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运河文化与漕运史研究-江浙漕运行帮会社的演变

南宋建都杭州后，杭城管理者为了便于相对集中的行业，故而形成许多专业的市、行、团、作。如金银市、珍珠市、丝棉市、生帛市、枕冠市、故衣市、衣绢市、花朵市、肉市、米市，又如花团、青果团、柑子团；银朱彩色行、金漆桌凳行、南北猪行、青器行、处布行、麻布行、青果行、海鲜行、纸扇行、麻线行、蟹行、鱼行、木行、竹行、果行、笋行；碾玉作、钻卷作、木作、油作、砖瓦作、泥水作，名目繁多。所谓“京都有四百四十行”，^[30]行会组织具有极强的封建性，南宋耐得翁所著《都城纪胜·诸行》中记载“市肆谓之行者，因官府科索而得此名。不以其物大小，但合充用者，皆置为行。”前文所引清雍正九年完成的《北新关志》中，详细罗列了经过杭州钞关的各类行名，足见杭州市场因为高度的商业化而造成的行业细化。据《宋会要辑稿·职宫》四二之一一“发运司”条记载：“（宣和五年）九月五日，户部奏：“荆湖南北路划刷大理（理当作礼）钱帛建库申，勘会荆湖南北路诸州军起贸上供钱物，有畸零数少去处，依条般往今便及沿流去处州军，团并成纲，起发上京，限日转发，连限杖一百。”^[31]

此处“团并成纲”表明，运河沿线行业的专门化与漕运或纲运的组织运作有密切关系。《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九十六“嘉祐七年二月辛巳”条中有：“（前略）又请，江西漕船，团为十纲，以三班使臣部之。直取通、泰、楚都仓盐。”^[32]同条中还有：“淮南既团新纲漕盐，挺增为十二纲，纲二十五艘，锁袱至州乃发。”^[33]

根据这些记载可知，漕船二十五艘组成一纲，十纲为一团，与“小组”的纲相对的，则是“大组”的团。由此可知，在宋代的纲运组织中存在着团的制度。因此从团的“组合”一义可以类推开去。宋时同业者组织起来的组合也称为团，这种团的意义也可以按纲团的解释来加以理解。《咸淳临安志》中还特别设了“团行”的条目，专门记载按各种商品的种类分别立团、行或市的情况。在《梦粱录》等书的记载中，从奴婢、脚力、下夫一直到乞食、技艺等都有这样的组织，甚至像拾人粪这样的行当，都有团、行的组织，已达到无业不有团、行的程度。在宋代广泛的商业活动的所有分野中，都活跃着一些牙侩，即买卖的中介人，他们参与客货的买卖经营活动。北宋王安石所创制的新法中，市易法被认为是当时政府重要的市场政策。而众所周如的是，在市易法中，牙侩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宋时在大小都市中必有牙侩的存在，周旋于土货的收购和客货的出售等商业活动中。传为宋代著作的《作邑自箴》中，记载了对牙侩进行管理的规定。牙侩与团、行之间的关系尚不明确，不过就杭州的事例来看，《咸淳临安志》卷八十九有载：“（前略）又居民日用蔬菜果实之类，近因牙侩陈献置团拘卖，除牙钱太多，致细民难以买卖。”可知牙侩主管团的事务。甚至连日用的蔬菜果类的买卖中都有团的组织。由于市场交易被独占，因此交易者有向牙侩交纳牙息即口钱的义务。另外，在《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一一九中还记载了其他的一些事例：“（淳熙）四年二月七日，监察御史齐庆胄百：‘沿海诸处屯驻水军，多因土地所产，辄置军团，遇有民旅将到物赀，虽已经商税，来许货卖，必令赴团上历给牌解牙息，方得自便。客贩由此妨滞，物价因而腾跃。乞令住罢。’从之。”^[34]

