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以来,天津周边地区水旱灾害连绵频仍,关内河北、山东、山西的大量难民挈妇将雏涌入天津。以码头为特色的市俗文化,表现在民间艺术上是曲艺,因而天津成为北方曲艺的大码头。以码头为代表的天津市俗文化,表现在村镇街巷命名上很是随意,尤其是外地人迁入聚居的新里巷。但也应看到,由于码头文化的主体部分是失去土地的北方农民。......
2023-09-01
杭州码头以城南和城北两个码头尤为知名。《万历钱唐县志·纪疆》载:“杭州襟江带河,北抵燕而南际闽。在城诸河,仅若浍渎,取行水道而已。舟航鳞次,信宿不达。以故水轮陆产,辐辏而至者,皆以湖墅、江干为市。”湖墅在城北码头,进而形成了湖墅市,江干则是在城南。关于杭州城南码头的记载,尤其可以参考唐代沈亚之的《杭州场壁记》:“国家始以输边储塞,不足于用,遂以盐铁榷估为助,使吏曹计其入于郡县近利之地。得为院盐畑之署,以差高下之等。顾杭州虽一畑耳,然则南派巨流,走闽禺瓯越之宝货,而盐鱼大贾,所来交会,每岁官入三十六万千计。近岁淮河之间,颇闻其费。自是汲利之官益重矣。”[184]《咸淳临安志》卷五十三中,记录了宋程珌《城南厢厅壁记》对城南码头情况的记载:“粤自东幸,于今百年,钱塘版籍,百倍往昔,南北二厢,设于关外,而分任之地,皆六七十里,顾南厢所统,尤为延袤,北至艮山,南抵南荡,五方杂居,水陆互市。国家封疆万里,多在西南,若衣冠之朝紫宸,琛贡之入太府,皆休车弭担于江皋,用是人滋众,事滋夥。”[185]南宋吴自牧在《梦粱录》卷十二《江海船舰》条中有关于江口码头与下游的龙山码头的描述:“其浙江船只,虽海舰多有往来,则严、婺、衢、徽等船多尝通津买卖往来,谓之长船等只。如杭城柴炭、木植、柑橘、干湿果子等物,多产于此数州耳。明、越、温、台海鲜鱼蟹鲞腊等货,亦上洋通于江浙。但往来严、婺、衢、徽州诸船,下则易,上则难,盖滩高水逆故也,江岸之船甚夥,初非一色,海舶、大舰、纲艇、大小船只,公私新江渔浦等渡船,买卖客船,皆泊于江岸。盖杭城众大之区,客贩最多,兼仕宦往来,皆聚于此耳。”[186]江口码头与下游的龙山码头同样属于杭州城南码头的组成部分。南宋葛澧《钱塘赋》中记载城南码头贸易物资的名录最详细:“江帆海舶,蜀商闽贾,水浮陆趋,联樯接武。红尘四合,骈至丛贮。但蠢聚谬,挥袂风举。息操倍蓰,功辨良苦。乃有安康之麸金白胶,汝南之蓍草龟甲,上党之石蜜资布,剑南之缟纶笺锦。其他球琳琅矸,铅松怪石,螟珠撅丝,托干栝柏,金锡竹箭,丹银齿革,林漆丝臬,蒲鱼布帛。信都之枣,固安之桌,暨浦之三如,奉化之海错,奇名异状,夥够堆积。贸易者莫详其生,博洽者畴克遍识。”[187]
城北码头与市集的发展密切相关。前文所提及的北新钞关,正是由于频繁的贸易往来,而在北新关形成了关市,码头物资也在此集聚。南宋时期的北关已经异常繁荣。冯楫《北关中永安桥记》中就记录了当时的盛况:“钱塘大都,甲于二浙,中有两河,架桥数百所。府北十余里,号北关镇,商贾骈集,物货辐萃,公私出纳,与城中相若,车驰毂击,无间昼夜,而河流阻乎其间。旧有三石桥,行者赖以获济。”[188]
《咸淳临安志》“浙江图”中的上塘河、下塘河、赤岸及清湖三闸
杭州城东的码头规模不如城南和城北,其中有名者,以沙河塘为最。曾于北宋熙宁四年到七年(1071—1074)任杭州通判、元祐四年到六年(1089—1091)任杭州知州的苏轼在《望海楼晚景五绝》描写沙河塘:“沙河灯火照山红,歌鼓喧喧笑语中。为问少年心事在,角巾欹侧鬓如蓬。”[189]苏轼描述沙河繁荣之诗词还有很多,如《湖上夜归》:“入城定何时,宾客半在亡。睡眼忽惊矍,繁灯开河塘。市人拍手笑,状如失林獐。”[190]北宋词人晁补之《七述》里也记载了沙河塘的繁华:“宝则缪琳珊瑚,玛瑙碔硖,药化之玉,火化之珠,红黄白绿,磊落满椟。北商南贾,百金不鬻。沙河雨晴月照,灯明席张,案设左右,煌荧远而望之,夺人目晴。”[191]明代田汝成《西湖游览志》卷二一《委巷丛谈》载:“沙河,宋时居民甚盛,碧瓦红檐,歌管不绝,官长往往游焉。故苏子瞻诗云:‘云烟湖寺家家境,灯火沙河夜夜春。’又其佐郡时,意有所属,比来守郡,则其人已去矣。故其诗云:‘惆怅沙河十里春,一番花老一番新。小楼依旧斜阳里,不见楼中垂手人。’盖亦杜樊川寻春较迟之慨也。”[192]
【注释】
[1]明·丘濬:《大学衍义补》,京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309页。
[2]明·何乔远:《名山藏》,张德信等点校,福建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350页。
[3]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566页。
[4]倪玉平:《清代漕粮海运与社会变迁·绪言》,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版,第8—9页。
[5]张舜徽:《说文解字约注》,中州书画社1983年版,第121页。
[6]汉·许慎:《说文解字》,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237页。
[7]吴琦:《“漕运”辨义》,引自吴琦:《漕运·群体·社会:明清史论集》,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页。
