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世纪以来,法国著名汉学家杜赫德于1735年所编著的《中华大帝国志》[64]被认为是此前编成的耶稣会士报道与研究中国之集大成者。其中5张可以确认是1883—1886年格罗夫斯在杭州拍摄的。他还在《在华五十年》一书中,拍摄了当时杭城的河道水门照片。十九世纪以后,欧美关于杭州运河的内容越来越多。......
2023-10-31
朱惠勇《杭州运河船》(杭州出版社,2015)及(日本)松浦章《清代内河水运史研究》有关“《北新关志》所见内河船舶图”一章对杭州内河船只已经有了很好的前期研究。松浦章的研究尤其值得我们注意:他不仅统计了清代《北新关志》所载70余只内河船舶的具体名称,[23]还统计了清代江西商人吴中孚所撰《商贾便览》(乾隆五十七年刊本)中“各省船名样式船名”65种[24]以及《中国省别全志》所见中国民船名称615种,[25]这些烦琐的统计与考证不仅记录了船名,还包括船型船种、吨位、省名地名、主要航行水域及出典记录。经过杭州内河道南来北往的各省船只基本情况,使我们可以从更大的空间视野来审视杭州内河道船只类型及其状况。
清·许梦闳编《北新关志》书影
内河船只长时间以来都是杭州及其周边地区重要的交通工具。南宋吴自牧《梦粱录》卷十二《河舟》对杭城内河船只记载有其值得参考之处:
杭州里河船只,皆是落脚头船,为载往来士贾诸色等人,及搬载香货杂色物件等。又有大滩船,系湖州市搬载诸铺米及跨浦桥柴炭、下塘砖瓦灰泥等物,及运盐袋船只。盖水路皆便,多用船只。如无水路,以人力运之。向者汴京用车乘驾运物。盖杭城皆石板街道,非泥沙比,车轮难行,所以用舟只及人力耳。若士庶欲往苏、湖、常、秀、江、淮等州,多雇船、舫船、航船、飞篷船等。或宅舍府第庄舍,亦自创造船只,从便撑驾往来,则无官府捉拿差拨之患。若州县欲差船只,多给官钱和雇,以应用度。杭城乃辇毂之地,有上供米斛,皆办于浙右诸郡县,隶司农寺所辖。本寺所委官吏,专率督催米斛,解发朝廷,以应上供支用。搬运自有纲船装载,纲头管领所载之船,不下运千余石或六七百石。官司亦支耗券雇稍船米与之。到岸则有农寺排岸司掌拘卸、检察、搜空。又有下塘等处,及诸郡米客船只,多是铁头舟,亦可载五六百石者,大小不同。其老小悉居船中,往来兴贩耳。寺观庵舍船只,皆用红油
滩,大小船只往来河中,搬运斋粮柴薪。更有载垃圾粪土之船,成群搬运而去。北新桥外赵十四相公府侧,有殿前司红坐船,于水次管船。军士专造红酝,在船私沽。官司宽大,并无捉捕之忧。论之杭城辐辏之地,下塘、官塘、中塘三处船只,及航船鱼舟钓艇之类,每日往返,曾无虚日。缘此是行都士贵官员往来,商贾买卖骈集,公私船只,泊于城北者夥矣。[26]
吴自牧客观地记载了临安地区因士贵官员往来以及商贾买卖的原因,而常致许多纲船(漕船)、航船、渔舟、钓艇等内河船只停留于此。由于十三世纪北方精英的大举南迁,尤其是宋时南移,京都汴京的宋船造型可能是最接近南宋杭城河船造型的参考。
北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中的漕船
北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中的内河船只局部放大图
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中的内河船只是作者依据当时的亲眼观察所绘,极具参考价值。但是,张择端也好,吴自牧也罢,他们作为文人墨客也仅仅是摘录或选择性地记录了较为典型的一些内河船。他们的记载并不完全。要比较全面仔细地了解杭州内河船只,只有通过曾经在杭州北新关被征收过关税的实录船只记载,才能准确予以回答。清代许梦闳所编《北新关志》中,附录了北新关所见70余幅船式图。这可谓研究杭州内河船只最重要的史料。据《北新关志》所录船式图,有杭州船、杭州湖墅船、杭州大洞子船、杭州赶船、杭州泥塔头船、余杭区摊圆拉、余杭区摊阔拉、邵伯开稍船、扬州飞沙船、镇江板船、镇江摆渡船、镇江拦水船、宁波穿、吴江尖头船、湖州花船、苏州船、苏州荡湖船、嘉兴圆篷船、嘉兴齐门船、长安摊船、嘉定船、嘉定平头船、丹阳划船、南浔航船、南京满江红等。上述《北新关志》所绘内河船又以摇船、河船、划船、桨船、阔头船船式为主,皆详细列于松浦章《清代内河水运史研究》一书中,此不赘言。[27]
据清雍正《浙江通志》记载,明宣德四年(1429),统治者在杭州“据桥而关,以榷民舟算商税”,即为了收取运河上船料和商税,在杭州北新桥附近设立钞关,又因北桥而得名,取名为北新关。明朝以来,全国共有八大钞关:九江、崇文门、河西务、临清、湖墅、扬州、北新、淮安。其中北新关就在杭州,除此之外,杭州还有南新关和洋关。[28]北新关的《关志》最早于明嘉靖十三年(1534)由北新关主事王文儒编修,随后在明嘉靖二十三年(1544)、庆隆三年(1569)、万历十七年(1589)、万历四十六年(1618)、崇祯七年(1634)、清顺治三年(1646)、康熙二十二年(1683)、雍正九年(1731)均有编修。[29]在雍正九年(1731)刊行的许梦闳所编《北新关志》十六卷中,附录有部分船式图,对于本节研究尤为重要。
