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运河漕运对城市发展的影响

2023-10-31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隋以后，杭州城市地位有了极大提升，这跟隋代大力开凿南北大运河关系密切。隋代南北大运河的开凿，更把杭州置于沟通江南运河、浙东运河以及钱塘江水道贸易交汇地、中转站的位置。借助运河交通的便利，此时的杭州是“水居江海之会，陆介两浙之间”，城市经济水平发展迅速，也成为运河沿线的知名城市。此时杭州的经济地位已经超越浙东运河上的越州，而仅次于北面的苏州。

春秋战国时期，吴、越两国经常“战于浙江之上”（《越绝书》卷八）。^[101]今杭州地区即春秋时期吴越两国交界的边境。又由于“吴越二邦，同气共俗” （《越绝书》卷七），故探讨当时“杭州”区域的社会情况，往往就是探讨吴越两国的风土人情。在研究某一历史区域历史发展变迁与定位的时候，往往由于行政建制的反复变迁及历史文献记载的缺失，而不能准确判断。著名地理学家陈桥驿教授曾有“把建有县治的这一级城邑作为历史上的城市，恐怕比较符合实际”^[102]的观点，为我们探讨历史变迁概念中的“杭州”城与城内外的运河漕运体系，提供了一个标准。《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记录道：“秦始皇二十五年（前222），秦灭楚降越后，于吴、越故地设置会稽郡（郡治在今苏州市），并在会稽郡下设置了钱唐县^[103]和余杭县。”根据陈桥驿先生上述“将县治这样的行政建置作为历史上的城市”的标准，这里的钱唐县就可以认为是历史上的杭州城市区域。著名历史地理学家阙维民先生同样依据陈桥驿先生的这一判定标准，认为“杭州作为城市的历史，始于秦代所置钱唐县”，^[104]道理也在此。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疆域“东穷燕齐，南极吴楚，江湖之上，滨海之观毕至”（《汉书·贾山传》）。其中，秦始皇于公元前219年、前218年和前210年三次东南巡视，历史文献多有记载他曾经到过钱唐。史载：“造道陵南，可通陵道，则由拳塞（今嘉兴），同起马塘，湛以为陂，治陵水道^[105]到钱唐、越地，通浙江”（《越绝书·吴地传》）；“至钱唐，临浙江，水波恶，乃西百二十里从狭中渡”（《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作为国家统治者，秦始皇亲自前往江浙地区巡视，不单单是出游性质，而是对国家权力的宣誓。钱唐县的确定，跟钱唐、余杭地区作为秦朝江南运河南端军事要地的重要县治有关，也跟该时期钱唐地区漕运经济的发展有关。

隋以前，杭州城市经济地位北不及苏州、湖州，南不及越州。隋以后，杭州城市地位有了极大提升，这跟隋代大力开凿南北大运河关系密切。隋开皇九年（589），隋文帝废钱唐郡置杭州，“杭州”一名首次在中国历史上出现。所谓名正言顺，杭州政治地位的提高势必对杭州的经济、文化、人口等多方面产生积极影响。隋代南北大运河的开凿，更把杭州置于沟通江南运河、浙东运河以及钱塘江水道贸易交汇地、中转站的位置。借助运河交通的便利，此时的杭州是“水居江海之会，陆介两浙之间”，城市经济水平发展迅速，也成为运河沿线的知名城市。隋以后的杭州，成为钱塘江的重要河港贸易城市，并且成为具有“川泽沃衍，有海陆之饶，珍异所聚，故商贸并凑”（《隋书·地理志》）特点的海滨商业城市。隋朝南北大运河疏浚通航以后，杭州的商贸发达程度与宣城（今属安徽）、毗陵（今江苏常州）、吴郡（今江苏苏州）、会稽（今浙江绍兴）、东阳（今浙江金华）等江南名城不相上下。

唐朝时，杭州已成为国内外通商口岸，贸易兴盛。至唐中叶，李华在《杭州刺史厅壁记》（作于唐代宗永泰元年，765）描写杭州“东南名郡，咽喉吴越，势雄江海，骈樯二十里，开肆三万室”^[106]的繁荣景象。白居易撰《卢元辅杭州刺史制》（德宗时所作），也说“江南列郡，余杭为大”，^[107]这并不是白居易的过度赞誉。中唐以后，杭州“东南名郡”的美誉为世人所知。据《乾道临安志·户口》所载，唐贞观年间（629—649），杭州有居民30571户，153729口。这其中不乏许多经由江南运河水道而从北方迁徙至江南地区的移民（其中以难民为主）。如西晋元康元年（291）开始的“八王之乱”，而出现的永嘉南迁，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大规模汉人南迁。此后还有“安史之乱”“靖康之乱”引发的大规模北人南迁至淮南、江南、江西等地。^[108]这些逃难之人南下的主要交通方式是水陆结合，且以借助运河水道为主。唐代刺史李华《杭州刺史厅壁记》载：“杭州东南名郡，东汉分会稽为吴郡，钱塘属。隋平陈置此州，咽喉吴越，势雄江海。国家阜成兆人，户口日益。增领九县，所临莅者，多当时名公。……况郊海门，池浙江，三山动摇于掌端，灵涛喷激于城下，水牵卉服，陆控山夷，骈墙二十里，开肆三万室。”^[109]