[8]汉代“漕渠”名称出现,特指汉武帝时在关中开凿的西起长安、东通黄河的水利工程。后世漕渠的含义就是泛指用于漕运的人工河道(即运河)。
[9]唐代杜佑《通典》载:“天宝二年,左常侍兼陕州刺史韦坚开漕河,自苑西引渭水,因古渠至华阴入渭,引永丰仓及三门仓米以给京师,名曰‘广运潭’。”
[10]陈桥驿主编:《中国运河开发史》,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8页。
[11]吴欣:《大运河文化的内涵与价值》,《光明日报》,2018年2月5日第14版。
[12]宋·周淙、施谔:《南宋临安两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97页。
[13]吴欣:《大运河文化的内涵与价值》,《光明日报》,2018年2月5日第14版。
[14]明·宋濂等:《元史(中)》,阎崇东等校点,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895页。
[15]耿相新、康华等编:《明史》,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452页。
[16]耿相新、康华等编:《明史》,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452页。
[17]赵尔巽:《二十四史(附清史稿)》第十一卷《清史稿(上)》,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904页。
[18]吴欣:《大运河文化的内涵与价值》,《光明日报》,2018年2月5日第14版。
[19]吴欣:《大运河文化的内涵与价值》,《光明日报》,2018年2月5日第14版。
[20]吴士勇:《古代治水、开河与通漕的历史逻辑》,《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第155页。
[21]吴故水道应自今江苏苏州西北,穿过漕湖,逆泰伯渎与江南运河而北,再径阳湖,于江阴利浦出长江,以达扬州。大约开凿于邗沟以前或同时。参见魏嵩山、王文楚:《江南运河的形成及其演变过程》,《中华文史论丛》1979年第2辑,第306页。
[22]百尺渎大约开凿在吴越争霸前期,原在钱塘江北岸萧山东北河庄山,宋元以后钱塘江流经路线逐渐北移,故导致该山变到钱塘江南岸。百尺渎又称为百尺浦,距海宁盐官镇西南20公里,今杭州萧山区尚有“百尺溇”地名。百尺渎南端入江口为百尺浦,然后由百尺浦西北而上,经语儿乡(今嘉兴南)、由拳辟塞(今嘉兴),直达吴国国都(今苏州),足见百尺渎是一条沟通钱塘江与杭嘉湖平原和宁绍平原的重要人工运河。
[23]东汉·袁康:《越绝书全译》,东汉·吴平辑录、俞纪东译注,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3页。
[24]魏嵩山、王文楚:《江南运河的形成及其演变过程》,《中华文史论丛》1979年第2辑,第306页。
[25]东汉·袁康、吴平:《越绝书》,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56页。山阴故水道至今犹在,http://www.sohu.com/a/159626120_99960016。
[26]杭坞在今日杭州萧山区东衙航坞山麓,固陵城即今杭州萧山区城厢镇瓦窑村的后城山上,现在是萧山西南边的越王城遗址,仅有城墙一段。
[27]春秋末,吴王夫差北上争霸,于公元前486年筑邗城(今扬州),开通邗沟。邗沟是沟通长江和淮河的早期古运河,又名渠水、韩江、中渎水、山阳渎、淮扬运河、里运河。后多次疏浚、拓宽。
[28]春秋末,吴王夫差为和晋侯会盟于黄池(今河南封丘),于公元前482年挖通菏水(今仿山河与柳林河),连接济水和泗水,沟通了江、淮、河、济四大水系。荷水又名深沟,今属山东菏泽。
[29]陈述主编:《杭州运河历史研究》,杭州出版社2006年版,第9页。
[30]姚汉源:《京杭运河史》,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1998年版,第34页。
[31]陈述主编:《杭州运河历史研究》,杭州出版社2006年版,第3页。
[32]魏嵩山:《杭州城市的兴起及其城区的发展》,引自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历史地理》编辑委员会编:《历史地理(创刊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60—168页。
[33]东汉·袁康:《越绝书全译》,东汉·吴平辑录、俞纪东译注,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65页。
[34]南朝宋·范晔:《后汉书》,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2379页。
[35]当为以湖沼形态著称的云梦泽,位于今江汉平原之内,南缘以大江。
[36]即沿长江顺流而下。
[37]《史记正义》云:“《括地志》:‘舒州同安县东。’”唐舒州,即今安庆市。
[38]即今马鞍山市西南、当涂县西北之采石矶。
[39]秦置县。故地在今安徽当涂县与江苏溧水县之间的小丹阳。
[40]即秦置鄣郡,治故鄣,其地在今浙江长兴县西南。
[41]即今浙江省余杭区。
