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元朝中期，杭州城内运河年久失修加之河中垃圾污染等问题，已经严重影响杭州城市民众的日常生活。元武宗至大元年，江浙行省令史裴坚认识到杭州运河漕运久疏管理带来的问题，他要求予以修浚杭城运河：龙山河在杭州城外，岁久淤塞。元后期，杭州运河再次面临严重淤塞，迫使北方统治者不得不再次下令修浚。这也说明元时期的杭州运河漕运繁荣程度不及南宋时期。......
2023-10-31
杭州运河变迁：朝廷之厨的研究
【摘要】：元朝统治者先后开凿济州河、会通河、通惠河，形成以北京为中心，南抵杭州的京杭大运河。特别是这一时期新修的“通惠河”，使得新的京杭大运河比绕道洛阳的隋唐大运河缩短了900多公里。京杭大运河一向为历代漕运要道。明成祖迁都北京后，漕粮的北运再次成为朝廷头疼的议题。京杭大运河沿线城市也得以进一步发展。康熙、乾隆年间，清政府在大力治理京杭大运河各地河道的同时，又
元朝建都大都（今北京），北京取代了过去关中洛阳、开封的政治中心地位。元朝统治者先后开凿济州河、会通河、通惠河，形成以北京为中心，南抵杭州的京杭大运河。特别是这一时期新修的“通惠河”，使得新的京杭大运河比绕道洛阳的隋唐大运河缩短了900多公里。同时，元朝对原先大运河的重要河段如邗沟、江南运河、浙东运河也进行了疏浚和整治。自此以后，京杭大运河成为北起北京，流经天津、河北、山东、江苏，南抵浙江杭州，沟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和钱塘江五大水系，全长约1800公里的世界最长运河。京杭大运河一向为历代漕运要道。南北经济互通、政治统一皆离不开这条大运河。元末，海运逐渐兴起，大运河的通航能力受到越来越大的挑战。明清两代虽然竭力维持京杭大运河的通航能力，但越来越多的河段淤塞废止。同治年间（1862—1874）漕粮改由海运为主，仅有十分之一的运量交由河运。光绪二十七年（1901），大运河漕运停办，运河日趋衰败。
由于鉴湖的废置，浙东运河原先为防止鉴湖之水泄入运河而设置的都泗堰已失去作用。都泗堰在元代或南宋后期遂被废弃，此时的浙东运河航运反而因此更为方便。江南运河自南宋禁止龙山河通航以后，龙山河河道逐渐废置。据《元史》卷六十五《河渠二·龙山河道》载：“（龙山河）今浙江亭南至龙山闸约一十五里，粪土填塞，两岸居民间有侵占。迹其形势，宜改修运河，开掘沙土，对闸搬载，直抵浙江，转入两处市河，免担负之劳，生民获惠”[86]经江浙令史裴坚建议，延祐三年（1316）三月七日至四月十八日，丞相康里脱脱（1272—1327）主持疏浚了龙山河，浚河“九里三百六十二步，造石桥八座，立上下两闸”。[87]这里所立“上下两闸”就是龙山闸和浙江闸。疏浚河道后，龙山河南端与钱塘江连通，而北端与两处市河相连。
至正六年（1346）十月，康里脱脱之子达识帖木儿任行省平章，再次疏浚龙山河，工程于次年二月完工。这次元朝地方政府疏浚运河的德政，历史上有详细记载。元代人苏天爵《滋溪文稿》卷三《江浙行省浚治杭州河渠记》[88]对本次治河缘由、工程过程及疏浚目的都有详细记录。江南运河北段（时称镇江运河）的水源练湖，江淮之间的邗沟（时称扬州运河），在延祐年间（1314—1320）、至治年间（1321—1323），也先后进行了浚治。元时的京杭大运河，尤其是北京与山东境内运河段，由于黄河的冲击以及疏浚工作的滞缓，运力并不高，故而元政府利用海运居多。元朝末年张士信[89]疏浚了自余杭塘栖武林港至杭州北新桥、江涨桥的新运河，河广20余丈，开辟了江南运河进入杭州又一条径直而宽广的新航道。
明初建都金陵（今南京）后，金陵以北的运河河道通航能力降低，元世祖忽必烈赐名的会通河也年久失修，经常淤滞。明成祖迁都北京后，漕粮的北运再次成为朝廷头疼的议题。虽《明史》载“海运多险，陆挽亦艰”，[90]但大致在永乐初年，明政府基本上沿袭元初河运、陆运与海运兼顾的局面。《明史·河渠志》载：“永乐四年，成祖命平江伯陈瑄督转运。一仍由海，而一则浮淮入河，至阳武，陆挽百七十里抵卫辉，浮于卫，所谓陆海兼运者也。”[91]永乐九年（1411），山东济宁同知潘叔正上书，陈述重开会通河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明成祖采纳了他的意见，令工部尚书宋礼征民夫16万，疏浚自济宁到临清385公里的元代运河河道。这次运道疏浚后，将元代先后开挖的济州河、会通河及济宁以南至徐州一段运河，统一命名为“会通河”。明朝的这次疏浚，使得会通河通航400余年，这次疏浚也是会通河进入全盛时期的标志。[92]会通河疏浚后，京杭大运河运量从元朝初年的不足10万石，提高到明朝中期最高的580万石，平均每年300万石，而清代最高一年有800万石，足够当时京城一年粮食之所需。正是这条关键的会通河得以疏浚，南粮北运以及南北各种商贸物资的流通，才得以进一步发展。京杭大运河沿线城市也得以进一步发展。
《杭城西湖江干湖墅图》，大约绘制于1716—1727年间[93]
这幅《杭城西湖江干湖墅图》值得一提。该图以传统绘画糅合地图绘制的技巧表现，将杭州城与西湖及城北附郭仁和县、城南附郭钱唐县一带山形水势尽收于图中。全图不附图例、比例及方位，但明显采用西上、东下的分布。图中各处标示地名，杭州城内官署、坊巷、水道桥梁均详细注记；杭城外西湖及周围山岭、寺庙和景点也都有非常细腻的描绘；钱塘江水面在图右，以图面空白的方式表现，仅注记“闸口至北新关三十里”“闸口至六和塔五里”两处文字。