这里所谓的军团也是团的一种，属于对驻屯军队进行管辖一类的组织。各路水军不许客商自行买卖管下的物产，而必须向军团交纳名为牙息的中介费，才被允许贩卖。此处的牙息在前面的例子中称为牙钱，而这里主管军团的人也是牙侩。以上简单地介绍了宋代团的意义以及与牙侩的关系。

宋代江口码头的团中最著名的就是鲞团。《梦粱录》卷十六中甚至专为其特设了一个《鲞铺》的条目，由此也可设想到当时它的繁盛状况，其谓：“姑以皇鲞言之，此物产于温、台、四明等郡，城南浑水闸有团招客旅，鲞鱼聚集于此。城内外整铺不下一二百条家，皆就此上行。”杭州城内商会林立，“总的说来，城内各行各业共有十二种行会，每一行会都有一万两千个商家，每个商家至少有十二个工匠，有的是二十人，也有的为四十人。这些工匠们总有干不完的活儿，因为此城的产品畅销于国内其他城市”。

到明清时期，北关码头仍然是漕船的发船地和停泊场。清代丁丙《三塘唱晚》卷中引用了凌璋森的《里丛钞》，曰：“运粮艘有杭一杭二杭三杭四等帮，每帮船二三十号，每船伍长一人，耆民巡丁一人，篙工十余人。伍长眷属，半居船中。自北关外至谢村，排有水次，各不相混。春运秋归，每届三年，轮流休葺。湖墅籍此衣食者，不下百家。自咸丰三年粤匪陷江宁，镇江随陷，漕运改海运。初则粮艘尚有苫盖，运丁尚给工食。至十年杭州初陷，海运亦停，粮船不可问矣。”^[35]可见，“帮”完全就是宋代团的翻版。这条资料是研究明清时期漕船组织的重要史料。

明清时期，运河漕粮绝大部分供给来自江浙等东南地区。自然在江浙地区也需要更多的人员充当船工、舵工、跺工、水手或纤夫。“康熙初每船运军十名，至三十五年改定为一名，余九名选募水手充之，寻签本军子弟一人为副军。”可见，到了康熙中期，一只漕船上额定的10名水手中，除了1名负责人是有军籍的运军外，剩下的9名都是临时招募的水手。江浙相对富庶，本地人较少去从事船工这样辛苦而又收入低微的工作，所以长期聚集在江浙运河码头漕船上的船工多是来自山东、河南等地的无业游民。运军和漕船，按所属地区营卫划分为不同的“帮”，如德州帮、兴武三帮、凤中二帮、赣州帮等，名目繁多，数以百计。清代每年运粮400多万石，运河中粮船万艘以上，水手二三十万人，这些水手们常年漂泊，需相互照应，便形成了船帮。众多船帮统一为水手行帮，他们又跟罗教的产生密不可分。明中叶开始，民间宗教力量渗入漕运行业，引发了水手罗教、水手行帮、早期青帮等民间秘密组织在明清时期的相继出现，构成了晚期封建社会中的又一社会力量。目前也有多位学者关注并研究了该议题。^[36]

罗教是明正德初年由山东即墨人罗清（1442—1527）创立。后人称其为罗祖。罗清家族世代皆为军籍，罗清年轻时便充任密云卫一带的守备军人，所以罗教创立不久，便与漕运发生了直接的联系，漕运水手是其第一批教徒。

明末，罗教南传杭州和苏州，在南方漕运水手中流传开来，漕运中的民间组织开始萌生。明末清初，杭州已经出现罗教庵堂。乾隆三十三年（1768），闽浙总督崔应阶《拿获罗教可庵人朱洮辉等审拟事》奏折中称：“杭州府北新关外拱宸桥地方，向为粮船停泊之所，明季时有密云人钱姓、翁姓、松江潘姓三人流寓杭州，共兴罗教，即于该地各建一庵，供奉佛像，吃素念经，于是有钱庵、翁庵、潘庵之名。因该处逼近粮船水次，有水手人等借居其中，以致日久相率皈教。该庵遂为水手己业，复因不敷居住，酿资分建至数十庵之外，庵外各置余地，以资守庵人日用，并为水手身故义冢，每年粮船回空，其闲散水手皆寄寓各庵，积习相沿，视为常事，此水手皈教之由来也。”^[37]此三人后来在组织中被尊为“三祖”。

