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廷之厨：杭州运河文化与漕运史研究》成果揭示

2023-10-31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从中可见东苕溪漕运航道减轻了杭州段运河的漕运压力。盐铁使管理杭州运河的首要工作就是保持航道漕运畅通无阻，故需对运河制定水位标准，并安排专人管理测量。

隋唐时期，由于江南运河初步凿通至杭州，杭州城内的人工河道系统尚不完善。从自然环境上来说，因受洪涝与旱灾的影响，西湖、钱塘江与杭州段运河总是发生争水的情况，严重影响运河漕运的稳定性。钱塘江潮患的时候，运河河道淤塞。旱灾发生的时候，杭州运河河道水力更是紧张。上塘河的主要水源就是西湖，沿湖农田常常大量引湖水灌溉，湖水不足的同时，自然就造成上塘河等杭州运河河道水浅，进而严重影响杭州运河的漕运功能。为了改善杭州运河通漕状况，特别是改善运河漕运与农业灌溉的矛盾，朝廷实施了一系列制度化管理方略。

制度化管理的前提是基础设施的相对完善。为改善杭州运河河道系统，隋代官府开凿了清湖河，使得江南运河可以方便通达柳浦西面的新州城。周武则天天授三年（692）开辟了东苕溪^[7]漕运航道，并命令钱塘、於潜、余杭、临安四县漕船沿东苕溪进入湖州，再由荻塘进入江南运河北上。从中可见东苕溪漕运航道减轻了杭州段运河的漕运压力。唐长庆四年（824）年初，杭州刺史白居易整治杭州河湖水道，重点整治的是临平湖、上湖（即钱塘湖或称西湖）。白居易的运河治理经验告诉我们，在整治工程开始以前，大量的研究调研是必须的。他调研出钱塘湖“凡放水灌溉，没减一寸，可灌溉十五余顷；每一复时，可溉五十余顷”^[8]的数据。随后，白居易领导杭州民众修筑湖堤、复浚李泌六井。^[9]白居易在解决了杭州民众生活用水及农业灌溉用水的同时，也保障了杭州段运河漕运的顺畅。唐咸通二年（861），刺史崔彦在钱唐县治南面五公里开凿了三条沙河，即后人所称之外沙河、里沙河、中沙河。当钱塘江潮水涌入杭州城内后，可以从这三条沙河排出。崔彦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杭州城因钱塘江所致海潮倒灌的问题。在上述凿河修堤等水利工程建设的硬件保障下，白居易所编《钱唐湖石记》将杭州运河漕运管理、西湖湖水管理从制度层面予以规范。徐吉军研究员甚至认为《钱唐湖石记》可以说是“杭州历史上第一部西湖和运河的管理法”。^[10]《钱唐湖石记》是有关杭州运河漕运治理的重要历史文献，不过从性质上来说，还不足以称为“管理法”。该文献记录的是白居易在杭州刺史任上所写关于西湖水利问题的文章，涉及灌溉农田、控制水位、疏通水井、防止溃堤等事项。所以说该文献尚不足以称为杭州管理者管理杭州运河的专门法规——至多可以说是杭州河道治理从经验管理到立法管理之间的“领导纪要”。鉴于该文献的重要性，此处将全文摘录《钱唐湖石记》如下：

