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朝时期,秦以来的江南运河又进一步发展。而钱塘江南岸的浙东运河则是六朝时期江南运河向东延展和完善的代表性工程。所以,该时期钱塘江和浙东运河间频繁漕运的事实,不言而喻。浙东运河西段漕运功能的显现,自然也要求杭州里运河系统不断完善。杜元懿所谓“商旅往来,倍多常岁崐。西陵牛埭税,官格日三千五百;如臣所见,日可增倍”的税收财报分析,确证了杭州运河漕运贸易交易的繁荣。......
2023-10-31
唐宋时期日本高僧圆仁的《入唐求法巡礼记》和日本僧人成寻的《参天台五台山记》两书中,多有关于唐宋运河的相关记载。民国时期,《水利月刊》曾经选译日本学者池田静夫研究杭州和苏州运河的成果,其中多次引用圆仁与成寻的记述与观点。[6]近年来,已经有研究者翻译了其关于杭州运河的研究。[7]而在入华的日本记录者中,北宋时期入华的成寻记录的有关杭州运河及其沿线风土人情的内容最为集中。
日本僧人成寻(1011—1081),俗姓藤原氏。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三月,成寻、赖缘、快宗、圣秀、惟观、心贤、善久和沙弥长明等八人,私自搭乘商船到达中国,在旅行中他记载了他到达明州、杭州、台州,以及随着运河北上开封的中国见闻。他的日记《参天台山五台山记》中留下了有关杭州运河的诸多信息:
四月廿二日(辛未)……戌时,吴船头、林廿郎、李二郎,相共出见市,以百千七宝庄严,一处或二三百灯,以琉璃壶悬并,内燃火玉,大径五六寸,小三四寸,每屋悬之,色青赤白等也。或悬玉帘庄严,女人哢琴吹笙,伎乐众多,不可思议。或作种种形象,以水令舞、令打鼓、令出水,二人如师回转,二人从口吐水,高四五尺,二人从肘出水,高五尺,二人驰马,总百余人。造立高台,人形长五寸许,种种巧术,不可宣尽。每见物人与茶汤,令出钱一文。市东西卅余町,南北卅余町.每一町有大路,小路百千,卖买不可言尽。见物人满路头并舍内,以银茶器每人饮茶,出钱一文……[8]
这段亲身见闻的史料反映了南宋临安都市商业的发达。[9]而其反映的杭州夜市,与中文史料对比来看,则充分印证了杭州运河沿线商业贸易的繁荣。清雍正时所修《西湖志》卷三载:北关夜市“盖水陆辐辏之所,商贾云集。每至夕阳在山,则樯帆卸泊,百货登市,故市不于日中而常至夜分,且在城闉之外,无金吾之禁,篝火烛照如同白日,凡自西湖归者,多集于此,熙熙攘攘,人影杂沓,不减元宵灯市”[10]。成寻对宋时临安的城南江口码头及相关建筑设施的记载,让我们可以从亲历者的视角来回顾当时的杭州运河文化。他对江口码头描述道:“(四月)十三日壬戌,小雨下。巳时雨止,潮满满来,音如雷声。人人集出见之。造岸潮向来,奇怖事也。即出船了。未时著杭州凑口,津屋皆瓦葺,楼门相交。海面四方叠石,高一丈许,长十余町许,及江口河左右同前。大桥亘河,如日本宇治桥。买卖大小船,不知其数。回船入河十町许,桥下留船。河左右家皆瓦葺无隙,并造庄严。大船不可数尽。”[11](www.chuimin.cn)
首先映入这位高僧眼中的就是津屋。关于津屋,将在后文中加以探讨。接着,他注意到的是石堤。这条石堤紧压着江岸而筑,因此堤上的津屋紧贴着江面,几乎就要碰到江水了,似乎从船上直接就可以上陆,将货物送往仓库中。石堤往外突出得相当高,在海潮中突起,因此从江口往上溯流,可以看到运河两侧的事物。码头从江口一直延续到运河中的浑水闸处。而所谓的凑口,则是从石堤在江中突起的部位一直到江口这一段。与日本宇治桥相比的是跨蒲桥,也在江口的码头上。从这座桥进入运河,一直往前到浑水闸处就是运河码头。南宋吴自牧在《梦粱录》卷十二《江海船舰》条中还把这里的江口码头与下游的龙山码头合起来进行过描述:“江岸之船甚夥,初非一色,海舶、大舰、纲艇、大小船只,公私新江渔浦等渡船,买卖客船,皆泊于江岸。盖杭城众大之区,客贩最多,兼仕宦往来,皆聚于此耳。”换言之,浙江上游的山货与浙东及由海道而来的海货,都在这里的江口码头处汇集。成寻等人从明州(今宁波)经绍兴,于四月十二日抵达萧山,并停泊一宿。他记载道:“(四月)十四日(癸亥)。午时潮满,人人多来,开河中门户入船,上河数里,又开水门八船。大桥两处,皆以石为柱子……”[12]同书中在其他地方还载有:“(五月)四日(癸未)。卯时出船,过通济桥次门,见公移,免下了。过十五里,至第二水门清水闸,依潮少,闭门,门下止船了。”[13]这与前一条的记载正好相反,记的是在江干一带下城内运河,在第二水门的清水闸处停泊下来。接着又说道:“(五月)五日(甲申),天晴。卯时陈咏参府,申可开水门由。使者来,开水门,出船。他船三四十只,大以为悦。巳时,江下止船,依潮未满也。申时,潮满,出船,得顺风,上帆。过钱塘江,三江中其一也。酉时,着越州西兴,泊宿。”[14]这里记载的是从清水闸经浑水闸出江干之事。上述成寻关于杭州运河的日记实录再现了杭州运河河道对船只的运营管理。此外,日本京都天龙寺妙智院高僧策彦周良(1501—1579)于明嘉靖十八年(1539)与嘉靖二十六年(1547)先后两次作为日本遣明使副使与正使奉派入明。他在中国逗留五年余,多次沿着运河北上与南下。策彦周良把两次来华的经历,写成记事性的诗文集《初渡集》和《再渡集》,成为中日关系史上的重要文献。他的记录中记载了运河广陵驿、邵伯驿、盂城驿、安平驿等情况,有助于今天了解当年运河扬州段的沿岸情况。但他对运河杭州段的记录远不如成寻。
