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世纪以来,法国著名汉学家杜赫德于1735年所编著的《中华大帝国志》[64]被认为是此前编成的耶稣会士报道与研究中国之集大成者。其中5张可以确认是1883—1886年格罗夫斯在杭州拍摄的。他还在《在华五十年》一书中,拍摄了当时杭城的河道水门照片。十九世纪以后,欧美关于杭州运河的内容越来越多。......
2023-10-31
根据徐吉军研究员的研究,南宋时期杭州运河管理的主要措施有:一是指定浙两运河南两浙路厢军负责;[40]二是以法律条令保护城内运河不受污染;[41] 三是对运河的建筑设施进行及时维修整治。[42]其中第二和第三两则管理办法较有新意。立法保护运河河道环境及对运河建筑设施的维修,体现出南宋杭州运河管理已经不仅仅局限在疏浚河道,而对环境及周边建筑设施都在进行管理保护。为何南宋统治者已经关注到这些与运河漕运并不直接相关的内容呢?这是因为南宋时期,杭州城外运河(浙西运河和浙东运河)及其支流的修建与疏浚工程已经非常完备。以城外运河支流为例,南宋时期已有贴沙河、下塘河、前沙河、下湖河、新开运河、外沙河、子塘河、余杭塘河、奉口河、宦塘河、赤岸河、菜市河、后沙河、蔡官人塘河、施何村河、方兴河、真珠河、龙山河等城外运河支流,足见运河河道数量之多。而南宋临安城内主要运河河道,也已经奠定了杭州运河河道体系的基本格局,主要有盐桥运河(大河)、市河(小河)、清湖河(西河)、茅山河。在《宋会要辑稿》《宋史·河渠志》等文献中,详细记载了临安运河的数次疏浚过程。
四是粮仓储粮机制的构建。南宋的都城临安府是全国的政治中心,同时也是最繁华的商业都市。全府户口在乾道年间(1165—1173)已达20万户有余,淳祐年间(1241—1252)增至38万余户,咸淳年间(1265—1274)又增至39万户;府城户口比率不详,但从市区伸展至城外东西南北数十里而仍然十分繁盛看来,[43]临安府城户口在全府户口中所占的比率应该甚高。除地主食用租米,官员、吏人食用俸米外,一般市民都必须籴米而食,每日出粜食米的数量,达二千石至四千石。[44]据《梦粱录》卷一六《米铺》载:“杭州人烟稠密,城内外不下数十万户,百十万口。每日街市食米,除府第、官舍、宅舍、富室及诸司有该俸人外”,“杭城常愿米船纷纷而来,早夜不绝可也”,需要大量稻米。周密《癸辛杂识续集》载:“杭城除有米之家,仰籴而食者凡十六七万人,人以二升计之,非三四千石不可以支一日之用,而南北外二厢不与焉,客旅之往来又不与焉。”[45]如果吴自牧、周密的记载还只是表明临安需米甚多,并未指出临安运河漕运供应粮食的事实,那么元人胡长孺的记载则将临安运河漕粮之往来经过记录得尤为清楚:“前此四十四年,在武林,闻故老诵说,赵忠惠公为临安尹,会城中见口日食文思院斛米三千石,民间又藉北关天宗水门米船入四千石,乃为平籴仓二十八敖盐桥北。籴湖、常、秀诸州米,置碓房,舂治精善,岁六十万石。辄取贱价与民。竟尹去十三年,米价不翔,民不食粝恶,驵侩不罹刑。”[46]
据此,我们可以知道通过杭州城北的水门即天宗水门而来的米船的客贩米斛,每日大概有三千石。如果一旦运河水浅,粮食等运输不继,整个都城便会陷入困境。故孝宗隆兴元年(1163)十二月二十五日有诏曰:“临安府近缘河道浅涩,客米兴贩未至,深虑民庶艰食。可将本府见管常平义仓米减价出粜,其粜到价钱不得妄用,候秋成日旋行补粜。”[47]由于浙西运河畅通无阻,因此人们可以很方便地到达江淮、两湖及四川等地。从当时的文献记载来看,临安与两湖、四川等地的联系主要是通过水路。在浙西运河中,都城临安一段称上塘河。在当时相近诸河道中,以此行地最长,故亦称长河,明人称中河,以对清湖闸水而言,又名夹官河。南宁时期的上塘河西自德胜桥东,抵长安坝、长安镇,又东抵海宁县城,总长度达一百余里。南通外沙河、菜市河、蔡官人河,东达赤岸河、施何村河、方兴河。两岸田土千顷以上,为临安都城重要的粮食和蔬菜供应地。临安所需漕粮多来自“苏、湖、秀”三州。正是在南宋时期临安运河漕运航道的畅通,故而米粮供入临安后,就有必要沿运河两岸修建粮仓以储存。代表性的粮仓有:省仓上界、省仓中界、省仓下界、丰储仓、丰储西仓、端平仓、淳祐仓、平粜仓、咸淳仓九大粮仓。在《咸淳临安志》《宋会要辑稿》中有关于九大仓的详细情况,尤其是省仓三界的收纳支遣管理组织情况。(www.chuimin.cn)
