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朝时期,秦以来的江南运河又进一步发展。而钱塘江南岸的浙东运河则是六朝时期江南运河向东延展和完善的代表性工程。所以,该时期钱塘江和浙东运河间频繁漕运的事实,不言而喻。浙东运河西段漕运功能的显现,自然也要求杭州里运河系统不断完善。杜元懿所谓“商旅往来,倍多常岁崐。西陵牛埭税,官格日三千五百;如臣所见,日可增倍”的税收财报分析,确证了杭州运河漕运贸易交易的繁荣。......
2023-10-31
文化的多样性来源于人员的迁徙与交流。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东巡会稽,立石会稽云:
皇帝休烈,平一宇内,德惠攸长。卅有七年,亲巡天下,周览远方。遂登会稽,宣省习俗,黔首斋庄。群臣诵功,本原事迹,追道高明。秦圣临国,始定刑名,显陈旧章。初平法式,审别职任,以立恒常。六王专倍,贪戾慠猛,率众自强。暴虐恣行,负力而骄,数动甲兵。阴通间使,以事合从,行为辟方。内饰诈谋,外来侵边,遂起祸殃。义威诛之,殄熄暴悖,乱贼灭亡。圣德广密,六合之中,被泽无疆。皇帝并宇,兼听万事,远近毕清。运理群物,考验事实,各载其名。贵贱并通,善否陈前,靡有隐情。饰省宣义,有子而嫁,倍死不贞。防隔内外,禁止淫佚,男女挈诚。夫为寄瑕,杀之无罪,男秉义程。妻为逃嫁,子不得母,咸化廉清。大治濯俗,天下承风,蒙被休经。皆遵度轨,和安敦勉,莫不顺令。黔首修絜,人乐同则,嘉保太平。后敬奉法,常治无极,舆舟不倾。从臣诵烈,请刻此石,光垂休铭。[139]
秦始皇以来,“皆遵度轨”,“人乐同则”,国家的统一促进了南北文化的交流。秦始皇东巡之举,更说明北方有明确的运河河道通往南方。此后,中国经济与文化中心不断从黄河流域往长江流域转移。代表性的北人南迁事件有:西晋元康元年(291)因“八王之乱”而出现的永嘉南迁。此后还有“安史之乱”“靖康之乱”引发的北人大规模南迁至淮南、江南、江西等地。
西晋末年,八王之乱的发生,使得晋朝实力大打折扣,北方的少数民族趁机南下,侵占了中原的腹地洛阳,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五胡乱华”。中原汉族中王室贵族和富户、大户相继南迁。据官方统计,公元313—450年北方南渡人口达90万,占北方原有人口1/7。[140]《世说新语·政事篇》注引檀道鸾《续晋阳秋》云:“自中原丧乱,民离本域,江左造创,豪族并兼,或客寓流离,民籍不立。”可见移民的实际数量比上述官方统计的数字更大。其中,公元317年逃到江南的官僚、贵族等,联合江南大地主建立了东晋。
唐朝“安史之乱”历时八年,导致中原经济遭到严重破坏。河南、河北、陕西的汉族居民南下江淮,西入川。唐代诗人顾况(约727—815)在《送宣歙李衙推八郎使东都序》中记述:“天宝末(756),安禄山反,天子去蜀,多士南奔,吴为人海。”[141]李白《为宋中丞请都金陵表》中也评论:“天下衣冠士庶,避地东吴,永嘉南迁,未盛于此。”[142](www.chuimin.cn)
靖康之乱,金兵南下,高宗南渡,中原居民大规模南迁,这也是中原地区汉民最大规模的南迁。今东南各省,甚至远至福建、广东都有大量北方移民,其中比较集中的地区是苏南浙江一带,杭州最为集中。“西北士大夫遭靖康之难,多挈家寓武陵”,[143]“四方之民云集二浙,百倍常时”。[144]这也是南宋江南农业生产水平大突破的重要原因之一。[145]
隋朝开凿大运河以后,南北经济与文化交流更加频繁和方便。《隋书·地理志》将会稽、余杭等地描绘成“有海陆之饶,珍异齐聚,故商贾并凑”的繁荣景象。南宋时,作为都城的临安,更加是“杭城辐辏之地……缘此是行都士贵官员往来,商贾买卖骈集,公私船只,泊于城北者夥矣”。[146]不仅城内如此,杭州作为浙西运河与浙东运河的交汇地与贸易集散地,商业文化繁荣,北商南贾往来不绝。南宋建都杭州,浙东运河得以开凿,一批新的运河如得胜新河、荆溪、官塘河、金坛运河、上塘河等相继建成,一个以杭州为中心的联系更加密切、功能发挥更为充分的新的运河体系逐渐形成。[147]临安借南北运河河道,不仅可与整个太湖流域各个大小城市联络,而且出镇江以后,又可北通淮泗,西南与长江沿岸城市联系,远至重庆、成都。杭州成为中原文化与江南文化的融会之地,其文化呈现出多样性与包容性。
大运河南端的杭州始兴于隋,隋唐大运河的南北贯通和东南经济的迅速发展,尤其是江南运河与钱塘江及浙东运河的沟通,使杭州从一个滨海小邑一跃发展成为“水居江海之会,陆介两浙之间”的经济都会。唐朝时,杭州已成为国内外通商口岸,贸易兴盛,呈现出“骈樯二十里,开肆三万室”的繁荣景象。两宋时期,杭州“万物所聚,诸行百市”,“一时号称人口百万”,杭州的发展达到历史高峰。元王朝建都北京,为解决南粮北运问题,元政府对隋唐大运河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整治和开发,重新开通的南北大运河以大都为中心,沟通河、海、江、淮、钱塘五大水系。大运河南北两端的大都和杭州成为当时世界上极为著名的城市。明清以降,杭州除短时间因遭战争破坏而经济萧条外,多数时间都保持了工商业繁荣发展的局面。[148]这与其位于运河重要的沿线端点作为贸易中转之地关系密切。
