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运河发展：南北大运河视野下的研究成果

隋朝初年，我国各地区已经开凿了白沟、漕渠、阳渠、鸿沟、邗沟、江南运河、浙东运河等多条运河。由于自然环境变迁以及战乱不断，许多运河河道年久失修、淤塞断航。为了国家政治统一，经济和军事的需要，隋朝统治者开始全面构建全国范围内的运河运输系统。隋朝统治者以京师长安（今西安），东都（今洛阳）为中心，统一规划施工，先后开凿了由京师东出黄河的广通渠，沟通东南淮河流域、江淮平原、太湖平原的通济渠、邗沟、^[59]江南运河和沟通黄河下游、海河流域的永济渠，首次完成了我国南北大运河的全线贯通。至此，隋朝大运河以长安和洛阳为中心，北至涿郡（今北京），南至余杭（今杭州），全长5000余里。

隋朝以后的南北大运河，在唐、北宋时期频繁被开凿或疏浚或整修，成为真正把长江、淮河、黄河、海河、钱塘江五大水系通过人工河道连通成一张大型的运河漕运体系。隋唐至北宋，南北大运河既加强了中国南北的沟通，同时又促进了沿线城市扬州、杭州、西安、洛阳、开封的繁荣发展。

隋开皇九年（589），隋文帝杨坚平定南朝陈国，而当时的钱唐郡在旧陈国境内。故而，隋文帝废钱唐郡而置杭州，州治始设余杭县，称之为杭州。这是“杭州”一词最早在中国出现。开皇十年（590），因避免江南氏族豪强反隋暴动，杭州州治迁移至钱唐县凤凰山麓的柳浦。^[60]次年，杨素平定江南地区的暴动，进而在此修筑杭州城。迁至柳浦亦是因为这里是内河外海的交通要道。柳浦处于钱塘江入海口，沿钱塘江上，行船可至通婺（今浙江金华）、睦（今浙江建德）等州，下行船则出外海。从柳浦越过钱塘江往东行进，则可以进入浙东运河区域，故而控制宁绍平原及浙东运河出海口岸等要地。此时杭州州城城郭范围大致东临盐桥河（今中河），西临西湖，南至凤凰山，北至钱唐门（今湖滨六公园附近）。

为有效控制江南地区，尤其是加强长安、洛阳等中原重要城市与南方经济中心的联系，隋炀帝在大业六年（610），在六朝以来所开凿的江南运河的基础上加以疏浚而开凿了江南河（也是我们惯称的江南运河）。司马光《资治通鉴》载：“穿江南河，自京口至余杭，八百余里，广十余丈，使可通龙舟，并置驿官、草顿，欲东巡会稽。”^[61]司马光所谓的“江南河”，北起今江苏镇江京口，向东南经丹阳、常州、无锡、苏州、平望及浙江嘉兴，然后折向西南，经石门、崇福、长安、临平，再沿上塘河到达杭州城区，全长800余里。隋炀帝所开的江南运河是将之前王朝开凿留下的运河河道加以疏浚而成。^[62]唐代称为“官河”，宋代称为“浙西运河”。隋炀帝开凿江南河以后，又在杭州城东、城南开人工河道（今杭州中河、龙山河），经杨浦而至白塔岭附近，进而可通至钱塘江。

为改善杭州城内运河河道系统，隋代官府开凿了清湖河，使得江南运河可以方便通达柳浦西面的新州城。为减轻江南运河杭州段漕运压力，周武则天天授三年（692）开辟了东苕溪为漕运航道。东苕溪位于杭州西北部，发源于今天临安东天目山北部平顶山南麓的马尖岗，向东流经临安里畈、桥东、临天、青山和余杭区余杭镇，自余杭镇折向北流，至汤湾渡汇入中苕溪，至瓶窑再汇入北苕溪，至德清县城纳入余英溪，再入德清，在湖州与西苕溪汇合后进入太湖。武则天天授三年（692）命令钱塘、於潜、余杭、临安四县漕船沿东苕溪进入湖州，再由荻塘进入江南运河北上。唐长庆四年（824）年初，杭州刺史白居易整治临平湖、钱塘湖（西湖），不仅修筑湖坝，还复浚李泌六井。唐咸通二年（861），刺史崔彦在钱唐县治南面5公里开凿了三条沙河，即后人所称之外沙河、里沙河、中沙河。当钱塘江潮水涌入杭州城内后，可以从这三条沙河排出。据魏嵩山先生研究指出：“外沙河在今建国路以东，相当于贴沙河一段。里沙河即今中河；中沙河即今庆春门出赭山之前的沙河，相当于中河的一段。”^[63]

