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可·波罗时代欧洲人眼中的杭州与运河

2023-10-31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马可·波罗的记录说明杭州大市场是沿街而设，为城中居民或客商服务。《马可波罗行纪》在欧洲影响深远。他也是马可·波罗时代亲身前往中国并记录杭州及其运河沿线情况的代表性欧洲传教士。他撰写的《鄂多立克东游录》中不仅记录了一些有关中国各地的新信息，还在亲历过程中，不断地验证马可·波罗描述的杭州印象。马可·波罗提及了杭州地区捕鱼的情景，但是并不详细。

十三世纪最为著名、影响最大的游记文学是《马可波罗行纪》（livre des merverlles，又被称为《马可波罗游记》《东方见闻录》等）。^[17]作为意大利人商人和旅行家身份的马可·波罗（Marco Polo，1254—1324），留居中国17年。他为欧洲世界带去了有关中国贸易、物产、地理、文化和政治等各个方面的信息。西方研究者认为：“《马可波罗行纪》不是一部单纯的游记，而是启蒙式作品。对于闭塞的欧洲人来说，无异于振聋发聩，为欧洲人展示了全新的知识领域和视野。这本书的意义，在于它导致了欧洲人文科学的广泛复兴。”^[18]马可·波罗对中国之动植物、南北地区生活差异、上层社会宴饮做了诸多记录。其中有关动植物的记录与研究，可参见莱昂纳多·奥尔西克（Leonardo Olschki，1885—1961）的文章。^[19]马可·波罗在中国的旅行路线有两条：一条是西南线，自大都经河北、山西、陕西、四川、云南到缅甸等地；另一条是沿着京杭大运河到杭州，然后向东南到福建泉州等地。^[20]

十五世纪欧洲人根据马可·波罗的记载而想象的东方旅行的艰辛^[21]

马可·波罗赞叹杭州是“世界上最美丽华贵之天城”，对蛮子国都行在（今杭州）的城市建设与商业贸易报道尤为详细。马可·波罗说：“据共同之说，这座城方圆约有一百哩。道路河渠颇宽展，此外有衢，列市其中，赴市之人甚众。”^[22]他对杭州城内运河水系及城市商业繁荣进行了概括。他还说杭州“位于一个清澈的淡水湖与一条大河之间。河水经由大小运河引导，流入全城各处，并将所有垃圾带入湖中，最终流入大海。而河渠与街道相通，车船运送居民必需之粮食非常方便”，马可·波罗说的清水湖可能是西湖，而这条大河则应该是钱塘江。差不多同时代的阿拉伯贵族阿布而菲达（1273—1331年）就在其著作中说“据来自中国的人说，中国有一大城市，叫做Khanfu，现在则被称作Khansa。此城之北，有一清澈的湖泊名叫Sikhu，要用半天时间才能绕行此湖一周”。^[23]Sikhu显然就是西湖的对音。

此外，“该城中各种大小桥梁的数目达12000座”。^[24]商人家庭出身的马可·波罗，尤其关注所到之地的商贸情况。他说行在“城内除了各街道上密密麻麻的店铺之外，还有大市十所，沿街小市场无数”。据马可·波罗观察，这些市场每边都长达半哩，市场之间彼此相距四哩。“市场后面与行人通行的大道并行，并有一宽渠，邻市渠岸有石建大厦，乃印度等国商人挈其行李商货顿止之所，利其近市也。”马可·波罗的记录说明杭州大市场是沿街而设，为城中居民或客商服务。作为初到杭州的外国商人，他们肯定是往杭州城内最为繁华的商业区域参观考察，故马可·波罗笔下所记的“大市后的宽渠”应该就是当时城内运河主河道如中河、菜市河、市河、清湖河。其中，最有可能的是中河沿线的市场。因中河沿线的确有很多防火防盗的储存仓库，称之为塌坊——也就是马可·波罗笔下的“石建大厦”。当然，这也只是笔者的猜测，还需要更多的研究来论证是否如我所说的这般。

十五世纪欧洲画家笔下的杭州城，根据《马可波罗行纪》创作

马可·波罗认为在杭州市场可以买到任何东西。肉类供应充足，“城内有许多屠宰场，它们的肉供应给富人和大官。至于穷人，则不加选择地吃各种不洁的肉，毫不厌恶”。“城市距海二五哩，每天都有大批鱼类运到城中。由于城市的污秽排到湖中，所以湖中亦有很多长得肥美的鱼。几个小时之内，鱼就可以销售一空。因为居民的人数实在太多，而他们每餐都要吃鱼肉。”^[25]他的详细见闻记录是：

每星期有三日为市集之日，有四五万人携消费之百货来此贸易。由此种种食物甚丰，野味如獐鹿、花鹿、野兔、家兔，禽类如鹧鸪、野鸡、家鸡之属甚众，鸭、鹅之多，尤不可胜计。平时养之于湖上，其价甚贱，物搦齐亚城银钱一枚，可购鹅一对、鸭两对。复有屠场，屠宰大畜，如小牛、大牛、山羊之属，其肉乃供富人大官之食，至若下民，则食种种不洁之肉。毫无厌恶。

