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世纪以来,法国著名汉学家杜赫德于1735年所编著的《中华大帝国志》[64]被认为是此前编成的耶稣会士报道与研究中国之集大成者。其中5张可以确认是1883—1886年格罗夫斯在杭州拍摄的。他还在《在华五十年》一书中,拍摄了当时杭城的河道水门照片。十九世纪以后,欧美关于杭州运河的内容越来越多。......
2023-10-31
唐以前,统治者主要采用直达法以运送江南地区漕粮至京都。如《新唐书·食货志》所载:“江淮漕租米至东都输含嘉仓,以车或驮路运至陕。”唐开元以后,统治者主要采用转般法。唐玄宗任命裴耀卿(681—743)为江淮河南转运使,改进漕运。江淮漕粮物资过长江、淮河之后,至河阴县纳入河阴仓(今河南河阴县东)即可返回。唐代宗时期,刘晏进一步发展了裴耀卿的分段运输法,江南漕运物资到扬州止,正所谓“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江南之运积扬州”。[7]北宋时期,转般法得到完善:“凡水运自江淮、南剑、两浙、荆湖南、北路运,每岁租籴至真(今江苏仪征县)、扬(今江苏扬州市)、楚(今江苏淮安县)、泗州(今江苏盱眙县西北淮水西岸),置转船仓受纳,分调舟船计纲溯流入汴下至京师。真扬楚泗四地。”倪玉平先生认为:“传统社会早期的漕运泛指官方物资的水运,它的内容多样,诸如粮食、木材、金属等物质的运输,均可视为漕运。到了宋元以后,随着漕运制度的发展,漕运便专指漕粮运输。”[8]明代漕臣就认为:“夫江南,朝廷之厨也。”[9]这一生动比喻无疑说明了江南税赋对于国家统治的重要性。
从整体上来说,江浙漕运物资中以粮食、茶叶、纸张、瓷器、丝织品比重最大。此外,竹木柴草、四时瓜果乃至海鲜水产也经由运河以贡赋形式输往政治中心。而北方食盐、棉花和豆、梨、枣等则沿着运河南调江南。从纲运分类看漕运物资的话,还可按物种分,有米纲、粮纲、绢纲、布纲、糖纲、香药纲、钱纲、马纲、牛纲、羊纲、盐纲及粮斛马料纲。按货色品质分,则有细色纲与粗色纲;细色纲即龙脑、珍珠之类;乳香、檀香之类属粗色纲。
首先,我们从历史变迁过程中,管窥以杭州为中心的江南地区各种漕运物资运输的记载。《吴越春秋·勾践阴谋外传》第九载:“十三年,越王谓大夫种曰:‘孤蒙子之术,所图者吉,未尝有不合也。今欲复谋吴,奈何?’[10]种曰:‘君王自陈越国微鄙,年榖不登。愿王请籴,以入其意。天若弃吴,必许王矣。’[11]越乃使大夫种使吴,因宰嚭求见吴王。辞曰:‘越国洿下,水旱不调,年榖不登,人民饥乏,道荐饥馁,愿从大王请籴,来岁即复太仓,惟大王救其穷窘。’”[12]吴王曰:“越王信诚守道,不怀二心,今穷归愬,吾岂爱惜财宝,夺其所愿?”[13]不过吴王的好心,并没有得到勾践的回报。“二年,越王粟稔,拣择精粟而蒸还于吴,复还斗斛之数,亦使大夫种归之吴王。王得越粟长太息谓太宰嚭曰:“越地肥沃,其种甚嘉,可留使吾民植之。”于是吴种越粟,粟种杀而无生者,吴民大饥。”[14]这则故事虽然讲的是吴国与越国通过粮食而开展的斗争,但从侧面反映了漕粮运输在江南地区的历史悠久性。
此外,在《吴越春秋·勾践归国传》卷八中还记载了其他贡货物资:“‘吴王好服之离体,吾欲采葛,使女工织细布献之,以求吴王之心,于子何如?’群臣曰:‘善。’乃使国中男女入山采葛,以作黄丝之布。欲献之。越王乃使大夫种索葛布十万,甘蜜九党,文笥七枚,狐皮五双,晋竹十廋,以复封礼。吴王得之曰:‘以越僻狄之国无珍,今举其贡货而以复礼,此越小心念功,不忘吴之效也。夫越本兴国千里,吾虽封之,未尽其国。’”这则故事提及越国将“葛布十万,甘蜜九党,文笥七枚,狐皮五双,晋竹十廋”作为贡货献于吴王,说明了吴越时期江南物资的转运与流通。隋唐以后,杭州作为“东南名郡”,经济地位逐步提高。唐代沈亚之《杭州场壁记》卷六中记载:“国家始以输边储塞,不足于用,遂以盐铁榷估为助,使吏曹计其入于郡县近利之地。得为院盐畑之署,以差高下之等。顾杭州虽一畑耳,然则南派巨流,走闽禺瓯越之宝货,而盐鱼大贾,所来交会,每岁官入三十六万千计。近岁淮河之间,颇闻其费。自是汲利之官益重矣。”[15]