成寻从清水闸经浑水闸前往西兴的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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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朝时期,秦以来的江南运河又进一步发展。而钱塘江南岸的浙东运河则是六朝时期江南运河向东延展和完善的代表性工程。所以,该时期钱塘江和浙东运河间频繁漕运的事实,不言而喻。浙东运河西段漕运功能的显现,自然也要求杭州里运河系统不断完善。杜元懿所谓“商旅往来,倍多常岁崐。西陵牛埭税,官格日三千五百;如臣所见,日可增倍”的税收财报分析,确证了杭州运河漕运贸易交易的繁荣。......
2023-10-31
十八世纪以来,法国著名汉学家杜赫德于1735年所编著的《中华大帝国志》[64]被认为是此前编成的耶稣会士报道与研究中国之集大成者。其中5张可以确认是1883—1886年格罗夫斯在杭州拍摄的。他还在《在华五十年》一书中,拍摄了当时杭城的河道水门照片。十九世纪以后,欧美关于杭州运河的内容越来越多。......
2023-10-31
[4]此外,中国古代研究者也认识到漕运物资也不仅仅是粮食。他们皆是从狭义的概念诠释中国古代漕运的内涵,即认为漕运就是谷物粮食的水运。[7]这种狭义的理解,虽然认识到中国古代漕运的基本特征与基本功能,但是并没有把漕运看成一个不断演变的历史过程。......
2023-10-31
文化的多样性来源于人员的迁徙与交流。运理群物,考验事实,各载其名。南宋建都杭州,浙东运河得以开凿,一批新的运河如得胜新河、荆溪、官塘河、金坛运河、上塘河等相继建成,一个以杭州为中心的联系更加密切、功能发挥更为充分的新的运河体系逐渐形成。杭州成为中原文化与江南文化的融会之地,其文化呈现出多样性与包容性。大运河南北两端的大都和杭州成为当时世界上极为著名的城市。......
2023-10-31
国外专家有关中国大运河及漕运史的研究也从宏观研究向个案研究变化,表现出明显的研究专业化和具体化。针对杭州运河及漕运议题,海外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是日本池田静夫《中国水利地理史研究》中的相关内容。此外,他所提出的“南宋时期的运河文化使杭州成为孕育中国近世文化的摇篮”的观点,对我们研究杭州运河文化及漕运史,极具启示意义。目前以杭州运河文化与漕运史为专项研究对象的研究成果尚未出现。......
2023-10-31
[24]通过上述分析,作为春秋时期吴越争霸战场的钱塘江沿岸,为了军事运输而人工修筑的百尺渎就显得非常重要,尤其是对于我们追溯杭州运河发展变迁的早期历史。但是,春秋时期杭州城区内部的运河河道系统尚未形成,所以我们认为春秋末期是杭州运河系统依托江南运河系统形成而不断发展的孕育时期。如今,这两个县均属于杭州行政区域。故,秦统一时期,以杭州作为运河南端的江南运河系统已经完全形成。......
2023-10-31
Francesco Valegio《行在鸟瞰图》我们可以发现,虽然该图像描写的是杭州城,但是实际上整个绘画都是以威尼斯这样的水城作为创作参考。Francesco Valegio根据马可·波罗的记载以及自己对杭州的想象,绘制了一个具有欧洲异域风情的杭州运河城市图像。此例亦可实证杭州运河形象在欧洲图书中的传播与流变,尽管这一杭州运河的形象是虚构与借鉴的居多。......
2023-10-31
[2]而在宋初至崇宁时的“转般法”和崇宁以后的“直达法”是我国运河漕运管理制度中的代表性措施。该措施的发展变化直接关系着东南漕运规模与数量的兴衰变化。沿途设仓及分段运输是我国大运河漕运管理体制中较为显著的特征,具体到以杭州为中心的运河漕运管理制度,还值得我们具体考察。从柳浦越过钱塘江往东行进,管理者则可以进入浙东运河区域,进而控制宁绍平原及浙东运河出海口岸等要地。......
2023-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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