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运河漕运管理的成熟及其历史研究

2023-10-31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其目的依然是保障相应运河漕运的稳定与通畅，进而强化北宋政权的国家统治。[18]直到北宋时期，我国漕运管理机构与相应的管理制度才成熟起来。这样，东南六路漕运管理制度中，原有“代发”制度所带来的缓解运务压力、平衡各地物价、稳定各地税赋的功能逐渐丧失。

北宋时期，统治者基于打造以开封为中心的运河交通系统，对江南运河的管理十分重视。宋神宗熙宁元年（1068），宋神宗统一提举两浙开修河渠胡淮的奏请，诏设杭州之长安、秀州之杉青、常州之望亭等三堰监护使臣，并以“管干河塘”系衔，会同其所属僚佐，时常对运河巡检修浚，监督各闸按时启闭。这说明北宋统治者从国家管理角度，在杭州新设了相应的运河漕运监护官员，负责杭州运河河道的综合性管理工作。其目的依然是保障相应运河漕运的稳定与通畅，进而强化北宋政权的国家统治。北宋时期漕粮绝大部分来自东南地区，其中又以东南六路所供漕粮为最。东南六路主要指的是庆历元年（1041）到熙宁五年（1072）之间的淮南路、江南东、西路、荆湖南、北路及两浙路，此后东南诸路行政区划虽略有变化，但时人惯以江南六路作为统称。^[18]

直到北宋时期，我国漕运管理机构与相应的管理制度才成熟起来。时至北宋时期，上至中央，下至各地路府州县，在漕粮的统一调配、收缴、发送、押运、下卸、进仓和储备等各个环节才形成了一整套系统的管理结构。^[19]而这一套漕运管理制度又为南宋统治者所传承和更新。故我们有必要了解北宋时期成熟的漕运管理制度。三司是漕运在中央的主管部门，内设使、副、判官和推官，最高长官又被称为计相。在三司管理下，地方各个环节均设有管理漕务的职能部门，各级地方政府还要配合漕务部门工作。转运使是地方负责财赋转输的重要官员，三司则通过对转运使等地方官员进行考课奖惩的方式，进行约束与管理。时人甚至把转运使称为“三司子司”，从而表明了他们之间的从属性。具体到地方，主管漕运的部门主要有转运司和发运司。

北宋时期，转运司又被称为“漕司”，“掌经度一路财赋而察其登耗有无，以足上供及郡县之费”^[20]，“掌按察官吏之事，转输淮浙江湖赋人之物以供京都，收摘山煮海鼓铸之利以归公上，而总其漕运之事则隶发运司”。转运司内设使、副、判官等官职人员，人员配置与数量根据在地情况而繁简不一。

发运司则专职漕运，内设有使、副、判官、都监、勾当公事等诸职务，此制始于北宋太祖建隆二年（961），最初设在东京。发运司“掌经度山泽财货之源，漕淮、浙、江、湖六路^[21]储廪以输中都，而兼制茶盐、泉宝之政，及专举刺官吏之事”。^[22]时有三门白波发运司江淮发运司（即江南、淮南、荆湖路、两浙路发运司）两处，后者主要负责江南六路赋税转运事宜，故比前者地位更为重要。发运司是北宋政府在东南地区实行漕运转般法的主要部门。转般法从形式上讲是指东南六路将漕运物资运至淮南，再由汴河漕船转运京师，即转递运输，故名“转般”。^[23]宋太宗淳化年间（990—994）派杨允恭等赴淮南主持漕运工作，他明确规定了“江、浙所运，止于淮、泗，由淮、泗输京师，行之一岁，上供者六百万”^[24]。至仁宗宝元元年（1038），发运司已成为领导和监督东南各路漕运的最高机构。发运司总理江南六路漕粮存储与运输，并借鉴利用刘晏和籴的经验，将平籴法应用于转般法，保障了地方漕粮代输京师的稳定性，客观上也减少了谷贱伤农或谷贵伤民的现象。此外，北宋政府还把漕运转般法与东南地区实行的“官卖盐法”结合起来，即六路转运司控制淮南盐的运销。^[25]这样运送漕粮至淮南转般的各路漕船可以利用空船载盐返航，既可以合理利用漕船，又省去了专门的运盐费用，可谓一举多得。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简单地理解为：转运司负责各路财政税赋的征缴，并分限送至发运司。而发运司则需要有计划地将收缴的税赋按期漕运至京师。北宋后期，宋政府在东南地区实行漕运直达法，即东南六路物资由各转运司直接运至京师，不再在淮南对漕运进行转般、代发及调剂的工作。这样，东南六路漕运管理制度中，原有“代发”制度所带来的缓解运务压力、平衡各地物价、稳定各地税赋的功能逐渐丧失。宋徽宗大观以后，出现了“或行转般，或行直达，诏令不一”的局面。^[26]北宋后期漕运管理制度的混乱与退化，与北宋灭亡的加速，不无关系。(www.chuimin.cn)