此种市场常有种种菜蔬果实，就中有大梨，每颗重至十磅，^[26]肉白如面，芬香可口。按季有黄桃、白桃，味皆甚佳。然此地不种葡萄，亦无葡萄酒，由他国输入干葡萄及葡萄酒，但土人习饮米酒不喜饮葡萄酒。^[27]

马可·波罗还记录了杭城火爆的鱼市，仅售各种香味米酒的酒铺以及杭州的西湖船宴。^[28]马可·波罗还说：“由于杭州出产大量的丝绸，加上商人从外省运来的绸缎，所以，当地居民大多数的人，总是浑身绫罗，遍体锦绣。”“她们的绸缎服装和浑身珠宝的昂贵，是令人无法想象的。”丝绸业是元代杭州运河漕运的大宗。虽然马可·波罗是元灭南宋之后才到杭州的，但是杭州并未因为这次改朝换代的战争受到致命的摧毁，正所谓“九衢之市肆，不移一代之繁华如故”。

《马可波罗行纪》在欧洲影响深远。到二十一世纪初，已发现《马可波罗行纪》抄本150种左右，各种文字刊本已在120种以上。^[29]马可·波罗对蛮子国都行在繁华的商贸记录，激发了更多欧洲人前往东方探险。马可·波罗之后的诸多西方文献，在传抄和吸收《马可波罗行纪》等资料后，他们的转述同样在西方本土引起了巨大反响。

大约在1318年从意大利威尼斯前往中国的鄂多立克（Odoric of Pordenone，1286—1331），先抵达中国广州后，然后沿海北上，经刺桐（Zayton，泉州）、福州（Fuzo）至杭州，然后从杭州经运河达到元大都（Taydo，北京）。他也是马可·波罗时代亲身前往中国并记录杭州及其运河沿线情况的代表性欧洲传教士。他撰写的《鄂多立克东游录》中不仅记录了一些有关中国各地的新信息，还在亲历过程中，不断地验证马可·波罗描述的杭州印象。与马可·波罗陆上通道前往北方元大都，经过大运河南下杭州，而后又从南方刺桐（泉州）海港返回威尼斯不同，鄂多立克正好与马可·波罗的路线相反。他选择了从海路而来，经由大运河北上元大都。他们两个都是蒙元时代“一带一路”的亲历者与见证者。

十四世纪鄂多立克从威尼斯前往中国^[30](www.chuimin.cn)

鄂多立克对杭州的记录较马可·波罗来说，新增了很多新奇有趣的内容。马可·波罗提及了杭州地区捕鱼的情景，但是并不详细。鄂多立克对此进行了详细补充，他是第一位“向欧洲人介绍用鸬鹚在钱塘江中捕鱼方法”^[31]的外国人。他详述了中国人用鸬鹚捕鱼及徒手捕鱼的见闻：

（旅舍店主）想让我高兴，说：如你要看美妙的捕鱼，随我来。于是他领我上桥，我看见他在那里有几艘船，船的栖木上系着些水鸟。这些水禽，他现在用绳子圈住喉咙，让它们不能吞食捕到的鱼。接着他把三只大篮子放到一艘船里，两头各一只，中间一只，再把水禽放出去。它们马上潜人水中，捕捉大量的鱼，一旦捉住鱼时，就自行把鱼投入篮内，因此不多会儿功夫，三只篮子都满了。我的主人这时松开它们脖子上的绳，让它们再入水捕鱼供自己吞食。水禽吃饱后，返回栖所，如前一样给系起来。我把其中几条鱼当做我的一顿饱餐。 ^[32]

不过，笔者需要指出的是，原文中鄂多立克所说的鸬鹚捕鱼所在的大河是在一个叫作“白沙（Belsa）的城中，它有一座横跨该河的桥。桥头是我寄宿的旅舍”，^[33]目前我们尚不能准确识别鄂多立克所谓的“Belsa”是浙江的哪个城市，但这个城市肯定不是当时的杭州城，我们目前尚无法推论出这条河就是钱塘江。所以前述有关研究者说鄂多立克是首位向欧洲介绍钱塘江鸬鹚捕鱼方法的人的看法，是不确切的。鄂多立克对于河中捕鱼之事特别感兴趣，他说：“离开该地，旅行若干天后，我目睹了另一种捕鱼法。捕鱼人这次是在一艘船里，船里备有一桶热水；渔人脱得赤条条的，每人肩上挂个袋子。随后，他们潜入水中（约半个时刻），用手捕鱼，装入背上的口袋。他们出水时，把口袋扔进船舱，自己却跳进热水桶，同时候，另一些人接他们的班，如前一样干；就这样捕捉了大量的鱼。”^[34]