唐末景福二年（893），钱镠为镇海节度使，在杭州拥兵割据。后梁开平元年（907），他被封为吴越王。龙德三年（923），他又被封为吴越国王，自此建立吴越国，定都杭州，亦称西府或西都，吴越国历时72年。针对其对杭州运河建设来说，主要功绩有吴越国天宝三年（910），钱镠主持修建了捍海石塘。同一时期，钱镠又在运河入钱塘江口修建了龙山闸、浙江闸。龙山闸在今杭州闸口白塔岭一带，浙江闸在今杭州南星桥三郎庙一带。钱镠所建龙山与浙江两闸是在运河入江口建造的上下两闸。这种复式船闸极大地缓解了钱塘江泥沙对运河的淤塞。后唐清泰三年（936），钱镠之子吴越王钱元瓘开涌金池，引西湖水入城，方便运河舟船航行。吴越王钱镠还修缮了西兴、柳浦、碧波亭、范浦、临平等渡口码头。

北宋初期，统治者十分注重管理与治理南北大运河，试图通过开凿和治理汴河、惠民河、广济河、金水河，以及江淮运河、江南运河、浙西运河和浙东运河等重要河道，把江浙、两淮、荆湖等南方财税要区与北方河北、京东、京西等紧密联系起来，构建以北宋京城开封为中心的运河漕运交通系统。宋太宗淳化元年（990）废润州（今江苏镇江）之京口、吕城、常州之望亭、奔牛、秀州之杉青，杭州之长安等旧堰而建闸，提升蓄水调节能力，便利漕河同行。宋仁宗年间（1023—1063），两浙转运副使郑向疏浚润州蒜山漕河，直抵长江。宋神宗熙宁元年（1068），宋神宗同意提举两浙开修河渠胡淮的奏请，诏设杭州之长安、秀州之杉青、常州之望亭等三堰监护使臣，并以“管干河塘”系衔，会同其所属僚佐，时常对运河巡检修浚，监督各闸按时启闭。足见北宋时期，统治者对江南运河漕运的疏浚之功。

杭州本地官员也把运河漕运管理作为重要的施政内容。宋英宗治平四年（1067），曾任浙西提刑的钱唐人元积中（生卒年不洋）在盐桥运河岸边立下石碑，借以规定运河两岸供牵舟船用的纤道宽度，避免运河沿岸居民对运河纤道的占用与堵塞。^[64]苏轼先后两次担任杭州地方官。第一次是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十一月至熙宁七年（1074）七月，担任杭州通判三年。第二次是宋哲宗元祐四年（1089）七月至元祐六年（1091）六月，担任杭州知州两年。在任期间，他认真研究杭州运河河道的水利情况。他在杭州运河漕运管理工作上，尤以疏浚西湖、开导城内二河、整修六井三项工程，贡献最大。元祐四年（1089），苏轼组织捍江兵士及诸色厢军千余人“开浚茅山、盐桥两河，各十余里，皆有水八尺以上”，^[65]使得其南接龙山河。同时苏轼还重修龙山闸和浙江闸，恢复了它们的通航功能。苏轼还在茅山河与盐桥河交汇处即铃辖司前（约今过军桥西侧）设置浑水闸和清水闸。涨潮时闭闸，以避免泥沙混入；退潮后启闸，确保水位，便利通航。苏轼修建的浑水闸和清水闸是借鉴了钱镠修造龙山闸和浙江闸所用的复式船闸法。当然，治理杭州运河的地方官员远不止苏轼一人。熙宁五年（1072），卢秉提举盐事，为此征调千余民工开挖汤村镇（今杭州乔司一带）运盐河。