[42]槿头,古地名,无资料可查证,但从《越绝书》原文的上下文分析,从余杭东至槿头,再折西百二十里渡江经诸暨赴会稽,此“槿头”必为钱唐县境内的地名无疑。故而有专家分析认为槿头即今杭州西湖东北的宝石山。
[43]魏嵩山、王文楚:《江南运河的形成及其演变过程》,《中华文史论丛》1979年第2辑;陈述主编:《杭州运河历史研究》,杭州出版社2006年版,第11页。
[44]唐·李昉:《太平御览》卷一百七十《州部》,引自王国平主编:《西湖文献集成》第1册《正史及全国地理志等中的西湖史料专辑》,杭州出版社2004年版,第420页。
[45]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全译(下)》,陈桥驿等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370页。
[46]汉武帝时期,钱唐县为会稽郡西部都尉治。新莽时期,改钱唐县为皋亭县,改余杭县为进睦县。东汉初,复名钱唐、余杭。汉光武帝建武六年(30),西部都尉治撤销,并钱唐入馀杭。约在安帝时,又恢复为钱唐县。汉顺帝永建四年(129),会稽郡分为吴郡和吴兴郡,钱唐县属吴郡,余杭属吴兴郡。
[47]西汉·司马迁:《史记·河渠书》,吉林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11页。
[48]宋·李昉编纂:《太平御览》(第一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639页。
[49]陈述主编:《杭州运河历史研究》,杭州出版社2006年版,第12页。
[50]东汉·袁康、吴平:《越绝书》,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56页。
[51]《嘉泰会稽志》卷十《水》,转引自邱志荣、陈鹏儿:《浙东运河史》,中国文史出版社2014年版,第6页。
[52]西兴运河指的是浙东运河西段,主要是指疏浚山阴故水道,连接萧山至绍兴等区域自然河道、湖泊,以贯通萧绍平原的人工河道。浙东运河往往又被看作京杭大运河的延长段,中国大运河系统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53]埭指的是拦河堵水的土坝,即“蓄水谓之埭”,用以平水,蓄水通航。埭边坡一般较缓,用草泥作润滑物,以便牵引船只越过埭坝。
[54]陈代又称为奉公埭,似废于唐代,唐末不见记载。唐代兴建海塘,废埭设堰,唐代中后期在西陵设置西陵堰,为西陵埭的替代工程。参见陈志富:《萧绍运河的开挖和发展变迁》,引自《中国大运河水利遗产保护与利用战略论坛》,第220—221页。
[55]邱志荣、陈鹏儿:《浙东运河史》,中国文史出版社2014年版,第3、6、8、9、13页。
[56]牛埭指用牛拉船过土坝的埭。在利用牲口拉船以前,人们都是用人力拖船过埭。
[57]梁·萧子显:《南齐书》,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546—548页。
[58]清·张之鼐:《栖里景物略》,当代中国出版社2014年版,第5页。
[59]隋炀帝大业元年(605)所开的邗沟,所利用的不是吴国邗沟,而是东汉陈登所开凿的邗沟直道。参见潘镛:《隋唐时期的运河和漕运》,三秦出版社1987年版,第38页。
[60]柳浦在今日的杭州城南地区、钱塘江北岸南星桥一带。
[61]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八一《隋纪五》,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2624页。
[62]潘镛:《隋唐时期的运河和漕运》,三秦出版社1987年版,第49页。
[63]魏嵩山:《杭州城市的兴起及其城区的发展》,引自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历史地理》编辑委员会编:《历史地理(创刊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60—168页;徐吉军:《杭州运河史话》,杭州出版社2013年版,第33页。
[64]宋·苏轼:《申三省起请开湖六条状》,引自苏轼:《苏轼文集编年笺注》,李之亮笺注,巴蜀书社2011年版,第177页。
[65]宋·苏轼:《申三省起请开湖六条状》,引自苏轼:《苏轼文集编年笺注》,李之亮笺注,巴蜀书社2011年版,第177页。
[66]徐吉军:《杭州运河史话》,杭州出版社2013年版,第53页。
[67]宋·吴自牧:《梦粱录》卷十一《池塘》,三秦出版社2004年版,第167页。
[68]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33页。
[69]晁补之(1053—1110),字无咎,号归来子,山东巨野人。北宋著名文学家、“苏门四学士”之一。
[70]转引自王国平主编:《运河名城——杭州》,中国文史出版社2009年版,第22页。
[71]陶文鹏、郑园编选:《苏轼集》,凤凰出版社2014年版,第35页。
[72]辛薇主编:《杭商与杭州社会建设》,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5页。
[73]陈述主编:《杭州运河历史研究》,杭州出版社2006年版,第19页。