漕粮上路后，具体的催纲、押纲工作要由各个漕运路线上的催纲司和拨发司负责。唐代宗时，主持江淮漕运的刘晏，针对漕运管理不完善，特别是对运夫监督不力的问题，采取了加强管理的措施，即：将十只漕船编为一组，称作一“纲”，派押运者一人具体负责监督；又取消了以前差派民户充押运者的办法，改用盐利招募人充“纲吏”，承担押纲任务（参见《新唐书》卷五三《食货志》）。宋代部分地沿袭了唐代纲法。宋初，以十船为一纲，派设押送者一员，但随后因存在押纲者勾结运卒侵盗船物的现象，于是，在宋真宗大中祥符九年（1016），主管东南漕运的发运使李溥乃“并三纲为一，以三人共主之，使更相伺察”（《宋史》卷二九九《李溥传》）。此后，三十船为一纲成为基本定制。根据陈锋先生的研究，北宋漕运押纲人员大致有以下四类：（1）服衙前役的民户；（2）低级武职将吏——军将、军大将及使臣、殿侍等；（3）离任官以及进纳官、铨试不中者等；（4）应募的土人民户。^[27]他们是北宋漕运运输过程中的直接监督管理者，相当于现在的监工、工头。宋代纲运，种类繁多。按人数分，有以五百人为一纲。按物种分，有米纲、粮纲、绢纲、布纲、糖纲、香药纲、钱纲、马纲、牛纲、羊纲、盐纲及粮斛马料纲。按货色品质分，则有细色纲与粗色纲；细色纲即龙脑、珍珠之类，每一纲五千两；乳香、檀香之类属粗色纲，每纲一万斤或两万斤。^[28]足见宋代运河漕运具体内容的丰富。

漕粮输至京城后，由排岸司和下卸司负责下卸和进仓。入仓后，各仓场的管理人员要负责漕粮的储备工作。漕运仓场主要有两种，即船般仓和转般仓。^[29]足见，北宋时期的漕运管理制度，从漕粮的发起与入仓，皆有专门管理。这也是北宋百余年间，平均每年可以从江南地区平稳地收到六百万石粮食的主要原因。^[30]北宋时期漕粮又主要来自东南地区，正如宋人所说：“国家都于汴，实就漕挽东南之利。京师亿万之口所食，赡军养民，皆出于二浙。此乃国之根本，且可不思其所从来？”^[31]正是由于中唐以后我国经济重心南移之势不可阻挡，北宋时期较为科学合理的转般法、平籴法以及王安石将“均输法”^[32]专用于江南六路，使得宋时江南地区经济水平得到进一步的稳定发展。北宋时期漕粮数量远远超过汉唐时期年四百万石的数量。当然，这也跟北宋定都于开封有关，较之汉唐定都长安，避开了漕运线上的三门峡之险；较之明清定都北京，又大大地缩短了与东南纳漕之区的距离，故使漕运获得了极为优越的运路条件。^[33]

北宋时期，每年需粮食数目大概八百万石，其中漕运六百万石来自江南地区。其影响，一方面是在中央集权下强化了江南地区运河漕运体系的发展，形成了我国历史上最为稳定成熟的漕运制度；另一方面，北宋政府对东南地区农民无休止的掠夺，给江南地区造成了巨大的生存压力，出现“东南财用窘耗日甚，郡县鲜有兼岁之储”的景象。江南地区稍有灾荒，也不免出现饿殍遍野。由此可见，我们对于如何正确评价宋代繁华一时的运河漕运制度，也应持全面的客观的角度去分析。

杭州运河漕运管理的成熟及其历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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