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运河商人与贸易：朝廷之厨研究

杭州往北，运河船只可沿江南运河与太湖流域、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互通往来。商人从杭州北上可去湖州、苏州和常州。人们过常州继续往北，可抵东都洛阳。杭州往东，走浙东运河，可东至明州（宁波），南至广东、福建等地，进而连接海外市场。而杭州作为贸易中转站与集散中心的时期，主要是隋唐大运河疏浚以后。《隋书·地理志》载：“川泽沃衍，有海路之饶，珍异所聚，故商贾并凑。”罗隐代钱谬所作《杭州罗城记》载杭州：“东眄巨浸，辏闽粤之舟橹，北倚郭邑，通商旅之宝货。”^[35]不仅南来北往的国内客商聚集杭州，甚至是日本、朝鲜、大食、波斯等国的外国商人也来杭州从事贸易生意。唐代的杭州，真可谓是“东南名郡”。宋以后，江南地区漕运业鼎盛，杭州成为浙东运河与江南运河的交汇处。此外还有富春江、新安江及杭州湾的海运，形成了以杭州为中心，前所未有的规模大、组织完善的东南水运总枢纽，杭州迅速崛起，发展为江南一大工商业都市。^[36]南宋吴自牧在《梦粱录》卷十二《江海船舰》记载了往来杭州码头的各地商人与货品：

其浙江船只，虽海舰多有往来，则严、婺、衢、徽等船，多尝通津买卖往来，谓之“长船等只”，如杭城柴炭、木植、柑橘、干湿果子等物，多产于此数州耳。明、越、温、台海鲜鱼蟹鲞腊等货，亦上通于江、浙。但往来严、婺、衢、徽州诸船，下则易，上则难，盖滩高水逆故也。江岸之船甚夥，初非一色：海舶、大舰、网艇、大小船只、公私浙江渔捕等渡船、买卖客船，皆泊于江岸。盖杭城众大之区，客贩最多，兼仕宦往来，皆聚于此耳。^[37]

这则材料明确记载了来自杭州北部周边地区如严、婺、衢、徽等地的商船贸易内容主要是一些山货，而近海的明、越、温、台等浙东地区则为杭州供应各种海货。上述外地商人往返于杭州销售本地土特产，符合历史的实际情况。南宋末年，葛澧《钱塘赋》中也记录了杭州城南码上来自巴蜀、福建等地客商的各式货品，一派繁荣之景：

江帆、海舶、蜀商、闽贾，水浮陆趋，联揞接步，红尘四台，骈至丛贮，涩譶泶缪。挥袂飌举，息操倍蓰，功辨良苦，乃有安康之麸金白胶、汝南之蓍草龟甲、上党之石密赀布、剑南之缟紵笺锦。其他球琳琅玕铅松怪石蠙珠檿丝桃干栝柏金锡竹箭丹银齿革，林漆丝集蒲鱼布帛，信都之枣，固安之栗，暨浦之三如，奉化之海凑，奇名异状，夥够堆积，贸易者莫详茸生，博洽者畴克遍识。^[38]

在杭外地客商群体中，又以徽商最为出名，甚至在杭州形成了徽州客商集聚地——徽州塘。清时倪瑶在《神州古史考》一书对此有考证：

令江干居民甚众，临（钱塘）江有蜿蜒大道，谓之江塘。其地多歙州大姓所居，俗称徽州塘，高可一二丈，袤十余丈。前为钱塘江，后为龙山河，中间石砌昂起，南北深坎，自前达后，登楼设版，乎步而 入……自龙山闸至柳浦之东，修广七八里，所称江塘者，隋唐时城基也。^[39]