[74]南宋·范大成:《暮春上塘道中》,引自清·张景星、清·姚培谦、清·王永祺编选:《宋诗别裁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150页。
[75]刘琳等校点:《宋会要辑稿·方域》,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9467页。
[76]刘琳等校点:《宋会要辑稿·食货》,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7570页。
[77]元·脱脱等:《宋史》卷九七,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617—1618页。
[78]宋·陆游:《陆游集》,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2165页。
[79]宋·陆游:《陆游集》,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2411页。
[80]明·萧良幹修,明·张元忭、明·孙鑛纂:《万历<绍兴府志>点校本》,宁波出版社2012年版,第355—356页。
[81]元·脱脱等:《宋史》卷九七,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619页。
[82]宋·王应麟辑:《玉海》卷二三《地理·运路二十一堰》,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7年版,第476页。
[83]宋·陆游:《陆游集》,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2156页。
[84]同治六年(1867)据南宋原刻本摹绘的补刊本《咸淳临安志》。《咸淳临安志》附图是上西下东左南右北绘制,可在线阅览,http://www.chinaknowledge.de/Literature/Science/xianchunlinanzhi.html,检索日期[2018-08-01]。
[85]同治六年(1867)据南宋原刻本摹绘的补刊本《咸淳临安志》。《咸淳临安志》附图是上西下东左南右北绘制,可在线阅览,http://www.chinaknowledge.de/Literature/Science/xianchunlinanzhi.html,检索日期[2018-08-01]。
[86]明·宋濂:《元史》,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1642页。
[87]明·宋濂:《元史》,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1642页。
[88]李修生主编:《全元文》,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154—155页。
[89]现代研究者多认为是张士诚,据阙维民教授考证,应为张士信。参见阙维民:《杭州城池暨西湖历史图说》,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88页;阙维民:《南宋行在临安府的地图再现》,引自杭州市社会科学院南宋史研究中心编:《南宋史研究论丛》,杭州出版社2008年版,第366—382页。
[90]清·张廷玉:《明史》,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328页;朱偰:《中国运河史料选辑》,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72页。
[91]清·张廷玉:《明史》,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328页。
[92]尤宝良、邓红编:《东平湖与黄河文化》,黄河水利出版社2009年版,第12页。
[93]《杭城西湖江干湖墅图》可在线检索:http://digitalatlas.asdc.sinica.edu.tw/map_detail.jsp?id=A104000026,检索日期[2018-07-16]。
[94]赵尔巽:《二十四史(附清史稿)》第11卷《清史稿(上)》,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904页。(www.chuimin.cn)
[95]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32页。
[96]孙忠焕主编:《杭州运河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09—217页。
[97]段必魁《全漕运道图》,可在线检索:http://digitalatlas.asdc.sinica.edu.tw/map_detail.jsp?id=A103000088,检索日期[2018-08-14]。
[98]该示意图可参考《大运河申遗文件》(The Grand Canal,Volume1)中的大运河示意图,madeby State Administra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p.12.