南宋《咸淳临安志》附图（局部），清同治六年补刊本

钱唐湖一名上湖，周回三十里，北有石函，南有笕。凡放水溉田，每减一寸，可溉十五余顷；每一复时，可溉五十余顷。先须别选公勤军吏二人，一人立于田次，一人立于湖次，与本所由田户，据顷亩，定日时，量尺寸，节限而放之。若岁旱，百姓请水，须令经州陈状，刺史自便压帖所由，即日与水。若待状入司，符下县，县帖乡，乡差所由，动经旬日，虽得水，而旱田苗无所及也。大抵此州春多雨，夏秋多旱。若堤防如法，蓄泄及时，即濒湖千余顷田，无凶年矣。自钱唐至盐官界，应溉夹官河^[11]田，须放湖入河，从河入田。准盐铁使旧法，又须先量河水浅深，待溉田毕，却还本水尺寸。往往旱甚，即湖水不充。今年修筑湖堤，高加数尺，水亦随加，即不啻足矣。脱或不足，即更决临平湖，添注官河，又有余矣。俗云决放湖水，不利钱唐县官，县官多假他辞以惑刺史。或云鱼龙无所托，或云茭菱失其利。且鱼龙与生民之命孰急？茭菱与稻粮之利孰多？断可知矣。又云放湖即郭内六井无水，亦妄也。且湖底高，井管低，湖中又有泉数十眼，湖耗则泉涌，虽尽竭湖水，而泉用有余。况前后放湖，终不至竭，而云井无水，谬矣！其郭内六井，李泌相公典郡日所作，甚利于人。与湖相通，中有阴窦，往往堙塞，亦宜数察而通理之，则虽大旱而井水常足。湖中有无税田约十数顷，湖浅则田出，湖深则田没。田户多与所由计会，盗泄湖水，以利私田。其石函、南笕，并诸小笕闼，非浇田时，并须封闭筑塞，数令巡检，小有漏泄，罪责所由，即无盗泄之弊矣。又若霖雨三日以上，即往往堤决，须所由巡守，预为之防。其笕之南，旧有缺岸，若水暴涨即于缺岸泄之又不减兼于石函南笕泄之防堤溃也。余在郡三年，仍岁逢旱，湖之利害，尽究其由。恐来者要知，故书之于石。欲读者易晓，故不文其言。

长庆四年三月十日杭州刺史白居易记。^[12]

从上述文献史料中，我们可以初步总结出白居易管理杭州时期运河漕运制度化的基本特征。(www.chuimin.cn)

第一，运河漕运优先原则。白居易明确说到灌溉运河沿岸农田，以不影响运河漕运为前提，且设专人测量运河水位，曰“须先量河水浅深”。一旦河水水位不足，则放湖水补足。第二，明确杭州运河漕运由盐铁使统一管理，避免权责不清。白居易所提夹官河即运河，由盐铁使统一管理。盐铁使管理杭州运河的首要工作就是保持航道漕运畅通无阻，故需对运河制定水位标准，并安排专人管理测量。第三，建立了杭州运河沿线基础设施管理责任到人的专人巡检制度，并有相应惩罚追责。白居易说：“其石函、南笕，并诸小笕闼，非浇田时，并须封闭筑塞，数令巡检，小有漏泄，罪责所由，即无盗泄之弊矣。”这段话讲的就是杭州运河的河堤、笕、函、闸、堰等设施，均设有专人巡检，并责任到人。第四，建立了杭州运河管理的应急预案制度。白居易说：“又若霖雨三日以上，即往往堤决，须所由巡守，预为之防。其笕之南，旧有缺岸，若水暴涨，即于缺岸泄之；又不减，兼于石函、南笕泄之，防堤溃也。”如此预案处置，则为杭州当地巡守如何处理运河泄洪与蓄水的问题，提供了操作指南与标准。第五，明确了江南运河杭州段为“夹官河”地位。所谓名正言顺，杭州运河正式被官方统治者定位为官方河道的重要地位时，才会事事以运河漕运通航为先，哪怕杭州当地农田的灌溉等生计大事，也应优先考虑运河漕运问题。这也表明该时期杭州运河漕运已经完全成为南北大运河政治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不再仅是沟通杭州城水系的人工河道。