上述文献中提及的江塘上居住着众多徽州人，故此地还有“徽州塘”的昵称。本来徽州是临钱塘江上游的一支流徽港（新安江）的城市，它和杭州在很早以前就已开通了水运联络。在吴自牧《梦粱录》卷十二“江海船舰”条中曾列举了汇集在城南码头的钱塘江上游诸州的船只，其中说道：“严，婺、衢、徽等船，多尝通津买卖往来。”又，南宋罗愿《新安志》（徽州一名新安郡）中，也记载了通过新安江水运到达杭州之事。明代时徽州人也以杭州为据点，活跃于海运事业中，当时有名的海盗王直为徽州人，也是以这些从事运河贸易的船民行帮而形成的，他们其中的成员也都是徽州人。如此，徽州人在杭州港多有往来，在码头附近的江塘上群居下来。当然在宋时还没有“徽州塘”之名，但由于这条石堤的一头是码头，因此堤上便成为内外贸易从业者以及其他相关人员的密集之地。从成寻本人记录他目睹的情况，可以想象当时堤上店铺房屋鳞次栉比的面貌。明代《石点头》卷八《贪婪汉六院卖风流》也有关于在杭徽商的记载，“那个徽州姓汪的富商，在苏杭收买了几千金绫罗绸缎，前往川中去发卖，来到荆州”。

明清以来，徽商在江浙经营盐业、茶业、木业及典当业尤为有名。据陈去病（1874—1933）《五石脂》载：“徽郡商业，盐、茶、木、质铺四者为大宗。……而盐商咸萃于淮、浙。”^[40]徽商在杭州从事“四大宗”的人数众多，其中又以徽州盐商为最。这一是因为盐业长期属于官方或半官方经营，获利巨甚，二是徽州进入两浙盐产区距离较近，水陆进入杭州的通道畅通，三是由于徽州属于两浙盐场的行盐区，^[41]围绕两浙盐场经营盐业也符合实际。虽然来自徽州的茶商、典商、木商、布商也有很多，但是均不及徽州盐商在浙影响之大，数量之多，以至朝廷甚至专为盐商设立“商籍”，^[42]以便科考取士。据研究者指出，至万历二十八年（1600），《两浙盐法志·商籍》记载进士有3人、举人有10人。

两浙商籍代表性人物^[43]

续　表

《两浙盐法志》卷二四明确记载：“浙省素称才薮，其自安徽等属来浙业鹺者，贸迁既久，许其子弟附近就试，异地之才与土著无殊，此商籍所由立也。”清代大学问家俞樾在《九九销夏录》中也对两浙巡盐御史叶永盛^[44]偏袒徽州盐商的施政方案有所点评：“浙商多徽人，永盛亦徽人，其力争加课，自为公议。请许商人占籍，或亦维桑之私意乎？”^[45]以往研究虽然注意到在浙尤其是在仁和县和钱唐县的徽州商人数量很多，也出了很多进士、举人，但是他们都相对比较忽视这些来自徽州的商人主要是通过大运河进行盐业贸易的情况。《天下水陆路程》《天下路程图引》和《商贾便览》中，均有徽州府到杭州或两浙其他行盐区的路线图。^[46]这些商贸路线图说明了徽州与杭州之间水运贸易的便利与发达。在杭州运河上经营盐业的徽商则是杭州运河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

湖北、福建、广东、山西及陕西等远地客商也在江浙从事商业贸易。朱熹《李公椿墓志铭》：“京师月须米十四万五千百，而省上仓之储多不能过两个月。……籴洪、吉、潭、衡军食之米及鄂商船，并取江西，湖南诸寄积米，自三总所运输以达中都，常达二百万石，为一岁备。”^[47]万历三十七年（1609），久居于杭的福建商人杨才甫，贩卖丝绸货物至日本。广东东莞县海商者何亚八，嘉靖时“纠合番船前来广东外洋及沿海乡村”走私贸易，并分道到浙江嘉兴、杭州、宁波、绍兴、温州一带经商。平阳府商人席铭就是以经营丝绸业起家的大富商，他游历吴越、楚魏，泛舟江湖，在大江南北贩卖丝绸 ，成为蒲州首屈一指的丝绸商。