北宋杭城沙河塘边的繁盛市街。北宋时沙河塘位于城东，呈南北向分布。清乾隆年间进士翟灏《艮山杂志》卷一《地志》载：“是知宋时，沙河自竹车门绕城东北，讫馀杭门，七八里间，灯火相接，无非繁盛之地。故其风景足述，一过再过，流连赞叹，不自嫌其词之复也。”可见，北宋时期杭州沙河塘从城东的竹车门外一直延伸到城北的余杭门，长有七八里，蜿蜒着将外沙河和后沙河连接在一起，并进一步从泛洋湖一直往余杭门外延伸。^[66]《艮山杂志》卷一《地志》还载道：“浙东商贾渡浙，多先萃聚范村（今在杭州江干区），再南范村泛里外沙河沿东城过艮山门，于五里塘为懋迁处。”《梦粱录》卷十一《池塘》载：“官河塘，存北新桥之北，接广运河大塘。又有一塘，日西塘，袤一十八里，抵安溪，通四川驿路，淳祐并加筑治，至今无颓圮之患矣。”^[67]北商南贾往来于沙河塘地区，沿河街道多有开设与城市居民日常生活有关的日用品商店，形成颇具江南城市特色的街市。明代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卷二一《委巷丛谈》描述道：“沙河，宋时居民甚盛，碧瓦红檐，歌管不绝，官长往往游焉。故苏子瞻诗云：‘云烟湖寺家家境，灯火沙河夜夜春。’又其佐郡时，意有所属，比来守郡，则其人已去矣。故其诗云：‘惆怅沙河十里春，一番花老一番新。小楼依旧斜阳里，不见楼中垂手人。’”^[68]曾经旅居杭州的北宋著名词人晁补之^[69]《七述》也记述了沙河塘之繁荣：“宝则缪琳珊瑚，玛瑙碔硖、药化之玉、火化之珠，红黄白绿，磊落满椟。北商南贾，百金不鬻。沙河雨晴月照，灯明席张，案设左右，煌荧远而望之，夺人目晴。”^[70]文中的“北商”是从浙西的大运河而来的客商，而“东贾”则是从浙东运河来杭州的浙东及福建、广东等地商人。

北宋时期的杭州城，位于杭嘉湖流域边缘，南接浙东，北邻浙西，凭借运河，出镇江以后北通淮泗；西面又与长江沿岸城市取得联系，远至成都、广州；南达温台海运乃至闽粤要道。正因为如此，宋仁宗才赞誉杭州为“东南第一州”。嘉祐二年（1057），宋仁宗皇帝以龙图阁学士、尚书吏部郎中梅挚知杭州。临行时，宋仁宗赐诗《赐梅挚知州》：“地有吴山美，东南第一州。”^[71]此时杭州作为东南第一州的经济地位已确认无疑。^[72](www.chuimin.cn)

南宋临安的城外运河（浙西运河和浙东运河）及其支流的修建与疏浚工程已经非常完备，临安城内运河体系也已经非常成熟。现在江南运河南段杭州城内部分相当于今日的中河、龙山河，沟通钱塘江的口子在杭州城南、钱塘江北岸闸口一带（六和塔与白塔之间）。^[73]南宋临安时期所称的浙西运河也称作江南运河或江南河，是指临安府北郭务（今杭州余杭区）至京口（今镇江）的这一段人工运河河道，大约800里，广十余丈。浙西运河在临安府一段称为上塘河，明代称上塘河为中河，以对应清湖闸水而言。长度达100余里，因此又被称为长河，或夹官河。当时的上塘河西自得胜桥东，抵长安坝、长安镇，又东抵海宁县城。该河南通外沙河、菜市河、蔡官人河，东达赤岸河、施何村河、方兴河。上塘河两岸农田千顷以上，是临安府重要的粮食和蔬菜供应地。南宋范大成《暮春上塘道中》一诗就描述了上塘河岸周边景色：“店舍无烟野水寒，竞船人醉鼓阑珊。石门柳绿清明市，洞口桃红上已山。飞絮著人春共老，片云将梦晚俱还。明朝遮日长安道，惭愧江湖钓手闲。”^[74]