乾隆三十三年（1768）是水手罗教向水手行帮转化的关键一年，由于官府拆毁了杭、苏一带的庵堂，水手的生死依托荡然无存。漕运水手由陆地转移到水上，由以庵堂为活动中心转向以老堂船为活动中心，进而突破了宗教形式。

道光五年（1825），据浙江巡抚奏报，各帮派控制的水手“不下四五万，沿途牵手尚不在此数”。可见，水手行帮已基本控制了江浙一带的漕运水手、舵工、纤夫人等。道光、咸丰年间，漕运中的民间组织又一次发生重大变化——青帮出现。水手“人众业寡，行计艰难”，更多的水手流落江湖。为了应付这一社会变动，维持组织的原有力量，寻求有效的生存方式，水手行帮开始改变组织策略和行为方式，不仅维持原来在水上的势力，而且开始向岸上渗透。咸丰三年（1853），清廷全面实行海行，运河漕运被废止，漕运水手承担南粮北运的历史彻底结束，最终促成水手行帮的彻底转变。

青帮，又称安清道友，史载：安清道友“号称潘门，亦曰潘安，又别称庆帮，俗讹为青帮”。青帮多崇奉潘祖，其主体成员是水手行帮时期与老安相对的新安一派。《清稗类钞》载：“青帮者，其徒本皆以运漕为业，岁居粮船，船北上时，夹带南货，南下时，夹带北货，所谓粮船帮者是也。既改海运，艰於衣食，乃秘密结会，以贩私盐为业，亦有专以赌博及诈欺取财度日者。江浙为多，淮、徐、海尤盛，皖北亦有之。亦曰安庆道友，为哥老会之别派。闻其成立至今，已二十余传，有一定统系。”^[38]

青帮有比较稳定的活动地点。最初，水手行帮“多于滨河旷僻处所开设茶酒等铺，约集匪徒，寄存赃物”，铺中“则有经堂，供奉神牌，设立老官师傅之位”。

经过雍正、乾隆两朝的两次打击，水手罗教失去了陆地据点，改在船上活动。每一个船帮都设有一个“老堂船”，相当于旗舰，供奉罗祖神像。负责打理老堂船事务的人被帮众称为“老管”（通常由数人轮流担任），监理全帮财物账目，制定帮规，即是“当家的”。至此官有的漕船成了各帮的私有财产。

各帮内部组织严密，老管具有无上权威。有帮众犯错，会依帮规，处以棍打、烧炙、截耳、割筋等各种酷刑。帮中定有联络信号，遇事传出“红箸”“溜子”，就“人即立聚”。这种组织调度能力，不亚于武侠小说中的江湖帮派。

此后，各船帮虽还采用罗教的仪式，要求“凡投充水手， 必拜一人为师”，但其宗教性逐渐淡化，变为较为单纯的行业组织——水手行帮（漕帮）。与此同时，罗祖也蜕变为水手这一行业的“祖师爷”。至道光时，信奉罗祖的漕帮“不下四五万，而沿途所雇纤手尚不在此数内”。

雍正五年（1727），时为浙江巡抚的李卫下令，将罗教的庵堂改为“水手公所”。乾隆三十三年（1768），查封苏杭地区依旧在传播罗教的水手公所，“概行拆毁，毋得仍前留存，复贻后患”，逮捕罗教为首的守庵人、水手教徒数十人，其中有的被发配、斩首。因闹事受朝廷镇压，清中后期的罗教突破宗教外壳，确立为行帮会社。活动中心从庵堂转到老堂船，有帮规、仪式、联络信号等非政府组织特征。