“户口日益”“多当时名公”讲的是唐时杭州人口激增且多名士。如杭州名人褚遂良（596—659）、许敬宗（592—672）、许远（709—757）、董昌（847—896）等人。“骈墙二十里，开肆三万室”则讲的是二十里的城郭内有店铺三万家（约15万人口），足见杭州城市经济的繁荣。唐代沈亚之（781—832）《杭州场壁记》也复证了杭州此时作为上州的繁盛：“国家始以输边储塞，不足于用，遂以盐铁榷估为助，使吏曹计其入于郡县近利之地。得为院盐畑之署，以差高下之等。顾杭州虽一畑耳，然则南派巨流，走闽禺瓯越之宝货，而盐鱼大贾，所来交会，每岁官入三十六万千计。近岁淮河之间，颇闻其费。自是汲利之官益重矣。”^[110]

沈亚之所记“南派巨流，走闽禺瓯越之宝货，而盐鱼大贾，所来交会”的史实，明白无误告诉了我们坐落在浙西与浙东运河交汇处的杭州通过运河漕运贸易所获得的经济收益。唐代诗人杜牧在《杭州新造南亭记》也说“钱塘于东南繁大，雅亚吴郡”（《全唐文》卷七五三）。此时杭州的经济地位已经超越浙东运河上的越州，而仅次于北面的苏州。后世作家，也多以唐乾道年间作为杭州繁荣的转折点。他们认为中唐以后，杭州可配称“东南名郡”。^[111](www.chuimin.cn)

两宋时期，杭州“万物所聚，诸行百市”，^[112]杭州的发展达到历史高峰。陶毂《清异录》卷上《地理门》说“轻清富庶，东南为甲。富兼华夷，余杭又为甲。百事繁庶，地上天官也”。欧阳修在《有美堂记》赞美杭州道：“若乃四方之所聚，百货之所交，物盛人众，为一都会，而又能兼有山水之美，以资富贵之娱者，惟金陵、钱塘。然二却皆僭窃于乱世。及圣宋受命，海内为一，金陵以后服见诛。夸其江山虽在，而颓垣虚址，荒烟野草，过而览者，莫不为之踌躇而凄怆。独钱塘自五代时，知尊中国效臣顺，及其亡也，顿首请命，不顷干戈。争其民幸，富足安乐，又其俗习工巧，邑屋华丽，盖十余万家……可谓盛矣。”^[113]北宋时期的杭州虽然是江南第一大都市，但是与北宋都城汴京相比，还是有很大差距。^[114]北宋时期逃难到杭州的袁褧在《枫窗小牍》中提到汴京与杭城的比较，可谓非常具有代表性：“汴中呼余杭百事繁庶，地上天宫。及余邸寓山中，深谷枯田，林莽塞目，鱼虾屏断，鲜适莫扑。唯野葱、苦荬、红米作炊；炊汁少许，代脂供饭。不谓地上天宫，有如此享受也。”^[115]袁褧是初迁至杭州，对杭州未必有深刻认知。但是与都城汴京相比，此时江南名郡杭城的富庶繁华，是不及老都城汴京的。

宋室皇亲贵族们定都临安后，临安成为汉人政权的政治中心。楼钥《钱塘县官厅壁记》曰：“钱塘古都会，繁富甲于东南。高宗南巡，驻跸于兹，历三朝五十余年矣，民物百倍于旧。”^[116]耐得翁《都城纪胜》也云：“自高宗皇帝驻跸于杭，而杭山水明秀，民物康阜，视京师其过十倍矣。虽市肆与京师相侔，然中兴已百余年，列圣相承，太平日久，前后经营至矣，辐辏集矣，其与中兴时又过十数倍也。”^[117]历经南宋统治者百余年的管理，杭州成为一个真正具有百万人口的大型都市。

南宋德祐二年（1276），元军攻陷临安，改临安府为杭州路。所幸的是，元军灭宋的这场战争并未大肆破坏杭州的城市与经济设施。元代的杭州依然保持着南方工商业中心的地位。元代大戏曲家关汉卿在《南吕·一枝花·杭州景》中称赞杭州为：“普天下锦绣乡，寰海内风流地。大元朝新附国，亡宋家旧华夷。水秀山奇，一到处堪游戏。这答儿忒富贵，满城中绣幕风帘，一哄地人烟凑集。”^[118]

明清时期，运河水系依然对杭州城市工商业的繁荣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明万历以后，杭州商店沿街长达几十里，百物辐辏，商贾云集，千艘万舳，往回不绝。由于经济的恢复发展，夜市又开始兴起：“每至夕阳在山，则墙帆卸泊，百货登市，故市不于日中而常至夜分，且在城闉（城门）之外，无金吾之禁，篝火烛照如同白日。”^[119]万历《杭州府志》卷一九《风俗》记载：“民居栉比，鸡犬相闻，极为繁庶。”^[120]《玩斋集》卷九《杭州新城碑》载：“（杭州）舟航水塞，车马陆填，百货之委，商贾贸迁，珠玉象犀，南金大贝，侏儒雕题，诸蕃毕萃，既庶且富，则教其民。”万历《杭州府志》卷三《城池》中也记录有杭州地域的不断扩大，人口的不断增加：“（杭州）城有四十里之围，居有数百万之众。”随着城内诸河与运河的连通，杭州城市工商业发展已经离不开运河通道。“梗塞既去，清流徐来”，“四河水沦涟，叶浊留清”，“方舟徜徉中流”。“杭人如鲠得吐，如痹得仁，欣然有乐生之渐，相与忭舞。”“杭之食利”，百货皆通。^[121]正是在杭州河漕的运输保证下，清乾隆年间，杭州发展成为我国三大丝织业中心之一。其他手工业如棉纺织业、制伞、剪刀等也很兴盛，并形成著名的杭扇、杭线、杭粉、杭烟、杭剪“五杭”地方名优产品。雍乾年间，杭州城市进一步发展，城郭宽广，居民稠密，成为全国著名的工商业大城市。

杭州运河漕运对城市发展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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