威廉·亚历山大《中国衣冠风俗图解》（1814）中的“鸬鹚捕鱼图”^[35]

十九世纪初，去过中国实地考察的马嘎尔尼使团画师威廉·亚历山大以及欧洲的德国本土学者Wilhelm Gottlieb Tobias（1758—1811）都对中国运河沿线的鸬鹚捕鱼场景十分留意，并进行了绘制。他们对这一知识感到好奇，这与既往马可·波罗时代入华欧洲人对华知识进行传播有关。

德国自然史学者Wilhelm Gottlieb Tobias手绘的中国捕鱼图^[36]

鄂多立克惊叹杭州之大，他认为杭州跟威尼斯一样有运河。他也跟马可·波罗一样说杭州有“一万两千多座桥”“城旁流过一条河”。这条河当然就是钱塘江。鄂多立克曾向当地的外国人打探消息，认为杭州“城市周围有一百英里”。与马可·波罗不同的是，鄂多立克是从海路登陆“南方蛮子国”的。这里是沿海地区，盛产鱼米等食料，商业贸易也比较发达，食物生产和交换也十分频繁。鄂多立克来到中国南方后，说这里“盛产面包、酒、米、肉，各种鱼，各种人类食用的粮食”，“（杭州城）那里始终有大量的面食和猪肉，米和酒，酒又称为米酿（Bigni），^[37]享有盛名。那儿确实有其他种种食物”。^[38]他认为此时的中国南方工商业比较发达，“百姓都是商人和工匠，不管怎么穷，只要还能靠双手为生，就没有人行乞”。^[39]

马可·波罗在南方更多是走马观花式地记录繁华的贸易市场和多样的商业物料，说明他作为生意人而比较关心物资与商品情况。比如马可·波罗只是对苏州有大量大黄、姜等香辛料贸易感兴趣，但是鄂多立克却发现了扬州城内餐饮市场的专业化：“倘若有人想要以丰盛筵席款待他的友人，他就去找一家专为此目的而开设的旅舍，对它的老板说：‘给我的若干友人准备一桌筵席，我打算为它花多少钱。’然后老板一如他吩咐的那样做，客人们受到的招待比在主人自己家里还要好。”^[40]南宋时期的扬州城因为北方社会精英及大量劳动力的迁入，使得当时的杭州、扬州商品经济发达，社会餐饮的分工细化。大众餐饮管理和消费的专门化是当时江南商品经济高水平发展的重要指标。鄂多立克更像是在为马可·波罗的记载“查漏补缺”。虽然鄂多立克也明确说杭州是“最好的通商地”，^[41]但作为罗马天主教圣方济各会的杰出修士，鄂多立克显然并没有像马可·波罗那样对商业感兴趣，鄂多立克更多地关注中国之行沿途的宗教信仰问题。在杭州期间，他更多笔墨也还是关注当地的传教情况。

马黎诺里（Giovanni de' Marignolli，1290—？）是意大利圣方济各会士，元末出访元大都的欧洲传教士，后经杭州，从泉州通过海运返回欧洲。《马黎诺里游记》对杭州做了这样的记载：蛮子（Manzi）之地，其富足超平常人的想象……这里有城市三万，至于小镇则无可计数。其中最为著名的当推“行在”（Campsay）。此城最美、最大、最富。在现今世界上的所有城市中，也可能是有史以来世界上所有城市中，它是最为神奇、最为富贵、最为壮观的城市。特别是它的寺庙，有的居然生活着一两千僧人，当人们讲起城中上万座石桥时（桥上有种种雕刻及许多手持武器的王子雕像），那些没有到过此城的人，都认为简直难以相信，还以为讲述者是在说谎。而当时的阿拉伯人，同样把杭州视为世界上最美丽、繁荣、神奇的城市。^[42]

正是在《马可波罗行纪》《鄂多立克东游录》等有关东方著作的影响下，某些不能亲自前往中国验证有关中国的传闻是否真实的人，则根据已有的西文文字材料，以文学的笔触拼接出一个想象中的中国。《曼德维尔游记》就是这样一部虚构的但又在当时产生重大影响的文学作品，欧洲人在许多个世纪里都相信其真实性。^[43]曼德维尔书中所记旅行时间为1322—1357年，《曼德维尔游记》有关中国的材料来源有马可·波罗、鄂多立克、海屯等人，最为重要的是《鄂多立克东游录》。由于《曼德维尔游记》出现在十四世纪中后叶，在欧洲发行量极大，现存约三百个版本，超过了马可·波罗的行纪版本数量，也因此将有关亚洲和中国的详细信息传到了欧洲，但是《曼德维尔游记》中有关杭州的内容并未超越马可·波罗或鄂多立克，^[44]亦即没有关于杭州的新知识被收录到该游记中。

马可·波罗时代欧洲人眼中的杭州与运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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