运河与古代运河城市相伴而生,两者相互依存,相互推动,互为影响。一方面,大运河影响城市的兴衰变化,影响城市的规模与等级、性质与结构,以及其分布和体系;另一方面,运河城市也影响着大运河和运河体系的发育,影响着运河网络结构的改变和功能的发挥,推动着运河开凿技术的提高和运河管理制度的完善。运河营造了城市,城市推动了运河的不断发展,城因运河而兴,运河因城而凿,运河与城市又推动着运河城市经济的繁荣。大运河的变迁或改道又会导致运河城市的变迁甚或衰落。[149]
有关朝廷之厨: 杭州运河文化与漕运史研究的文章
六朝时期,秦以来的江南运河又进一步发展。而钱塘江南岸的浙东运河则是六朝时期江南运河向东延展和完善的代表性工程。所以,该时期钱塘江和浙东运河间频繁漕运的事实,不言而喻。浙东运河西段漕运功能的显现,自然也要求杭州里运河系统不断完善。杜元懿所谓“商旅往来,倍多常岁崐。西陵牛埭税,官格日三千五百;如臣所见,日可增倍”的税收财报分析,确证了杭州运河漕运贸易交易的繁荣。......
2023-10-31
唐宋时期日本高僧圆仁的《入唐求法巡礼记》和日本僧人成寻的《参天台五台山记》两书中,多有关于唐宋运河的相关记载。[7]而在入华的日本记录者中,北宋时期入华的成寻记录的有关杭州运河及其沿线风土人情的内容最为集中。日本僧人成寻,俗姓藤原氏。成寻对宋时临安的城南江口码头及相关建筑设施的记载,让我们可以从亲历者的视角来回顾当时的杭州运河文化。上述成寻关于杭州运河的日记实录再现了杭州运河河道对船只的运营管理。......
2023-10-31
十八世纪以来,法国著名汉学家杜赫德于1735年所编著的《中华大帝国志》[64]被认为是此前编成的耶稣会士报道与研究中国之集大成者。其中5张可以确认是1883—1886年格罗夫斯在杭州拍摄的。他还在《在华五十年》一书中,拍摄了当时杭城的河道水门照片。十九世纪以后,欧美关于杭州运河的内容越来越多。......
2023-10-31
国外专家有关中国大运河及漕运史的研究也从宏观研究向个案研究变化,表现出明显的研究专业化和具体化。针对杭州运河及漕运议题,海外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是日本池田静夫《中国水利地理史研究》中的相关内容。此外,他所提出的“南宋时期的运河文化使杭州成为孕育中国近世文化的摇篮”的观点,对我们研究杭州运河文化及漕运史,极具启示意义。目前以杭州运河文化与漕运史为专项研究对象的研究成果尚未出现。......
2023-10-31
[24]通过上述分析,作为春秋时期吴越争霸战场的钱塘江沿岸,为了军事运输而人工修筑的百尺渎就显得非常重要,尤其是对于我们追溯杭州运河发展变迁的早期历史。但是,春秋时期杭州城区内部的运河河道系统尚未形成,所以我们认为春秋末期是杭州运河系统依托江南运河系统形成而不断发展的孕育时期。如今,这两个县均属于杭州行政区域。故,秦统一时期,以杭州作为运河南端的江南运河系统已经完全形成。......
2023-10-31
运河漕务对南宋王朝的统治与运行发挥了重要作用。书中研究江南运河疏浚治理的部分,涉及杭州运河与漕运内容。该研究对漕运制度具体内容如漕粮税制、征收兑运和交仓、漕运官制和船制、运河的修治和管理、运丁和屯田、漕运改制、漕运的衰败和停止等方面进行了细致的探讨。尤其对清代土地制度、田赋与江浙漕运税赋问题进行了交叉研究,说明了我国地主制经济性质是漕运制度得以长期延续的重要原因。......
2023-10-31
到元朝中期,杭州城内运河年久失修加之河中垃圾污染等问题,已经严重影响杭州城市民众的日常生活。元武宗至大元年,江浙行省令史裴坚认识到杭州运河漕运久疏管理带来的问题,他要求予以修浚杭城运河:龙山河在杭州城外,岁久淤塞。元后期,杭州运河再次面临严重淤塞,迫使北方统治者不得不再次下令修浚。这也说明元时期的杭州运河漕运繁荣程度不及南宋时期。......
2023-10-31
Francesco Valegio《行在鸟瞰图》我们可以发现,虽然该图像描写的是杭州城,但是实际上整个绘画都是以威尼斯这样的水城作为创作参考。Francesco Valegio根据马可·波罗的记载以及自己对杭州的想象,绘制了一个具有欧洲异域风情的杭州运河城市图像。此例亦可实证杭州运河形象在欧洲图书中的传播与流变,尽管这一杭州运河的形象是虚构与借鉴的居多。......
2023-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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