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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运河文化与漕运史的研究成果

【摘要】:[24]通过上述分析,作为春秋时期吴越争霸战场的钱塘江沿岸,为了军事运输而人工修筑的百尺渎就显得非常重要,尤其是对于我们追溯杭州运河发展变迁的早期历史。但是,春秋时期杭州城区内部的运河河道系统尚未形成,所以我们认为春秋末期是杭州运河系统依托江南运河系统形成而不断发展的孕育时期。如今,这两个县均属于杭州行政区域。故,秦统一时期,以杭州作为运河南端的江南运河系统已经完全形成。

春秋时期,我国东南地区民族尤擅长水上交通。中国早期的人工河也主要出现在东南地区的太湖平原和江淮平原。《越绝书》就曾记载,东南地区的越人“以船为车,以楫为马”的生活特征。其实,舟车楫马不仅仅是东南民族间水上航行的记录,也包含了当时东南各古国在水上的矛盾与冲突。为了争夺中原霸权,所以吴王夫差、越王勾践修浚百尺渎、越来溪、吴故水道[21]、邗沟、深沟等人工河道。他们皆有政治扩张和军事用兵的考虑。百尺渎就是一条沟通吴国国都和钱塘江的人工运河,在今浙江杭州萧山东北河庄山侧,[22]是今日桐乡段运河的前身。《越绝书》卷二《越绝外传记吴地传》载“百尺渎,奏江,吴以达粮”,[23]这里的“江”指的就是钱塘江,“吴”指的是吴国国都(今苏州)。春秋时期的吴国和越国,就是以钱塘江为界,钱塘江以南属于越国,钱塘江以北即今杭州区域则属于吴国势力范围。吴越两国有世仇,经常在钱塘江流域发生水战。公元前495年,越王勾践伐吴,吴国败于榫李(今浙江嘉兴南江南运河侧畔)。一年后,公元前494年,吴王夫差反而于夫椒打败越国,越王勾践退回会稽,并请求臣服于吴国。夫椒即夫山,在现今绍兴西北,钱塘江南岸。据考证,此次越王勾践北伐吴国所循路线当是由百尺渎北上至今崇德,然后循江南运河一线北上,入于松江,太湖。[24]通过上述分析,作为春秋时期吴越争霸战场的钱塘江沿岸,为了军事运输而人工修筑的百尺渎就显得非常重要,尤其是对于我们追溯杭州运河发展变迁的早期历史。正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越绝书》也记载,百尺渎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吴以达粮”,即吴国运送漕粮的重要渠道。

在春秋时期的钱塘江南岸宁绍平原,也已经出现比较成熟的运河水系系统。《越绝书》记载:“山阴故水道,出东郭,从郡阳春亭,去县五十里。”[25]越国还在钱塘江南岸的运河沿线修建舟室(造船厂)、石塘(渡口)、杭坞(码头)和固陵城(军事堡垒)。[26]

而在太湖平原及江淮平原由吴王夫差所开凿的邗沟和深沟,同样是因军事征战,北伐齐国,称霸中原的战略所需而修凿。吴国大败越国、陈国、蔡国、鲁国和宋国后,为了向北运兵伐齐,在公元前486年开凿了邗沟。[27]为了进一步扩大在中原地区的战略优势,吴王夫差于公元前482年开凿了深沟,[28]继而沟通了黄河和淮河两大水系。[29]也可以说,通过深沟这样的人工河道,吴国建立了中原与东南地区在经济和文化交流上的便利通道,这对运河沿线地区的商业繁荣起到了重要作用。这一时期东南地区的人工河道已经初步将今日杭州、苏州、扬州等重要城市联系在一起,将流经太湖流域的钱塘江、吴淞江、长江乃至黄淮流域的黄河和淮河都连通在一起,形成了早期的东南区域性的运河交通系统。上述钱塘江南北的运河河道开发史对于江南运河及浙东运河的形成具有直接影响。这也是为何有学者会提出“江南运河修建大致自春秋后期吴越控制的时代开始”的观点。[30]笔者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时期虽然江南地区的运河河道系统已经相对形成与发展起来,但是历史上的“钱唐县”或“杭州城”这样的县治或城治尚未出现。也就是说,春秋末期,杭州运河系统的外部运河河道系统已经发展起来。春秋时期钱塘江南北两岸的运河河道就是明证。但是,春秋时期杭州城区内部的运河河道系统尚未形成,所以我们认为春秋末期是杭州运河系统依托江南运河系统形成而不断发展的孕育时期。

