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世纪以来，法国著名汉学家杜赫德于1735年所编著的《中华大帝国志》[64]被认为是此前编成的耶稣会士报道与研究中国之集大成者。其中5张可以确认是1883—1886年格罗夫斯在杭州拍摄的。他还在《在华五十年》一书中，拍摄了当时杭城的河道水门照片。十九世纪以后，欧美关于杭州运河的内容越来越多。......
2023-10-31
杭州运河文化：漕神信仰与民间崇拜
【摘要】：杭州地区与内河水文化有关的信仰有很多，多数跟依靠运河水道或海运贸易的商业有关。这其中尤以崇拜漕运神、潮神、水神、财神、仙人叔婆、路头神、龙王等信仰为盛。此外，图中冯大郎庙同样与江神祭祀有关。现如今，福建、广东和台湾地区的妈祖信仰还十分兴盛，甚至被认为是莆神。宋以来，杭州地区流行的神祇祠庙中，除前文着重提及的与运河漕运密切相关的天妃庙、金龙四大王庙、张司封庙以外，还有张王庙、五显庙、梓童庙等。
杭州地区与内河水文化有关的信仰有很多，多数跟依靠运河水道或海运贸易的商业有关。这其中尤以崇拜漕运神、潮神、水神、财神、仙人叔婆、路头神、龙王等信仰为盛。
杭州地区民间祭祀的漕运守护神——金龙四大王的历史记载有很多。据《金龙山圣迹记》：“谢公绪，会稽诸生，居钱塘安溪，宋谢太后之侄也。三宫北行，公投苕溪死，门人葬其乡之金龙山。明太祖吕梁之捷，神显灵助焉，遂封金龙四大王，立庙黄河之上。其后拥护漕河，往来粮艘，惟神是赖。”[17]这里讲的就是明太祖朱元璋在吕梁大战元兵之时，夜晚梦见谢绪，因而取胜。后太祖便下诏封其为“金龙四大王”，后凡有漕运的地方，码头旁大多建有金龙四大王庙。据传言，“凡河流淤塞，力能开之，舟将覆溺，力能拯救之”。在康熙《钱塘县志》、雍正《浙江通志》卷第二百十七《金龙四大王庙》条、乾隆《杭州府志》、朱国帧《涌幢小品》、陈继儒《宝颜堂集》等方志笔记都有此详细记载。
《咸淳临安志》浙江图中的张司封庙也与河道治理有关。张司封庙即北宋张夏祠庙，张夏，“宋太宗朝进，仁宗景祐中出，为两浙运司，字伯起，雍邱人。宋《祠典》作‘工部夏员外’，误，俗称司封，以其授司封郎中也”[18]。身居两浙转运使的张夏为杭城修筑首条抗潮石堤，又创建专门从事采石修塘的悍江兵，两宋至近代，张夏成为钱塘江两岸民间信奉最为广泛的潮神。
此外，图中冯大郎庙同样与江神祭祀有关。《咸淳志》载：“顺济庙，《国朝会要》云：浙江里民冯氏祠。”[19]《西湖游览志余》又载“顺济庙，在清水闸。其神冯俊，字德明，钱唐人”。[20]他跟张夏一样，因为在水道管理方面的杰出贡献，受到官方至民间的称赞，进而得以建祠以祀。[21]
《咸淳临安志》中的“浙江图”(www.chuimin.cn)
历史上，在与杭州运河漕运有关的民间信仰中，外来的信仰有妈祖，也被称为天妃、天后、海神娘娘。现如今，福建、广东和台湾地区的妈祖信仰还十分兴盛，甚至被认为是莆神。南宋建都临安后，南方城市间运河漕运以及海运发达，甚至多有和海外国家进行贸易。尤其是往来于临安贸易的闽广商人或官员，在外地也非常热衷修建天妃宫。《咸淳临安志》卷七三《外郡行祠·顺济圣妃庙》载：“神虽莆神，所福遍宇内，故凡潮迎汐送，以神为心，回南簸北，以神为信，边防里捍，以神为命。商贩者不问食货之低昂，惟神之听。”[22]已经有研究者指出，这篇杭天妃宫的碑文出自丁伯圭（1171—1237）之手，莆田人，在杭城做官。此例是福建商人在杭州支持修建天妃宫的明证。[23]在吴自牧《梦粱录》中，也有关于天妃宫的记载：“顺济天妃宫，在艮山门外，又行祠在城南萧公桥候潮门外瓶场河下市舶司侧。”[24]《西湖游览志》则称“天妃宫，在孩儿巷北，以祀水神，洪武初建”。[25]《嘉靖仁和县志》卷十二中对天妃宫有如下记载：“天妃宫……以奉顺济圣妃。神本萧口林氏，都巡君之季女，幼悟玄理，逆知休咎。处室三十年，点与神契。没后显灵于江湖，非只运漕赖之以薪，而商旅舟楫，亦保无虞。尝闻泛悔者，每逼础风怒涛，呼神之灵，辄有霞光显布。宋元祐年前，英其数灵异，祀之萧之圣雄江口白湖。宣和五年赐顺济庙额。绍兴二十六年封灵惠夫人。绍熙三年改封灵惠妃。庆元四年加封顺济，从此闽广浙江淮甸凡濒诲之地，往往立祠。或处羽士者，乃匾曰宫。”康熙十九年（1680）加封为“护国庇民妙灵昭应宏仁普济天后”，康熙二十三年（1674）又进封“天后”。同治七年（1868），杭州城北天后宫重修，丁申撰有《重修天后宫碑记》。[26]可见，宋时位于艮山门外的顺济庙在明代也被称为天妃宫。而杭城一带的沙河塘，长期以来是海内外客商贸易云集之地。历史上杭城多个地方修建有天后宫，具体数目已无法说清。清《艮山杂志》记载道：“杭城内外，旧有祀庙凡四。”一在艮山门外，一在吴山三茅观东侧（即三仙祠故址），一在孩儿巷西，一在现在的下城区天主教堂处。[27]历史上，祭祀天妃以求水运贸易平安顺遂的传说故事很多，杭州也不例外。