宋人姚宽《西溪丛语》卷上就曾提及宋代以前的“海商船舶畏避沙潬，不由大江，惟泛余姚小江易舟而浮运河，达于杭越矣”。^[48]宋以后，浙东运河及江南运河南段水网发展尤其快，加之富春江、新安江及杭州湾带来的海运贸易，使得杭州的对外贸易空前发展，入华的外国商旅也非常多。我们尤为知悉的意大利马可·波罗及其商队，把杭州称为“天城”，对杭州的城内贸易状况记载尤详，这本身就跟马可·波罗商人世家出身有关。他来中国南方调查也是为了掌握交通贸易路线以及商贸物资状况，为以后的贸易往来做好调查工作。马可·波罗商队对后世西方认识中国产生了重大影响。克莱斯克·亚伯拉罕（Abraham Cresque）于约1375年绘制的《加泰罗尼亚地图》也吸收了来自《马可·波罗游记》等新地理知识。在其地图上还绘制了马可·波罗商队前往中国的场景。

“南连闽粤，北接江淮”的杭州处在京杭大运河及钱塘江等水系交汇处。杭州不仅出产丝织品、锡箔、纸张等货品，还有来自湖州、嘉兴、金华、台州、宁波等地的土特产。这些物资源源不断运抵杭州，又通过大运河和海运转售于各地。海外市场对我国丝绸等丝织品尤为需要，竟达到光绪《仙居县志》所说的“以番舶日充贸易者，且遍于远洋绝岛，获利不资”。如果要说京杭大运河沿线城市的对外传播与影响力，杭州凭借浙东运河及钱塘江、新安江、杭州湾等水系而进行的海运贸易，则是我国运河文化对外传播的最为重要的贡献之一。

【注释】

[1]宋·梅尧臣：《梅尧臣集编年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975页。

[2]张春林编：《欧阳修全集》，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7页。

[3]沙勤编：《宋词》，长征出版社2000年版，第40页。

[4]宋·吴自牧：《梦粱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80页。

[5]张春林编：《苏轼全集》，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832页。

[6]浙江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宋元浙江方志集成》第2册，杭州出版社2009年版，第957页。

[7]宋·欧阳修、宋·宋祁：《新唐书》第1册，岳麓书社1997年版，第843页。

[8]倪玉平：《清代漕粮海运与社会变迁·绪言》，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版。

[9]明·王宗沐：《条列漕宜四事疏》，《明经世文编》卷三四三，转引自清·陈梦雷编：《古今图书集成》第69册《经济汇编·食货典》，巴蜀书社1985年版，第83946页。

[10]清·纪晓岚：《四库全书精编·史部》第5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71页。

[11]张觉译注：《吴越春秋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72页。

[12]张觉译注：《吴越春秋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72页。

[13]张觉译注：《吴越春秋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72页。

[14]张觉译注：《吴越春秋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77页。

[15]宋·李昉等编：《文苑英华》第5册，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4268页。

[16]刘琳等校点：《宋会要辑稿·方域》，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9467页。

[17]宋·陆游：《陆游集》，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2165页。(www.chuimin.cn)

[18]叶建华：《浙江通史》第8卷，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82页。

[19]清·吴中孚：《商贾便览》卷三《各省疆域风俗土产》，转引自贾嘉麟、张民服、齐迎建主编：《商家智谋全书》，中州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389页。

[20]乾隆《杭州府志·杂记》，转引自张海英：《明清江南商品流通与市场体系》，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68—169页。

[21]清·许梦闳编：《北新关志》卷十一，转引自孙忠焕主编：《杭州运河文献集成》第一册，杭州出版社2009年版，第156—157页。

[22]参见江太新、苏金玉：《漕运史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50—151页。

[23]（日本）松浦章：《清代内河水运史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342—345页。

[24]（日本）松浦章：《清代内河水运史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350—352页。

[25]（日本）松浦章：《清代内河水运史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364—436页。