[99]明·黄汴:《一统路程图记》,引自杨正泰:《明代驿站考:增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228、229、265、266、273、276、277、278、279页。
[100]陈学文:《外国人审视中的运河、西湖与明清杭州城市的发展》,《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5期,第82页。
[101]这里所指“浙江”即今钱塘江,参见王国平主编《西湖文献集成》第11册,杭州出版社2004年版,第6页。
[102]陈桥驿:《中国历史名城》,中国青年出版社1986年版,第3页。
[103]秦代会稽郡下属钱唐县就在今灵隐山麓附近。
[104]阙维民:《杭州城池暨西湖历史图说》,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6页。
[105]陵道即陆道。陵水道是挖土修筑陆道而形成的人工渠道。
[106]周绍良主编:《全唐文新编》第2部,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3597页。
[107]唐·白居易:《卢元辅杭州刺史制》,引自白居易:《白居易全集2》,珠海出版社1996年版,第911页。
[108]葛剑雄等:《简明中国移民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6页。
[109]周绍良主编:《全唐文新编》第2部,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3597页。
[110]宋·李昉等编:《文苑英华》第5册,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4268页。
[111]竺可桢:《竺可桢全集》第11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301页。
[112]宋·吴自牧:《梦粱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15页。
[113]宋·欧阳修:《有美堂记》,引自刘扬忠编选:《欧阳修集》,凤凰出版社2014年版,第177页。
[114]陕西师范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编:《历史地理学研究的新探索与新动向:庆贺朱士光教授七十华秩暨荣休论文集》,三秦出版社2008年版,第300页。
[115]宋·袁褧:《枫窗小牍》,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12页。
[116]宋·潜说友:《咸淳临安志》卷五四,引自浙江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宋元浙江方志集成》,杭州出版社2009年版,第958页。
[117]宋·灌圃耐得翁:《都城纪胜》,引自清·朱彭等人:《南宋古迹考(外四种)》,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79页。
[118]蔡践解译:《元曲全鉴》,中国纺织出版社2015年版,第44页。
[119]陆鉴三选注:《西湖笔丛》,浙江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96页。
[120]万历《杭州府志》卷一九,转引自陈剩勇:《浙江通史》第7卷,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76页。
[121]乾隆《杭州府志》卷四十,转引自浙江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浙江通志4》,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1405页。
[122]元·康里脱脱等:《宋史》卷九七,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617页。
[123]刘琳等校点:《宋会要辑稿·方域》,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9467页。
[124]宋·陆游:《陆游集》,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2165页。
[125]宋·陆游:《陆游集》,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2411页。
[126]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264册,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368页。
[127]宋·吴自牧:《梦粱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48页。
[128]宋·周密:《癸辛杂识》续集上《杭城食米》,引自金沛霖主编:《四库全书子部精要》下册,天津古籍出版社、中国世界语出版社1998年版,第850页。