白居易出任杭州刺史的时候，也是以唐王朝中书舍人身份前往。来自北方统治集团的官员出使江南运河南端起点的杭州，表明了国家权力体系对杭州地方性运河漕运能力的重视。这又跟当时号称“东南名郡”的杭州商业发达程度有关。唐李华《杭州刺史厅壁记》载：“杭州，东南名郡，后汉分会稽为吴郡，钱塘属。隋平陈，置此州，咽喉吴越，势雄江海。国家阜成，兆人户口日益增，领九县，所临莅者多当时名公：宋丞相、刘仆射、崔尚书之訏谟大政其间；刘尚书、裴给事之盛德远业；魏左丞、苏吏部之公望遗爱在人；韦太原、崔河南、刘右丞、侯中丞节制方隅。有事以来，承制权假以相国元公，旬朔之间，生人受赐。由是望甲余州，各士、良将，递临此部。况郊海门，池浙江，三山动摇于掌端，灵涛歕激于城下；水牵卉服，陆控山夷；骈樯二十里，开肆三万室。”^[13]从此记载，足见杭州城经济、文化乃至人口的快速发展。正是江南运河通至杭州后，杭州城的经济与政治地位越发重要，才使得隋唐统治者注重修筑杭州运河河道以保障漕运通畅。在白居易的主持下，他比较完善地建立了杭州运河漕运管理制度。

隋唐以后，杭州运河漕运管理取得了进一步发展。南宋王明清《玉照新志》卷五载：“杭州在唐、繁雄不及姑苏、会稽两郡，因钱氏建国始盛。”而五代吴越国时期杭州经济的繁荣，又跟杭州段运河漕运管理的发展分不开。《十国春秋》卷八九《契盈传》载：“一日侍中懿王游碧波亭。时潮水初满，舟楫辐凑，望之不见其首尾。王喜曰：‘吴越国去京师三千里，谁知一水之利如此邪！’契盈答曰：‘可谓三千里外一条水，十二时中两度潮。’时江南未通，两浙贡赋率由海达青州，故云。时人称为骈切。”^[14]

五代初期，钱镠为“保境安民”，加强杭州运河管理，在运河入江口（钱塘江口）修建了龙山闸和浙江闸，以遏制因江潮涌入而夹带泥沙入河。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对此有确切的记载：“五代以前，江潮直入运河，无复遮捍。钱氏有国，乃置龙山、浙江两闸，启闭以时，故泥水不入。”^[15]龙山闸在今杭州闸口白塔岭一带，浙江闸在今杭州南星桥三郎庙一带。时至今日，杭州白塔岭至三郎庙一段运河被称为“龙山河”，也是这个原因，钱镠所建龙山与浙江两闸是在运河入江口建造的上下两闸。这种复式船闸极大地缓解了钱塘江泥沙对运河的淤塞。其原理是：钱塘江潮汛时，开上闸，关下闸，放江潮入龙山河；潮汛过后，关上闸，待泥沙沉淀后，开下闸放水进入下一段运河，即今杭州中河。这工作原理既有助于减轻钱塘江泥沙对运河的淤塞压力，也有助于稳定地保障运河的漕运功能。故，钱王钱镠通过复式船闸的方式治理杭州运河漕运，实为五代时期杭州运河漕运管理制度的一大创新。

如前所述，吴越国政治经济的繁荣使杭州运河漕运频繁。为了更好地管理杭州运河漕运物资的输送，为过往商家提供停靠、饮食等配套服务，钱镠新修或修缮了西兴、柳浦、碧波亭、范浦、临平等渡口码头。杭州运河沿线渡口码头等基础设施的增多与完善，扩大了杭州的城市规模，便利了杭州运河漕运管理，也在客观上刺激了杭州运河漕运能力的提升。如钱镠天宝五年（912）八月，修建了西陵城，后改名为西兴。《乾道临安志》载，“（吴越国时期）在旧治子城北门外”修建了碧波亭——此亭临水，面阔数丈。后晋天福三年（938）十二月，文穆王钱元瓘（887—941）“大阅马步军，泊楼橹于碧波亭”。^[16]《梦粱录》亦载碧波亭码头：“盐桥运河，南自碧波亭州桥，与保安水门里横河，过望仙桥，直北至梅家桥出天宗水门。”^[17]吴越国时期渡口码头的增多，是杭州运河漕运业务繁荣的客观需要。从事漕运生意的商贾、船民皆需要在渡口码头停歇与就餐，甚至在这些停留地点商谈贸易合作。

《朝廷之厨：杭州运河文化与漕运史研究》成果揭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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