并在上面插上几根鸡毛。船头甲板上摆上几碗肉类菜肴,摆成单行,前面又摆上酒、茶、油、盐各一杯。船长跪下来磕了三个头,两手高举,口中念念有词,似乎在祷告神灵。水手们同时大声敲锣、放鞭炮、烧纸、烧香。船长在船头奠酒依次把酒、茶、油、盐等一一抛到河里。仪礼完毕之后,水手们围坐在甲板上,把祭神的肉食大家痛快吃一顿。等到船只平安渡过对岸,船长还要出来在原处磕三个头答谢河神。”[71]

随行人员威廉·亚历山大(William Alexander,1767—1816)[72]在《中国服饰》(The Costume of China,1805)中,也反映了使团沿着运河的所见所闻,其中有反映杭州城外运河及京杭大运河船只的绘画形象。

威廉·亚历山大所绘杭州运河上的堤坝[73]

威廉·亚历山大所绘扬州运河上的船只[74](www.chuimin.cn)

此次与访华行程有关的书籍纷纷以亚历山大的作品作为插图,以铜版雕刻印制。如副使斯当东所著《英使谒见乾隆纪实》及巴罗的《中国旅行记》等图书,均有引用。十九世纪英国著名版画家托马斯·阿罗姆(Thomas Allom,1804—1872)也曾依据访问中国的英国马嘎尔尼使团随团画师威廉·亚历山大的素描稿为原型,于1843年创作了反映中国运河沿线城市风貌的铜版画作品。

南京郊外

慕雅德(Arthur Evans Moule,1836—1918),1865年作为英国圣公会华东教区副主教和秘书从宁波来到杭州,在其留下的《英国圣公会浙江传教使团的故事》(1878)、《新旧中国:来华三十年的个人回忆和观察》(1891)和《在华五十年:回忆与观察》(1911)三部作品中,对杭州运河多有记载。其中在《新旧中国》一书中的31张照片中有15张是由他的英国圣公会同事格罗夫斯(Williams Leach Groves)拍摄。其中5张可以确认是1883—1886年格罗夫斯在杭州拍摄的。[75]慕雅德记载了杭州的运河渡船系统、运河沿线大型城市概况以及钱塘江等信息。尤其是他对运河上的杭州城之重要性的认识,超过了同时代许多人,他说道:“杭州有大运河作为终点站,此运河通过长江,越过黄河,只有650英里就到达天津。”[76]他在《在华五十年》一书中,讲述了自己在杭州东河翻坝进入杭州的场景:“我们的船来到坝边,船夫将两根缆绳绑在船前的柱子上。10多个工人转动绞盘,缆绳越来越紧,船后有数人猛推。船移动时,人们喊着号子,加快转动绞盘,齐心协力把船弄到坝顶。在坝顶,工人使劲一推,我们的船就猛地一下滑入了东河。我知道,我开始真正进入杭州市。”他还在《在华五十年》一书中,拍摄了当时杭城的河道水门照片。十九世纪以后,欧美关于杭州运河的内容越来越多。1854年到浙江宁波、山东烟台等地传教的美国基督教北长老会传教士倪维思(1829—1893)《中国和中国人》(1868),美国基督教长老会传教士丁韪良(W.A.P Martin,1827—1916)所撰《花甲记忆》(1896)和《中国之觉醒》(1907),美国传教士莱昂(David Nelson Lyon)《1870年杭州日记》(Hangchow Journal of 1870),[77]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李希霍芬中国旅行记》,[78]美国地理学家威廉·埃德加·盖洛(William Edgar Geil,1865—1925)所撰《中国十八省府》,美国摄影家西德尼·戴维·甘博(Sidney David Gamble,1890—1968)二十世纪初留下的大量杭州摄影作品,英国伊莎贝拉·伯德(Isabella Bird,1831—1904)《1898:一个英国女人眼中的中国》,[79]美国著名商人罗伯特·大来(Robert Dollar,1844—1932)有关1910—1911年间三次访问杭州的回忆录[80]等著述中,多有记录杭州运河沿线的风情与文化

慕雅德《在华五十年》中的杭州运河水门[81]

清末杭州城内运河及雷峰塔·见慕雅德《在华五十年》

杭州城内运河与桥,见慕雅德《在华五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