有学者指出:“杭州是秦始皇时期江南运河的南端,也是隋朝(以洛阳为中心)南北大运河和元以后京杭大运河的南端。”[31]可见,杭州作为运河沿线重要节点城市的历史,与我国政治统一的历史密不可分。公元前222年,秦始皇设置钱唐县、余杭县,均隶属于会稽郡(郡治在今苏州市)。如今,这两个县均属于杭州行政区域。由于秦始皇重大的历史贡献,他甚至被认为是“江南运河的创始人”。[32]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即在江南地区进一步开凿运河。据历史文献记载,秦始皇在江南运河修凿的重要工程是在春秋时期开凿的百尺渎、越来溪、吴故水道及在太湖流域原有自然水道的基础上,开凿的“通陵江”等运河。(www.chuimin.cn)

东汉《越绝书》卷二《越绝外传记吴地传》载:“秦始皇造道陵南,可通陵道,到由拳塞,同起马塘,湛以为陂,治陵水道致钱唐,越地,通浙江。”[33]这里的浙江,指的就是钱塘江。钱唐,即秦始皇设置的钱唐县。《后汉书·郡国志·吴郡》条注中引东晋史学家干宝《搜神记》的记录:“秦始皇东巡,望气者云:五百年后江东有天子气,始皇至,令囚徒十万人,掘污其地,表以恶名,改之曰由拳。”[34]通陵江由钱唐县而北行,经过马塘(在今浙江嘉兴马王塘),又向北经由拳(故址在今浙江嘉兴)、姑苏(今江苏苏州)继续北上,至丹阳(今属江苏)后,再往北至丹徒(今江苏镇江),再继续北行至京口(今在江苏镇江西北位置)。

《吴录地理》也载:“朱方,后名谷阳。秦望气者云:其地有天子气。始皇使赭衣徒三千人凿长坑,败其势,故云丹徒。”上文提及的“掘污其地”“凿长坑”实际上指的都是秦始皇统治时期的运河建设工程,即江苏京口至丹阳的曲阿河(今江南运河镇江段)。故,秦统一时期,以杭州作为运河南端的江南运河系统已经完全形成。《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了秦始皇的第四次出巡:“三十七年十月癸丑,始皇出游。左丞相斯从,右丞相去疾守。少子胡亥爱慕请从,上许之。十一月,行至云梦[35],望祀虞舜于九疑山。浮江下[36],观籍柯,渡海渚[37]。道度牛渚[38],奏东安,过丹阳[39],溧阳,鄣故[40],馀杭[41]轲亭南;‘东奏槿头’[42],至钱唐。临浙江,-水波恶,乃西百二十里从狭中渡。上会稽,祭大禹,望于南海,……还过吴,从江乘渡。并海上,北至琅邪。”至此,秦始皇已经通过开凿通陵江等一系列运河建设工程,在江南地区造就了一条南北贯通钱塘江、吴淞江、长江(连通“三江”),连接钱唐、由拳、吴县、丹徒、京口等城市的完整江南运河,这条秦始皇所修江南运河的行经路线还可以更为详细地表述为:“南起钱塘江畔钱唐县(今杭州),然后循今杭州上塘河东北而上,经临平、长安、崇德、嘉兴、再折而西北,经今江苏平望、吴江、苏州、望亭、无锡、常州、奔牛、吕城、丹阳、丹徒、北至镇江西北京口港与长江相通。”[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