明万历《杭州府志》附图《余杭县图》（局部）
清朝时期的江南运河通航状况一直较好。《清史稿》卷一二七《河渠志》载：“京口以南，运河惟徒、阳、阳武等邑时劳疏浚，无锡而下，直抵苏州，与嘉、杭之运河，固皆清流顺轨，不烦人力。”[94]当然，《清史稿》所谓的“不烦人力”也只是相对而言，为了维持无锡至杭州运河的通航，地方政府也屡屡修浚河道。如杭州至塘栖段运河，为元末张士信所开，清康熙四十七年（1708），巡抚王然奉旨重新修浚北新桥至塘栖武林港运河1315丈。
杭州城北运河自武林水门与城内运河（时称大河）相接，南出凤山水门与龙山河（又称茅山河）。自北向南有清水闸、浑水闸、跨浦闸、龙山闸，进而往南入钱塘江。明洪武五年（1372），行省参政徐本等对跨浦桥河段“开河增闸”，进行了治理。《西湖游览志余》载：“洪武七年（1374），参政徐本、都指挥使徐司马以（龙山河）河道窄隘，军舰高大，难于出江，拓广一十丈，浚深二尺，仍置闸限潮，舟楫出江为始便。今以河高江低，改闸为坝。”[95]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巡抚赵士麟重浚杭城内运河。此后，孙文成、李卫、许承基、阮元、薛时雨皆修浚过杭州内外诸多运河河道。[96]
段必魁《全漕运道图》（1884）局部，美国国会图书馆藏[97]
《康熙南巡图》第九卷局部图之渡过钱塘江
《康熙南巡图》第九卷局部图之过西兴关
《康熙南巡图》第九卷局部图之过萧山桥
以上三图均为《康熙南巡图》第九卷局部图，反映了康熙从浙江杭州出发，渡钱塘江，经萧山县，抵达绍兴府大禹陵沿途情景。
康熙、乾隆年间，清政府在大力治理京杭大运河各地河道的同时，又大力治理黄河、淮河的水患。经过精心的治理，黄淮与运河一度相安无事。乾隆后期，尤其是嘉庆、道光以后，清政府疏于治河，运河通航能力日益减弱。19世纪以来，漕粮主要依托海运，光绪二十七年（1901），大运河漕运停办。这是我国帝制后期大运河漕运管理的整体态势。民国时期，北京等地运河河道尤在，但是缺水断航。而长江以南的江南运河，由于河道水源相对充沛，民船与吃水较浅的汽船常年可通航，杭州段运河的通航状况亦是如此。
中国大运河示意图[98]
明清时期，一大批诸如黄汴《一统路程图记》、商俊《水陆路程》、《商程一览》、《路程要览》、崔亭子《路程要览》、陈舟士《天下路程》、赖盛远《示我周行》，以及程春宇《新安原版士商类要》、吴中孚《商贾便览》、陶承庆《新刻京本华夷风物商程一览》、檐漪子天启《新刻士商要览天下水陆行程图》、崇祯八年李晋德《新刻合并客商一览醒迷天下水陆路程》等日用类书籍（尤其是交通旅游类用书与商业指南类用书）大量翻印，其中多有记录杭州运河水系与外地水道的相通路线以及运河商业经营指南等知识。如黄汴《一统路程图记》就记录了许多条以杭州为节点的往返水上通道路线。这些以杭州为中心的人工水道路线就是杭州运河及其外部沟通的主要路线。他记录“北京至南京、浙江、福建陆路”路线时，明确解释，“此条路线自南京以下至杭州，再至常山，多赖运河及其他河道”。也就是说，北京至南京驿路多是采取陆路，南京至杭州以下，多走运河等水路。
在明代黄汴《一统路线图记》中记载了多条杭州水路。
卷三 第二十八条
浙江布政使（司）至所属府至温、台、宁、绍四府水陆
本司至嘉兴等府水
本司至湖州府水
卷七 第四条(www.chuimin.cn)
江西城由广信府玉山至浙江水路
第五条
杭州府官塘至镇江府水路
第六条
第十七条
江西由休宁县至浙江水路
第二十四条
杭州府至补（普）陀山水路
第二十五条
扬州府跳船至杭州府水路
第二十六条
杭州跳船至镇江府水路
第三十条
北新关至缸窑、瓶窑水路
第三十五条
杭州府至上海县水路
第三十七条
休宁县至杭州府水路
第三十八条
浙江至天台山、雁荡山水、陆路[99]
上述过往杭州的水路多借助运河水道。第五条水路路线“杭州府官塘至镇江府水”就是前文论述过的江南运河的部分航道，这条水道是沟通江南地区水系的重要干线，沿线连接了苏州、常州、镇江、扬州、南京等运河城市，商贸往来发达。[100]以黄汴《一统路程图记》为代表的文献，清晰地记录了杭州运河河道与外地运河的连通情况，也呈现出杭州凭借发达的运河水网优势，成为贸易的集散地与转运地。因此，杭州城市商业与经济得到极大发展亦是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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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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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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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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