从罗教到水手行帮，再到青帮，反映了漕运从兴盛到衰亡的过程，反映了晚期封建社会的演变格局，也反映了运河生活圈中人们的风风雨雨。这些民间组织虽然皆以漕运作为其原生体，但是，社会的现实力量却塑造了它们不同的特质和品格，而这些特质和品格又决定了它们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不同表现。^[39]

【注释】

[1]南宋以来杭州对民间泛指的各行各业俗称为“五行八作”，参见宋·吴自牧：《梦粱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15页。

[2]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转引自陆鉴三：《西湖笔丛》，浙江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290页。

[3]政协杭州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杭州文史资料》第11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95页。

[4]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东方出版社2012年版，第465页。

[5]清·翟灏：《通俗编》，东方出版社2013年版，第734页。

[6]清·翟灏：《通俗编》，东方出版社2013年版，第734页，

[7]宋·吴自牧：《梦粱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11—112页。

[8]宋·吴自牧：《梦粱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10页。

[9]周秉高：《全先秦两汉诗》，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643页。

[10]王辉斌：《商周逸诗辑考》，黄山书社2012年版，第221页。

[11]冯克诚、田晓娜主编：《四库全书精编》，青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86页。(www.chuimin.cn)

[12]匡扶：《两宋诗词选》，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67页。

[13]刘锡诚：《二十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中国文联出版社2014年版，第199页。

[14]王家扬、董校昌编：《浙江省民间文学集成》（杭州市歌谣谚语卷），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第25页。

[15]《富春谣》，转引自朱秋枫：《浙江歌谣源流史》，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143—145页。

[16]宋·周密：《武林旧事》卷三，浙江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49页。

[17]清·姚东升辑：《释神校注》，周明校注，巴蜀书社2015年版，第61页。

[18]清·姚东升辑：《释神校注》，周明校注，巴蜀书社2015年版，第62页。

[19]浙江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宋元浙江方志集成》第3册，杭州出版社2009年版，第1178页。

[20]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13页。

[21]姜青青：《<咸淳临安志>宋版“京城四图”复原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303—304页。

[22]《咸淳临安志》卷七三《外郡行祠·顺济圣妃庙》，转引自孙忠焕主编：《杭州运河文献集成（第三册）》，杭州出版社2009年版，第258页。

[23]（美）韩森：《变迁之神：南宋时期的民间信仰》，包伟民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46页。

[24]萧公桥在今上城区南星桥东北，候潮门在今望仙桥东南。参见宋·吴自牧：《梦粱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31页。

[25]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东方出版社2012年版，第252页。

[26]《城北天后宫志》，参见《藏外道书》第20册，巴蜀书社1992—1994年版，第376—377页。

[27]钟丽萍主编：《流淌的文化——拱墅运河文化概览》，杭州出版社2010年版，第159页。

[28]明·张岱：《陶庵梦忆注评》，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189页。

[29]（美）韩森：《变迁之神：南宋时期的民间信仰》，包伟民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88—189页。

[30]于立文主编：《永乐大典精选》，中国华侨出版社2011年版，第1364—1365页。

[31]刘琳等校：《宋会要辑稿》，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7051页。

[32]宋·杨仲良：《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第二册）》，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807页。

[33]宋·杨仲良：《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第二册）》，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807页。

[34]刘琳等校：《宋会要辑稿》，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8347页。

[35]清·丁丙：《三塘唱晚》，转引自《丛书集成续》第53册《史部》，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年版，第343页。

[36]吴琦：《漕运与民间组织探析》，《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1期；曹金娜：《清代粮船水手中的罗教》，《宗教学研究》2013年第2期；陈峰：《清代漕运水手的结帮活动及其对社会的危害》，《社会科学在线》1996年第2期；周育民：《漕运水手行帮的兴起的历史考察》，《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3年第1期。

[37]何善蒙：《民国杭州民间信仰》，杭州出版社2012年版，第114页。

[38]清·徐珂编：《清稗类钞》，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659页。

[39]吴琦：《漕运与民间组织探析》，《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1期，第123—1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