据姚汉源先生研究:“宋时,杭州前往越(绍兴)、明(宁波)两州,钱塘江官渡(渡口,船只停靠的地方)主要有两处,一是浙江渡(该渡口北岸在杭州城东南侯潮门外浙江亭江边,亭北就是六朝时柳浦所在地,该渡口南岸在西兴渡,西兴渡在萧山县西6公里);二为龙山渡(该渡口北岸在六和塔下江边,该渡口南岸是萧山渔浦渡,渔浦渡在萧山县西南17.5公里。”[48]宋时渡口有专官监察。浙江亭、西兴两处由中央专差武职官1员,任期1年。龙山、渔浦两处次要,是监镇官监管。[49]
《咸淳临安志》“浙江图”中浙江亭的位置
有关朝廷之厨: 杭州运河文化与漕运史研究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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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0-31
[4]此外,中国古代研究者也认识到漕运物资也不仅仅是粮食。他们皆是从狭义的概念诠释中国古代漕运的内涵,即认为漕运就是谷物粮食的水运。[7]这种狭义的理解,虽然认识到中国古代漕运的基本特征与基本功能,但是并没有把漕运看成一个不断演变的历史过程。......
2023-10-31
从中可见东苕溪漕运航道减轻了杭州段运河的漕运压力。盐铁使管理杭州运河的首要工作就是保持航道漕运畅通无阻,故需对运河制定水位标准,并安排专人管理测量。......
2023-10-31
Francesco Valegio《行在鸟瞰图》我们可以发现,虽然该图像描写的是杭州城,但是实际上整个绘画都是以威尼斯这样的水城作为创作参考。Francesco Valegio根据马可·波罗的记载以及自己对杭州的想象,绘制了一个具有欧洲异域风情的杭州运河城市图像。此例亦可实证杭州运河形象在欧洲图书中的传播与流变,尽管这一杭州运河的形象是虚构与借鉴的居多。......
2023-10-31
南宋以来,随着临安都城人口的激增以及都市商业的繁荣,都城管理者将行业相对集中的街巷设置为“行”或者称之为“团”“市”。[6]上述行业,均与杭州区域的运河商业发展关系密切,也是运河商贸物资流通与贸易交换的主要内容。杭州地区对运河船只的俗语称谓很多,对河海之上的各种自然现象,也有独特的惯语称谓。与运河水域密切相关的歌谣谚语以及故事传说,它们也是与运河密切相关的社会文化内容。日已夕兮,予心忧悲。......
2023-10-31
运河漕务对南宋王朝的统治与运行发挥了重要作用。书中研究江南运河疏浚治理的部分,涉及杭州运河与漕运内容。该研究对漕运制度具体内容如漕粮税制、征收兑运和交仓、漕运官制和船制、运河的修治和管理、运丁和屯田、漕运改制、漕运的衰败和停止等方面进行了细致的探讨。尤其对清代土地制度、田赋与江浙漕运税赋问题进行了交叉研究,说明了我国地主制经济性质是漕运制度得以长期延续的重要原因。......
2023-10-31
唐宋时期日本高僧圆仁的《入唐求法巡礼记》和日本僧人成寻的《参天台五台山记》两书中,多有关于唐宋运河的相关记载。[7]而在入华的日本记录者中,北宋时期入华的成寻记录的有关杭州运河及其沿线风土人情的内容最为集中。日本僧人成寻,俗姓藤原氏。成寻对宋时临安的城南江口码头及相关建筑设施的记载,让我们可以从亲历者的视角来回顾当时的杭州运河文化。上述成寻关于杭州运河的日记实录再现了杭州运河河道对船只的运营管理。......
2023-10-31
利玛窦是天主教在中国传教的开拓者之一。利玛窦《坤舆万国全图》是他根据当时欧洲世界通行的地图为创作原型而在中国国内创作的世界地图,影响巨大。《坤舆万国全图》上的是京杭大运河,所经之处正是利玛窦1599年北上北京的地点,如临清、东平等。在该日本彩绘本《坤舆万国全图》中,有关京杭大运河的信息基本与李之藻刊刻本一致。可见那些没有到过中国的欧洲地图学家还没有对这条伟大的人工运河引起重视。......
2023-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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