杭州船报摇船
此外,通过北新关的各种船只名称,还可以通过康熙《大清会典》关于北新关征收过船料的记载予以分析。据康熙《大清会典》卷三十四《课程三·关税》载,通过北新关的各色船式有长船、剥船、赣船、河船、焦湖船、浆船、沙船、边江船、罗子头船、落脚头船、王巷船、乌船、船、太湖船、宜兴船、马口船、划子船、匾船、摊船、摇罗船、航船、脚船、摇船、阔头船、尖船等二十多种船式。徐吉军研究员从船只所载运的对象及所属关系,将杭州内河船只又划分为客货混杂船、货船、客船、纲船、家船、贩米船、寺观磨舍船只、粪船、渔船、红座船、撩河船等类型,[30]亦可供参考。刊于乾隆五十七年的《商贾便览》中,虽以记录江西省所见船只为主,但也记录了车牌子、盐船、满江红等航行于扬州、湖广等地的江南船只。在二十世纪初编制的《中国省别全志》“浙江省”中,又记录了常航行在浙江省内河河道以及钱塘江的乌山船、乌篷江船、戎克船、开梢船、徽江船、江山船、江船、航船、交白船、江北船、吴江快船、小划船、常州船、常熟船、蒋村船、湘扁子船、长安船、长船、驳船、八舱船、百官船、蒲鞋船、满江船、无锡快船、无锡西庄船、明塘船、网船、六舱船、菱湖船等船只。[31](www.chuimin.cn)
清雍正《北新关志》附录船式图,藏于浙江省图书馆,馆藏编号:善1771
笔者这里特别提及一下与运河漕运密切相关的漕船。漕船也被称为漕舫、纲船。我国古代主要造船基地集中在长江中下游和东南沿海一带,如宣(今安徽宣城)、润苏常(今江苏镇江、苏州和常州)、湖杭越(今浙江湖州、杭州和绍兴),以及南方的福州、泉州和广州。秦汉时期,在全国可能就已经有五个主要的舟船制造地区。[32]在我国唐代时期,就已经可以制造较为先进的内河船只与海运船只。《唐语林》卷八记载,大历、贞元年间,有“俞大娘航船”,规模之大,简直能自成一座城镇,其中有街巷交错,“居者养生、送死、婚嫁悉在其间”。贞观二十一年(647),朝廷要求江南十二州造大船百艘,欲以征高丽。以上史料皆说明了唐代所具有的造船能力。故而,当我们看到唐朝刘晏所造的歇艎支江大船一次可以运输漕粮一千石,这种小船也能运输五百石左右的时候,我们并不会感到惊讶。宋代漕船则基本上沿袭了唐代漕船旧制,前文所述北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中的大型漕船,也是印证。《梦粱录》卷一二《河舟》中有关南宋杭城“搬运自有纲船装载,纲头管领所载之船,不下运千余石或六七百石”[33]的记载,则是杭州运河漕船运送物资的明确记载。
明代在前代的基础上统一了漕船的形制。比如政府规定船底长五丈二尺,其板厚二寸。其材料一巨楠木为上,栗木次之。头尾各长九尺五寸,船底宽六尺,船尾底宽五尺;一般有十四个船舱,船舱深度在四到四点五尺左右,大概可以运米二千石。同时还规定了楠木,杉木建造的漕船三年小修,六年大修,十年则要更换新船。松木制造的漕船则要两年小修,三年大修,五年就得更换新船。清代的运河漕船基本沿袭明代旧制,而有关杭州的运河漕运情况,尤其是船只情况,前文利用《北新关志》已经进行了说明。
明·宋应星《天工开物》中的漕舫
明代运河漕船,1956年发现于梁山县宋金河支流,藏于山东博物馆
清·陈梦雷编《古今图书集成》中的漕舫
行经杭州地区的内河船只形象,引自《康熙南巡图》第九卷
此外,为了满足南粮北送的巨大需求,在官方漕运制度中,往往给予了私漕的生存空间。如薛向在王安石的支持下,他还雇募了一部分商船参加漕运, “与官舟分运, 以相检查”,一则为了减少官舟侵盗,二则客观刺激了民间运河商贸业的发展。这也说明,运河漕运不仅跟官方漕船有关,而且跟内河各种民间船只亦有密切的联系。有关频繁往来杭州地区的民间船,有关其具体形制、吨位、特点等研究,可参考朱惠勇《杭州运河船》一书。此外,我国大运河上的各式船只形制也并非一成不变,随着造船技术与运输需要,各种运河船只的形象不仅留在了我们中国人的视野中,同样也留在了许多入华的外国人眼中。
十八世纪末马嘎尔尼使团成员所绘运河渔船[34]
威廉·亚历山大笔下的中国船民
有关朝廷之厨: 杭州运河文化与漕运史研究的文章
十八世纪以来,法国著名汉学家杜赫德于1735年所编著的《中华大帝国志》[64]被认为是此前编成的耶稣会士报道与研究中国之集大成者。其中5张可以确认是1883—1886年格罗夫斯在杭州拍摄的。他还在《在华五十年》一书中,拍摄了当时杭城的河道水门照片。十九世纪以后,欧美关于杭州运河的内容越来越多。......