作为南宋都城的临安,更是漕运转输的中心。《宋会要辑稿》记载:“自临安至于京口,千里而远,舟车之轻从,邮递之络绎,漕运之转输,军期之传送,未有不由此涂者。”[16]陆游《常州奔牛闸记》记载:“自天子驻畔临安,牧贡戎费,四方之赋输,与邮置往来,军旅征戍,商贾贸迁者,途出于此,居天下十七。其所系岂不愈重哉?”[17]当然,通过运河而流转的物资远不止上述这些。万历时编纂的《杭州府志》载:杭州“为水陆要冲,盖中外之走集,而百货所辏会”。清代通过江南运河与浙东运河汇集于杭州的货物更多,其中“杭之荣、藕粉、纺绸、杭扇、剪刀;湖之笔、绉、纱;嘉之铜炉;金(华)之火腿;台(州)之金儒、叠鱼,亦皆擅土宜之胜而为四方之所珍者”[18]在杭州市场尤为有名。清人吴中孚《商贾便览》载:“杭州府风俗:珍异所聚,商贾并辏,秀美人文,儒术为盛。土产:绫、罗、绸、缎、纱、丝、线、纸、棉布、龙井茶、锡箔、藕粉、杨梅、笋、莼菜、黄精、铅粉、帽纬、茯苓、麦冬、於潜白术、西湖鳗鱼、鱼、昌化图画石、杭扇、绵。”[19]
此外,要说杭州地区的特色运河商贸物资,就不得不提丝织品、锡箔、纸张书籍。唐“安史之乱”以后,江南丝织业发展超过北方。北宋以来,杭州官私丝织坊(机户)形成规模,成为丝织业中心。据《元和郡县志》和《新唐书》载,绯绫、白编绫、纹绫、柿蒂绫皆为皇室贡品,尤为著名。南宋临安武林门外夹城巷官办织锦机300张,私坊无数。明朝人张瀚在《松窗梦语》卷四《商贾纪》中曰:“余尝总览市利,大都东南之利,莫大于罗、绪、绢、纻,而三吴为最。”元朝在杭州设官办文锦局。明嘉靖年间(1522—1566),杭州盛产绫罗、苎丝、纱、绢、绸、绵等,且这些丝织品均有花、素两类。到清代,杭州丝织品种类在原来的基础上又新增了缎、锦、剪绒、纺绸、绵绸、画绢、画缓、茧绸、帽续、丝线等品种。杭州的锡箔业曾被誉为清代“杭城第一公道生意”。据《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九四九《杭州府物产考》的记载,杭州生产锡箔的作坊或工场,集中在孩儿巷、贡院后及万安桥西一带,制造者不下万家。每当三鼓,则万手雷动,一派繁忙的景象。杭州生产的锡箔除了自用之外,绝大部分还是经过运河运往了别处,这么说吧,近自周边地区,远至京师。南北朝时期余杭由拳村黄腾纸尤为著名。唐时,杭州腾纸(上细黄白状纸)为贡品名纸。宋时,杭州及会稽皆为浙江最重要的造纸基地。这一时期,杭州的刻书业也有长足发展。明代谢肇湘《五杂组》卷一三《事部一》说:“宋时刻本,以杭州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到了明代,杭州刻印的书籍,在质量上虽不如苏州、常州、南京等地精美,也不如福建所印之多且价廉,但在当时人们心中,仍把杭州与苏州、福建并称为明代的三大刻书中心。其时,杭州的刻书业主要集中在镇海楼外、涌金门内、粥教坊、清河坊前一带。虽然杭州已是当时著名的刻书业中心,但是也有人用船经运河将书籍运至文化发达的杭城来售卖。在同治年间的《湖州府志》卷三三《舆地略·物产下》引《湖录》就记载了,“书船出乌程织里及郑港、获港诸村落。吾湖藏书之富,起于宋南渡后直斋陈氏。明中叶,如花林茅氏,最舍凌氏、闵氏,汇沮潘氏,雉城臧氏,皆广储签帙。旧家子弟好事者,往往以秘册镂刻流传。于是,织里诸村以此网利,购书于船,南至钱塘,东抵松江,北达京口,走士大夫之门”。
当然上述代表性商品只是以杭州为代表的江南经济产品中的一部分。据明代王士性《广志绎》卷四《江南诸省》记载,明代杭州几乎汇集了来自海内外各地的商品。而明清以来杭州繁荣的商业氛围,可从花样繁多的业态感受一下。乾隆《杭州府志》一零九载:
小经纪,他处所无有者,曰开先牌、曰试篮、曰掌记册、曰字本、曰诸般簿子、曰交床、曰礓擦子、曰油单、曰蒲坐、曰裁板尺、曰鞋楦、曰棒槌、曰钱索、曰襟膊儿、曰弩弦、曰琴阮弦、曰棋盘、曰壶筹、曰印色盝、曰扇牌、曰香饼、曰胶纸、曰诸色盘盝儿、曰香椽络、曰吊挂、曰发垛儿、曰头发、曰抹领、曰钮扣子、曰搭罗儿、曰鞋带、曰香袋儿、日符袋儿、曰面花儿、曰画眉七香丸、曰稳步膏、曰手皴药、曰头发掠、曰纰刷儿、曰篦子剔、曰消息子、曰凉筒儿、曰烟帚、曰糊刷、曰香炉灰,曰药棉、曰灯草、曰肥皂团、曰烘篮、曰食罩、曰檑槌、曰砧头、曰竹钉、曰鸡笼、曰猫窝、曰见成皮鞋、曰旧铺衫、曰风筝、曰口簧、曰粘竿,曰钓钩、曰闹蛾儿、曰毽子、曰千干、曰绢孩儿、曰竹猫儿、曰勃鸽铃、曰促织盆、曰虫蚁食,以上诸物,每一事率数十人,各专藉以为衣食之地。[20]
在清雍正九年(1731)完成的《北新关志》中,有更具体的关于杭州运河物资出入的记录。为了更加合理地征收各牙行货物通过北新关的税费,书中以春夏秋冬四季为例,明确记录了周边各县季钞行数。作为杭州段大运河重要的钞关,这样的信笔实录为我们了解杭州运河贸易物资的种类提供了最为客观的一手材料:(www.chuimin.cn)
春季例:
春笋行、鱼秧行、桑秧行、蓑草行、猪毛行、鸡毛行、芥菜行、芽豆行、蟛行、螺蛳行、
)蛈行、韭菜行、沙藤行、黄蚬行、残烛行、寸头鱼行、泥人行、春菜行、种蔗行、泥藕秤手。夏季例:
茶行、蚕行、匾行、边丝秤手、茧行、帘行、绵行、蚕生纸行、网行、蒜行、虾行、做绿柴行、鳗行、苗行、扇行、蚕炭行、青叶行、丝秤手、麦草行、线秤手、炭屑行、罡烀行、叶筇行、种姜行、蚕豆行、霉豆行、青笋行、霉鱼行、笋干行、杨梅行、桃子行、杨梅于行、李子行、樱桃行、花红行、藕秤手、枇杷行、乌梅行、西瓜行、冬瓜行、香瓜行、菜瓜行、黄瓜行、葫芦行、茄子行、菜子行、海蛳行、菜饼行、香油行、火面行、小粉行、黄鱼行、海鱼行、白鱼行、鲥鱼行、鳗鱼行、茭白行、虾皮行、水鲞行、水草行、水鸡行、鱼花行、香春行、田炭行、苗卤行、接手、纱接手,羊毛石花行、边笋行、夏布行、石榴行、水海蜇行、老姜行、蓑衣行、葛布行、黄草布行、凉鞋行、过茶行、箬帽行、犁头铁行、苗肥行、帽胎行、虾笼行、白菜行、火酒行、甲鱼行、鯌鱼行、水门冬行、苗柚行、腌蛋行、火麦行、玫瑰花行、花箬行、放米行、红笋行、包茶纸行、梅子行、芦箬行、三楞草行、包茶箬行。
秋季例:
茭白行、茭草行、菱行、栗子行、梨行、南枣行、蟹行、青姜行、芋艿行、橙子行、香圆行、百合行、柿子行、菊花行、烘豆行、青豆行、茱萸行、肥皂行、田虾行、黄麻行、爆草行、麦竿行、柳条行、菜秧行、树皮行、萌便行、菱缸行、蕨粉行、佛手行、橄榄行。冬季例:
虾米行、枯叶行、羊毛行、水纱布行、箨帚行、皮屑行、灯盏行、花核油行、冬笋行、树根行、冬帽行、碎鱼秤手、糠行、榧子行、糟行、汤猪秤手、朴草行、甘蔗行、橘子行、车心木行、泥蛏行、冬笋行、香芋行、萝卜菜行、瓜子行、风菱行、白果行、拆花秤手、谷草行、新米行、灯草行、棉线秤手、毡帽行、萝卜行、谷行、棉纱秤手、柏子行、柿饼行、蒲鞋行、柏子车行。[21]
我们还可以从更大区域的视野来审视运河漕运及其物资状况。据曾为漕运总督的杨锡绂乾隆三十五年(1770)著《漕运则例篆》所录,浙江、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等地漕船由南而北运行时所携带的商货,有如下品类:农产、棉纺织品、丝织品、油类、酒类、干鲜果品、各种食物、纸张、竹木藤品、各种杂货、铁铜器、药材。[22]上述运河漕运物资品类,应该是比较准确又真实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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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0-31
[4]此外,中国古代研究者也认识到漕运物资也不仅仅是粮食。他们皆是从狭义的概念诠释中国古代漕运的内涵,即认为漕运就是谷物粮食的水运。[7]这种狭义的理解,虽然认识到中国古代漕运的基本特征与基本功能,但是并没有把漕运看成一个不断演变的历史过程。......
2023-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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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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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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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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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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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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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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