[26]宋·吴自牧：《梦粱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13页。

[27]（日）松浦章：《清代内河水运史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350—352页。

[28]明成化七年（1471），在杭州设立南新关。雍正《浙江通志》卷八六“南新关”条引《南关榷事书》记载，其关“门坊堂室，俱有次第，面河为轩数楹，叠砌阶级，以便抽分”，并注：“司启闭者，有庆丰桥。”清顺治二年（1645），设其抽分验放在城外旧厂而驻节则仍于城内榷署。据光绪《杭州府志》卷六四《赋税七·官役》载，雍正七年（1729），南关交由织造兼管。据雍正《浙江通志》卷八六《榷税》载，南新关下有小关10处，即：潼临关、安溪关、观音关、良畎关、板桥关、籹粫关、北新关、美政关、古荡关、富新关。杭州市洋关始设于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又被称之为杭州关。是年六月，清朝政府根据与日本订立的《马关条约》，被迫在杭州旧钞关的基础上，于拱宸桥新设杭州海关，山杭嘉湖道邹渭清兼海关监督，管理一切稽征事宜。
明清时期杭州税收管理相对完善，税种比较齐全。特别是杭州洋关，已经不单单是征收京杭大运河上发生的各种关税，也开始对近代以来的对外进出口贸易进行征税。

[29]孙忠焕主编：《杭州运河文献集成》第一册，杭州出版社2009年版，第69页。

[30]徐吉军：《杭州运河史话》，杭州出版社2013年版，第99页。

[31]（日）松浦章：《清代内河水运史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364—436页。

[32]余华清：《略述秦汉时期的舟车制造业》，《青海社会科学》1995年第1期，第94—94页。

[33]宋·吴自牧：《梦粱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13页。

[34]WILLIAM ALEXANDER.The costume of China[M].W.Miller，1804：126.

[35]李志庭：《吴越国的治国方略》，转引自浙江省历史学会编：《浙江史学论丛（第一辑）》，杭州出版社2004年版，第43页。

[36]安国璋：《中国运河文化史》，山东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842页。

[37]宋·吴自牧：《梦粱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12页。

[38]清·陈梦雷编纂：《古今图书集成》第69册《经济汇编·食货典》，巴蜀书社1985年版，第24454页。

[39]郑翰献主编：《钱塘江文献集成》第2册，杭州出版社2014年版，第160页。

[40]陈去病：《五石脂》，转引自李山主编：《三教九流大观》，青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203页。

[41]《钦定重修两浙盐法志》卷一《疆域》载两浙盐场所属地区“以省计者四，曰浙江，曰江苏，曰安徽，曰江西。以郡计者十七，其隶浙江者十一，曰杭州，曰嘉兴，曰湖州，曰宁波，曰绍兴，曰台州，曰金华，曰卫州，曰严州，曰温州，曰处州；隶江苏者四，曰苏州，曰松江，曰常州，曰镇江；隶安徽者一，曰徽州；隶江西者一，曰广信。以州计者曰太仓，隶江苏，曰广德，隶安徽”。

[42]《大清会典》载：“商人子弟，准附于行商省分，是为商籍。”这里虽然是说商人子弟即可被批准依附于当地商籍，实际上是专为盐商子弟而设。

[43]该统计和研究资料引自唐丽丽、周晓光：《徽商与明清两浙“商籍”》，《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第277页。

[44]叶永盛，安徽泾县人，万历二十八年至三十年任两浙巡盐御史，曾为在两浙设置商籍而上疏，并得到朝廷应允，在浙徽商及商籍生员在其死后甚至建立生祠以纪念。

[45]清·俞樾：《九九销夏录》卷十《浙江商籍》，转引用自谢国桢选编：《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下册），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54页。

[46]唐丽丽、周晓光：《徽商与明清两浙“商籍”》，《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第278页。

[47]宋·朱熹：《朱子全书》第25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4336页。

[48]宋·姚宽：《西溪语丛》，转引自倪士毅：《隋唐名郡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9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