2023-10-31
Francesco Valegio《行在鸟瞰图》我们可以发现,虽然该图像描写的是杭州城,但是实际上整个绘画都是以威尼斯这样的水城作为创作参考。Francesco Valegio根据马可·波罗的记载以及自己对杭州的想象,绘制了一个具有欧洲异域风情的杭州运河城市图像。此例亦可实证杭州运河形象在欧洲图书中的传播与流变,尽管这一杭州运河的形象是虚构与借鉴的居多。......
2023-10-31
元朝统治者先后开凿济州河、会通河、通惠河,形成以北京为中心,南抵杭州的京杭大运河。特别是这一时期新修的“通惠河”,使得新的京杭大运河比绕道洛阳的隋唐大运河缩短了900多公里。京杭大运河一向为历代漕运要道。明成祖迁都北京后,漕粮的北运再次成为朝廷头疼的议题。京杭大运河沿线城市也得以进一步发展。康熙、乾隆年间,清政府在大力治理京杭大运河各地河道的同时,又......
2023-10-31
[24]通过上述分析,作为春秋时期吴越争霸战场的钱塘江沿岸,为了军事运输而人工修筑的百尺渎就显得非常重要,尤其是对于我们追溯杭州运河发展变迁的早期历史。但是,春秋时期杭州城区内部的运河河道系统尚未形成,所以我们认为春秋末期是杭州运河系统依托江南运河系统形成而不断发展的孕育时期。如今,这两个县均属于杭州行政区域。故,秦统一时期,以杭州作为运河南端的江南运河系统已经完全形成。......
2023-10-31
[4]此外,中国古代研究者也认识到漕运物资也不仅仅是粮食。他们皆是从狭义的概念诠释中国古代漕运的内涵,即认为漕运就是谷物粮食的水运。[7]这种狭义的理解,虽然认识到中国古代漕运的基本特征与基本功能,但是并没有把漕运看成一个不断演变的历史过程。......
2023-10-31
到元朝中期,杭州城内运河年久失修加之河中垃圾污染等问题,已经严重影响杭州城市民众的日常生活。元武宗至大元年,江浙行省令史裴坚认识到杭州运河漕运久疏管理带来的问题,他要求予以修浚杭城运河:龙山河在杭州城外,岁久淤塞。元后期,杭州运河再次面临严重淤塞,迫使北方统治者不得不再次下令修浚。这也说明元时期的杭州运河漕运繁荣程度不及南宋时期。......
2023-10-31
为了避免南北朝时期的分裂局面,有效控制江南地区,隋炀帝于大业六年在春秋战国以来所形成的人工河道与自然河道的基础上,开凿了由京口至余杭的江南运河。正是在这个时候,隋以来的南北大运河漕运管理体系才真正建立起来。司马光所谓的“置驿官”正是预示着杭州运河漕运管理制度系统化、常规化的开始。江南运河的开通,使得杭州成为南北大运河水运系统一个重要的节点城市,自此杭州的经济与政治地位大幅提升。......
2023-10-31
六朝时期,秦以来的江南运河又进一步发展。而钱塘江南岸的浙东运河则是六朝时期江南运河向东延展和完善的代表性工程。所以,该时期钱塘江和浙东运河间频繁漕运的事实,不言而喻。浙东运河西段漕运功能的显现,自然也要求杭州里运河系统不断完善。杜元懿所谓“商旅往来,倍多常岁崐。西陵牛埭税,官格日三千五百;如臣所见,日可增倍”的税收财报分析,确证了杭州运河漕运贸易交易的繁荣。......
2023-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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