绘制于1716—1727年间的《杭城西湖江干湖墅图》中，潮神、三郎庙清晰可见，杭州运河水系边的香积寺也清晰可见。明清时期，西湖香市繁荣。张岱《陶庵梦忆》卷七载：“如逃如逐，如奔如追，撩扑不开，牵挽不住。数有十万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日簇拥于寺之前后左右者，凡四阅月方罢，恐大江以东，断无此二地矣。”[28]杭城人乘船进庙上香，拜佛许愿，蔚然成风。宋以来，杭州地区流行的神祇祠庙中，除前文着重提及的与运河漕运密切相关的天妃庙、金龙四大王庙、张司封庙以外，还有张王庙、五显庙、梓童庙等。[29]
《杭城西湖江干湖墅图》上的三郎庙、潮神庙和香积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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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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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通过上述分析，作为春秋时期吴越争霸战场的钱塘江沿岸，为了军事运输而人工修筑的百尺渎就显得非常重要，尤其是对于我们追溯杭州运河发展变迁的早期历史。但是，春秋时期杭州城区内部的运河河道系统尚未形成，所以我们认为春秋末期是杭州运河系统依托江南运河系统形成而不断发展的孕育时期。如今，这两个县均属于杭州行政区域。故，秦统一时期，以杭州作为运河南端的江南运河系统已经完全形成。......
2023-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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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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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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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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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朝时期，秦以来的江南运河又进一步发展。而钱塘江南岸的浙东运河则是六朝时期江南运河向东延展和完善的代表性工程。所以，该时期钱塘江和浙东运河间频繁漕运的事实，不言而喻。浙东运河西段漕运功能的显现，自然也要求杭州里运河系统不断完善。杜元懿所谓“商旅往来，倍多常岁崐。西陵牛埭税，官格日三千五百；如臣所见，日可增倍”的税收财报分析，确证了杭州运河漕运贸易交易的繁荣。......
2023-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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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而在宋初至崇宁时的“转般法”和崇宁以后的“直达法”是我国运河漕运管理制度中的代表性措施。该措施的发展变化直接关系着东南漕运规模与数量的兴衰变化。沿途设仓及分段运输是我国大运河漕运管理体制中较为显著的特征，具体到以杭州为中心的运河漕运管理制度，还值得我们具体考察。从柳浦越过钱塘江往东行进，管理者则可以进入浙东运河区域，进而控制宁绍平原及浙东运河出海口岸等要地。......
2023-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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