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理论教育揭示大航海时代后欧洲人所知的杭州运河

揭示大航海时代后欧洲人所知的杭州运河

【摘要】:大航海时代以后,早期入华耶稣会传教士是认识中国的主要群体。利玛窦所绘制的《万国图志》中,记录了有关于京杭大运河的走势与流向。本文在后文“欧洲地图上的大运河”将详细讲述此事。但是,利玛窦传播并反映大运河知识的《万国图志》之所以在国内外造成重大影响,与李之藻的贡献分不开。[52]卫匡国是长时间在杭州生活的欧洲传教士,他对杭州西湖乃至运河的记录很多。

大航海时代以后,早期入华耶稣会传教士是认识中国(包括杭州及大运河)的主要群体。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对此有卓越贡献。利玛窦对杭州乃至杭州运河有更多关注与了解,与他在华结交的好友李之藻不无关系,李之藻来自杭州。利玛窦所绘制的《万国图志》中,记录了有关于京杭大运河的走势与流向。本文在后文“欧洲地图上的大运河”将详细讲述此事。但是,利玛窦传播并反映大运河知识的《万国图志》之所以在国内外造成重大影响,与李之藻的贡献分不开。万历三十年(1602),太仆寺少卿李之藻出资刊行了利玛窦地图,称之为《坤舆万国全图》。

菲利普·奥诺里奥(Philippus Honorius)[45]所编《实用政治集锦》(Praxis Prudentiae Politicae)一书中,[46]收有乌戈·康图大约在1583年前后所撰的《伟大的行在城和中国君王的关系》(Relatione de la gramcitta del Quinsay,et del re della China)著述。其中提及了有关行在城(书中提及行在被拼写为Mangi,Manti或者Marchi等形式)所在位置、皇宫、居民习俗以及城内运河水系及商贸等活动情况。[47]该部分有关杭州的意大利文内容已经有研究者通过中文译出。[48]

乌戈·康图多有提到杭州城内运河与航船情况,“(杭州)城市道路非常宽阔,因为在道路中间设有水路,大船能够安然通过”。[49]他也提及杭州城市一个发达的商业城市,“万物应有尽有……,无数人通过陆路和海路,从四面八方朝这里聚集并居住此地,他们有来自印度群岛和中国东部诸岛的,有来自鞑靼和波斯的,也有来自阿拉伯半岛和中国的,还有来自蛮子本地的……”[50]乌戈·康图有关杭州的记录更多是来自前人记述,如他提及“(杭州)城中有一万二千座桥……,房屋由石头和砖块建成”[51]这样的表述,与《马可波罗行纪》中的记录相似。

《实用政治集锦》(1611)封面

十七世纪,天主教耶稣会意大利籍传教士卫匡国(Martino Martini,1614—1661)于1643年来到中国,1650年启程返欧,在此期间他用拉丁文出版了《中国新地图集》(阿姆斯特丹,1655)。他在中国的多数时间留在了杭州。《中国新地图集》向欧洲介绍了最新的中国地理知识,被认为是“自1615年利玛窦的著作《基督教远征中国史》问世之后,及十七世纪晚期有关中国的较多作品出版以前,欧洲读者所可能见到的关于中国最新最全面的报导和评论”。[52]

卫匡国是长时间在杭州生活的欧洲传教士,他对杭州西湖乃至运河的记录很多。他甚至提及“西湖起源于流入城中的多条运河”。[53]不仅是河流,卫匡国还记载了很多关于杭州桥梁、街道、西湖游船的事迹:

尽管没有水路进出,人们还是在西湖上建造了不少船只。这些船只颜色鲜艳,往往还涂有金粉,煞是金碧辉煌,即使把它们称为“金殿”也不过分。船上是欢宴、表演和娱乐的理想场所,对于那些美食家、酒徒和寻欢作乐的人们来说,那里要什么有什么,再没有什么比在西湖游船上享乐更为美妙的事了!而且这些船上的设施齐备,在平静的西湖上穿行丝毫不必担心安全问题,没有暴风雨,只是有时有客人酗酒和放纵过度,难免产生一些摩擦,但也无伤大雅。可以肯定的是,中国人把西湖和杭州这座城市比喻为“人间天堂”,真是一点都不过分。[54](www.chuimin.cn)

卫匡国《中国新地图集》中的“浙江图”

卫匡国对西湖船宴的详细记录受了马可·波罗、曾德昭等人的影响。马可·波罗更多是对西湖上的游船感兴趣:“除了这些,湖中还有许多大大小小的木船,可以用来游湖”,“能到湖上游览确实能给人以最大的快乐,从船上远望,可以饱览这座城市的全部壮丽景色”。曾德昭的描写比马可·波罗进一步,提及这类小船“色彩和镀金形式多样,可供休歇宴乐之用,船舱或头舱设有厨房[55]。卫匡国笔下的“金殿”辉煌、“人间天堂”,是对杭州和西湖船宴的极高评价,对杭州充满感情。卫匡国长期在杭传教,这些记述既来自他的亲身见闻,也参考了前人的记述。

十七世纪中后期,随着荷兰在远东贸易以及出版业方面的快速发展,荷兰人有关中国的报道开始广泛影响欧洲社会。1655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派出的贸易使团从巴达维亚出发,前往北京拜见中国皇帝。随行管事和画家约翰·纽霍夫(John Nieuhof,1618—1672)通过笔记和素描记录了他从澳门、广东、江西、安徽、江苏、山东、河北到达北京等数十个城市的印象。1665年,阿姆斯特丹梅尔斯出版社出版了荷文版纽霍夫著《荷兰东印度公司使华记》。[56]由于当时荷兰已经是欧洲出版业中心,纽霍夫的著作一经出版就因其真实性和可读性风靡一时。法文版、英文版、德文版随后刊出。纽霍夫的著作也被认为是整个启蒙时代有关中国奇特形象的起源之一。[57]其中150余幅插图中,多有关于京杭大运河的描绘。《荷使初访中国记》记载:“五月二十一日,我们来到扬州。该城位于运河左岸,距仪征六十里,呈四方形,建有高墙堡垒方圆步行约三个小时,运河右岸有一片漂亮的郊区,商业也十分繁荣。”[58]《荷使初访中国记》记载淮安清江浦镇:“这个镇分布在河两岸,房舍美观,宝塔壮丽,位于运河和黄河的连接之处,方圆有一华里。该城商业发达,居民富裕,还有很多船坞,制造各种船只出售。”[59]

珠江里的广州船只[60]

虽然纽霍夫没有在书中直接反映杭州运河及其漕运情况,但是我们通过比较纽霍夫留下的百余幅铜版插图可知,基本上反映的都是运河沿线城市及大量运河船只的信息。

十七世纪来自海外有关所记录的杭州信息还有很多,这些海外人士也未必全是欧洲人。如1675年以俄国使节身份入华的斯帕塔鲁·米列斯库(Nicolae Spataru Milescu,1636—1708)就对杭州运河河道、城市桥梁、钱塘江多有记载。在其所著《中国漫记》中,他写到杭城有许多河道和桥,运河上布满了船只,“江河湖泊形成水网,用以连接城市,行船通商。……中国无一城市不是居河而立,或是天然江河或是人工运河”[61]。他还说“在这个城市(杭州),包括它的郊区,有无数高石桥。……整个城市的桥梁超过1万座,城市位于西湖东岸。……这个城市的另一边为钱塘江环抱。城市位于河川密布地区,还挖掘了许多运河,河上可通行大船”[62]。张环宙《外国人眼中的大运河》一书也有研究,此处从略。[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