[129]宋·吴自牧:《梦粱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12页。
[130]宋·朱熹:《朱子全书》第2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4326页。
[131]清·丁丙:《武林坊巷志》第六册,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1页。
[132]清·陈梦雷编:《古今图书集成》第69册,中华书局、巴蜀书社1985年版,第83625页。
[133]何忠礼:《略论南宋的历史地位》,《浙江社会科学》2008年第9期,第73页。
[134]《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一三七《吏部·处分例·河工》,转引自清·陈梦雷编:《古今图书集成》,鼎文书局1977年版,第717页。
[135]陶澍:《陶云汀先生奏疏》卷十七《现办漕情形折片》,道光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1826)。
[136]徐吉军:《杭州运河史话》,杭州出版社2013年版,第30页。
[137]宋·苏轼:《苏东坡全集》4,燕山出版社2009年版,第2017页。
[138]刘亚轩:《杭州中东河历史变迁研究》,《河南牧业经济学院学报》2016年第4期,第30页。
[139]郭超主编:《四库全书》,中国文史出版社1998年版,第13页。
[140]张善余:《中国人口地理》,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56页。
[141]周绍良主编:《全唐文新编》第3部,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6152页。
[142]王新龙编:《李白文集》4,中国戏剧出版社2009年版,第5页。
[143]宋·洪迈:《夷坚志》,九州图书出版社1998年版,第1600页。
[144]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五八,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5037页。
[145]陈刚:《南宋江南士大夫与江南法律秩序的构建》,上海浦江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第40页。
[146]宋·吴自牧:《梦粱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13页。
[147]王明德:《大运河与中国古代运河城市的双向互动》,《求索》2009年第2期,第204页。
[148]何一民:《中国城市史纲》,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28—229页。
[149]王明德:《大运河与中国古代运河城市的双向互动》,《求索》2009年第2期,第203页。
[150]陈学文:《明代杭州的夜市》,《浙江学刊》2007年第2期,第106—111页。
[151]清·许梦闳编:《北新关志》卷十一,转引自孙忠焕主编:《杭州运河文献集成》第一册,杭州出版社2009年版,第25—26页。
[152]宋·王十朋、张智主编:《湖墅杂诗》,广陵书店2004年版,序言。
[153]明·王士性:《广志绎》卷四《江南诸省》,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69页。
[154]宋·吴自牧:《梦粱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15页。
[155]宋·吴自牧:《梦粱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48—149页。
[156]陆鉴三选注:《西湖笔丛西湖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96页。
[157]明·郎瑛:《七修类稿》(下册),广益书局1936年版,第38页。
[158]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96页。
[159]杨尔曾(约1612年在世)字圣鲁,号雉衡山人,又号夷白主人,钱塘人。生卒年均不详,约明神宗万历四十年在世。好编刊通俗书籍。他编有小说《东西晋演义》《韩湘子全传》《中国通俗小说书目》。他刊布有《海内奇观》《图绘宗彝》等作品,当时颇为流行。参见明·杨尔曾:《海内奇观》,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5年版,第292—354页。
[160]中共杭州市余杭区委宣传部编:《古今运河》,西泠印社出版社2007年版,第71页。
[161]宋·吴自牧:《梦粱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09页。
[162]清·王同:《塘栖志》卷一,浙江摄影出版社2006年版,第14—15页。
[163]转引自顾志兴:《运河文化名镇塘栖》,杭州出版社2015年版,第47页。