自南宋定都临安府以后，浙西运河成为关系南宋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要道。当时的人就评价道：“据吴会之雄，自临安至于京口，千里而远，舟车之轻从，邮递之络绎，漕运之转输，军期之传送，未有不由此涂（涂通“途”）者。”^[75]这其中尤以粮食供给最为重要。宋孝宗隆兴元年（1163）有诏曰：“临安府近缘河道浅涩，客米兴贩未至，深虑民庶艰食。”^[76]南宋宁宗嘉定年间（1208—1224），有官员在给皇帝的奏言中更是说：“国家驻跸钱塘，纲运粮饷，仰给诸道，所系不轻。水运之程，自大江而下，至镇江则入闸，经行运河，如履平地，川、广巨舰，直抵都城，盖甚便也。”^[77]这则史料中也提及浙西运河上自镇江前往临安都城的漕船中，有来自“川、广巨舰”，这证明了湖广、四川乃至江淮的船只与人员可以非常方便地通过浙西运河水道前往临安。陆游《常州奔牛闸记》中也说：“一天子驻跸临安，牧贡戎贽，四方之赋输，与邮置往来，军旅征戍，商贾贸迁者，途出于此，居天下十七。其所系岂不愈重哉？”^[78]陆游《入蜀记》也载：“自京口抵钱塘，梁陈以前不通漕，至隋炀帝始凿渠八百里，皆阔十丈。……朝廷所以能驻跸钱塘，以有此渠耳。汴与此渠，皆假手隋氏，而为吾宋之利，岂亦有数邪？”^[79]虽然陆游有关“自京口抵钱塘，梁陈以前不通漕”的说法不甚准确，但他关于江南河的历史贡献却是正确的评价。

南北朝时期浙东运河漕运体系就已经形成。浙东运河指钱塘江与姚江之间几段互相连接的运河，因地处浙东地区，故名浙东运河。它北起钱塘江南，经西兴镇到萧山，东南方向至钱清镇与钱清江交汇，后又经绍兴城，东折至曹娥镇与曹娥江交汇，曹娥江以东起自梁湖堰，东经上虞至通明连接姚江，并由姚江经余姚、慈溪、宁波，会奉化江后称甬江，又北至镇海入海。由于钱清江、曹娥江等潮汐河流切穿于浙东运河之间，至宋代，浙东运河设有西兴堰、钱清北堰、钱清南堰、都泗堰、曹娥堰、梁湖堰、通明堰等七堰。小船可候潮翻堰而过，大者则需要用役牛盘挽而过。这就形成了浙东运河“三江重复、百怪垂诞，七堰相望，万牛回首”^[80]的独特景象，这也是对浙东运河特征的极好总结。 浙东运河对于临安与浙西地区以及海外贸易具有重要作用，故而在南宋时期多有疏浚。南宋绍兴元年（1131）对余姚境内运河进行疏浚。同年，对上虞境内运河进行疏浚。乾道三年（1167）萧山西兴、通江两闸为江沙壅塞，“募人自西兴至大江，疏沙河二十里，井浚河里运河十三里”，“恐潮水不定，复有填淤，且通江六堰，纲运至多，宜差注指使一人，专以‘开撩西兴沙河’系街，及发捍江兵士五十名，专充开撩沙浦，不得杂役，仍从本府起立营屋居之”。^[81]

北宋时期，浙东运河地位越发重要。宋代王应麟《玉海》卷二三《地理·运路二十一堰》引《围史·职官志》：“堰：楚州之黄蒲、宝应、北神、西河，高邮之新河、樊良，扬州之邵伯、瓜洲，润州之京口、吕城，常州之望亭、奔牛，秀州之杉青，杭州之长安，越州之曹娥、粱湖、钱青，孟州之济源，汝州之梁县，泰州之白莆、捍海，总二十一，监官各一人。余堰不居运路者，皆领于州县。”^[82]南宋时，随着杭州成为行在都城，浙东运河也得到了较彻底的修整，通过运河的交通运输极度频繁。陆游在《法云寺观音殿记》就有这样的记载：“寺居钱塘、会稽之冲，凡东之士大夫仕于朝与调官者，试于礼部者，莫不由寺而西，饯往迎来，常相属也。富商大贾，捩舵挂席.夹以大橹，明珠大贝翠羽瑟瑟之宝，重载而往者，无虚日也。”^[83]

南宋时期临安都城城外的运河支流也有贴沙河、下塘河、前沙河、下湖河、新开运河、外沙河、子塘河、余杭塘河、奉口河、宦塘河、赤岸河、菜市河、后沙河、蔡官人塘河、施何村河、方兴河、真珠河、龙山河等，足见此时临安城周边运河河道数量之多。

《咸淳临安志》中的“浙江图”^[84]

南宋临安城内主要运河河道，已经奠定了杭州运河河道体系的基本格局。城内主要有盐桥运河（大河）、市河（小河）、清湖河（西河）、茅山河。在《宋会要辑稿》《宋史·河渠志》等文献中，详细记载了临安运河的数次疏浚过程。其中，盐桥运河（大河）、市河（小河）、清湖河（西河）、茅山河都是临安都城内主要的运河水道。

《咸淳临安志》中的“皇城图”^[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