[164]韩应潮所作《栖溪风味十二咏》,引自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浙江省余杭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余杭文史资料(第5辑)》,(出版社不详)1989年版,第152—154页。
[165]刘大培:《杭州运河土特产》,杭州出版社2013年版,第6页。
[166]清·潘衍桐编纂:《两浙輶轩续录》第5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262—263页。
[167]清·卓长龄:《塘栖糖色》,转引自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浙江省余杭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余杭文史资料(第5辑)》,1989年版,第105页。
[168]清·茅德芬:《姚氏糖色》,转引自孙忠焕主编:《杭州运河文献集成2》,杭州出版社2009年版,第806页。
[169]如南宋《淳祐临安志》卷七有“茧桥在艮山门外走马塘”的记载。
[170]王国平主编:《运河名城——杭州》,杭州出版社2009年版,第58页。
[171]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458页。
[172]于立文主编:《永乐大典精选》第4卷,中国华侨出版社2011年版,第1370页。
[173]宋·吴自牧:《梦粱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80页。
[174]明·解缙编:《永乐大典》第7卷,大众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2176页。
[175]徐吉军:《杭州运河史话》,杭州出版社2013年版,第97页。
[176]浙江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宋元浙江方志集成》第1册,杭州出版社2009年版,第381页。
[177]浙江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宋元浙江方志集成》第1册,杭州出版社2009年版,第382页。
[178]浙江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宋元浙江方志集成》第1册,杭州出版社2009年版,第382页。
[179]浙江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宋元浙江方志集成》第1册,杭州出版社2009年版,第383页。
[180]浙江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宋元浙江方志集成》第1册,杭州出版社2009年版,第383页。
[181]浙江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宋元浙江方志集成》第1册,杭州出版社2009年版,第383页。
[182]浙江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宋元浙江方志集成》第1册,杭州出版社2009年版,第383页。
[183]浙江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宋元浙江方志集成》第1册,杭州出版社2009年版,第383—3841页。
[184]宋·李昉等编:《文苑英华》第5册,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4268页。
[185]浙江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宋元浙江方志集成》第2册,杭州出版社2009年版,第957页。
[186]宋·吴自牧:《梦粱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12页。
[187]浙江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宋元浙江方志集成》第3册,杭州出版社2009年版,第1465页。
[188]浙江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宋元浙江方志集成》第2册,杭州出版社2009年版,第页。
[189]宋·苏轼:《苏轼集》,中国戏剧出版社2002年版,第36页。
[190]宋·苏轼:《苏东坡全集》第1卷,北京燕山出版社2009年版,第152页。
[191]转引自王国平主编:《运河名城——杭州》,中国文史出版社2009年版,第22页。
[192]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33页。
有关朝廷之厨: 杭州运河文化与漕运史研究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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