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运河文化与漕运史研究：漕运制度管理与运行

2023-10-31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运河漕务对南宋王朝的统治与运行发挥了重要作用。书中研究江南运河疏浚治理的部分，涉及杭州运河与漕运内容。该研究对漕运制度具体内容如漕粮税制、征收兑运和交仓、漕运官制和船制、运河的修治和管理、运丁和屯田、漕运改制、漕运的衰败和停止等方面进行了细致的探讨。尤其对清代土地制度、田赋与江浙漕运税赋问题进行了交叉研究，说明了我国地主制经济性质是漕运制度得以长期延续的重要原因。

运河漕务对南宋王朝的统治与运行发挥了重要作用。临安城对运河的疏浚管理、运河商业发展、运河社会生活治理有许多特色经验。这些特色只有在综合地与全国其他运河区域的漕运管理制度进行比较的基础上，才能更加清晰地凸显出来。史念海《中国的运河》（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一书运用历史地理学和史料考证相结合的方法，全面系统地研究了中国运河在历史上的发展、变迁，并且比较详细地描述了京杭大运河的开凿、修治和管理。岳国芳《中国大运河》（山东友谊出版社，1989）、常征和于德源《中国运河史》（北京燕山出版社，1989）、姚汉源《京杭运河史》（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1998）等研究成果也都涉及杭州段运河漕运的管理问题。不过以上关于运河的通史性著作，比较偏向于基础性的研究，他们对于杭州运河漕运相关内容虽有所涉及，但并没有更加深入地进行专项研究。

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国出现了研究漕运的热潮。潘墉《隋唐时期的运河和漕运》（三秦出版社，1987）一书依据翔实的史料，结合作者在大运河沿线长期的田野调查，对隋唐时期运河与漕运渊源、功用、管理、修治、改革和衰落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该成果还对学术界某些有争议的问题提出了更深入的见解和研究。书中研究江南运河疏浚治理的部分，涉及杭州运河与漕运内容。李文治、江太新《清代的漕运》（中华书局，1995）一书主要是关于清代漕运的专史研究，研究侧重在清代漕运制度的发展演变、漕粮的功能和漕运制度本身。该研究对漕运制度具体内容如漕粮税制、征收兑运和交仓、漕运官制和船制、运河的修治和管理、运丁和屯田、漕运改制、漕运的衰败和停止等方面进行了细致的探讨。尤其对清代土地制度、田赋与江浙漕运税赋问题进行了交叉研究，说明了我国地主制经济性质是漕运制度得以长期延续的重要原因。彭云鹤《明清漕运史》（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明确指出漕运带动了运河沿岸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对于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起到了推动作用。但同时沉重的漕粮给南方及运河沿岸人民带来了沉重的负担，不断地激化了社会矛盾。该项研究辩证地审视了我国漕运业对社会经济发展所起的积极与消极作用。鲍彦邦《明代漕运研究》（暨南大学出版社，1996）虽然是论文集性质，但是该成果集中呈现了研究者对漕粮改折、漕粮运输及运费等相关问题的研究，多有创见。吴琦《漕运与中国社会》（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一书从宏观角度研究了漕运的理论界定、漕运与封建政治、古代军事、封建经济的发展、社会制衡、人文与对封建社会的长期延续及影响等一系列问题。其主要目的是探究漕运与中国社会发展存在的内在联系，并通过寻找和研究漕运的社会意义来发现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动因。以上成果都是从漕运阶段性发展变迁、管理制度、社会影响等方面开展的综合性研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内漕运制度史研究的杰出成果。

在综合性研究的基础上，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对漕运的区域化特征及专门性研究更为关注，而这样的研究成果通常也更为深入。微观叙事研究热度胜过既往的宏观叙事研究，漕运管理研究变得专门化。蔡泰彬《明代漕河之整治与管理》（台湾商务印书馆，1992）一书主要阐述了明代对于运河的疏浚、漕运组织及运作等，还非常详细地介绍了运河上船闸的建设和变迁，并且认为明代后来漕运的衰败是从明成祖迁都开始——政治和经济中心分离。所以，全国必须倾全力保漕时，漕运的衰败之祸根就已经埋下。陈锋《北宋的漕运水道及其治理》（《孝感师专学报》1997年第3期）一文对北宋放射性漕运水道及其治理措施进行了研究。其中提到江南运河为了维持水位的措施：其一是采取建造堰、闸；其二是广设斗门和分水渠来及时排泄或放入潮水以维护运河水位的正常；其三是善用运河周边的天然或人工湖泊对运河水位进行调节，例如杭州西湖的调节作用。这对我们从事杭州运河漕运管理制度的研究来说，具有指导作用。陈锋《宋代漕运管理机构述论》（《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4期）一文对宋以来出现的我国独立而完整的漕运管理机构及其职能进行了深入论述。陈锋《北宋漕运押纲人员考述》（《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1期）一文指出北宋沿袭唐朝时的“纲法”，即有一批专门保护漕运货物的人——押纲，并且对于押纲人员的组成和来源、待遇及目的作用都进行了阐述。这样的研究启发我们从更为专门的微观角度来审视我国的漕运文化。袁一堂《南宋的供漕体制与总领所制度》（《中州学刊》1995年第4期）论述了南宋因漕运大环境发生变化而产生了特殊的总领所制度，即南宋供漕及军队供养体制的基础。该文对其沿革过程进行阐述，让我们深入了解到南宋总领所制度的管理设计情况。此外，王艳《论北宋汴河漕运制度》（《信仰师范学院学报》1999年第1期）及《北宋漕运管理机构考述》（《洛阳师专学报》1998年第4期）、王云裳《简论宋代漕运与武职押纲队伍及舟卒》（《绍兴文理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张勇《两宋东南地区漕运直达法比较研究》（《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曹家齐《运河与两宋国计论略》（《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2期）、陈锋《明代的运军》（《中州学刊》1997年第1期）等文章，对我国漕运管理具体措施与制度构建进行了研究，且多集中在两宋时期。但是，上述作品对于杭州的漕运管理并无专门论述。

国内研究者有关漕粮、粮仓的研究积累了一定的成果。陈锋《略论北宋的漕粮》（《学术界》1997年第1期）论述了北宋漕粮数量、主要来源地及变化、北宋漕粮数量居高的原因、北宋漕粮的影响。论文指出北宋漕粮的主要来源是东南六路，因而其对东南六路地区百姓生活造成了极大负担。鲍彦邦《明代漕粮折征的数额、用途及影响》（《暨南学报》1994年第1期）和《明代漕粮运费的派征及其重负》（《暨南学报》1995年第4期）两文阐述了明代政府对于漕粮的折征实行严格的限量控制，并对其用途也做出了明确的规定。明政府也把此举作为弥补中央财政年度亏缺的应急措施之一。明政府还根据漕运的需要对漕粮运费实行部分征折，但明中期以后粮户的漕粮运费极为沉重。徐吉军《杭州运河史话》（杭州出版社，2013）一书介绍了杭州宋时的九大粮仓。徐吉军《南宋都城临安》（杭州出版社，2008）一书对临安的城内外运河基本情况、运河的疏浚和管理、运河上漕运和粮仓还有码头的基本情况都做了重要的介绍和说明。倪玉平《清代漕粮海运与社会变迁》（上海书店，2005）一书通过研究大量古代文献资料并且结合中外学界相关成果，在晚清社会转型时期的背景下，首次探讨了漕粮海运制度的发展变迁，较为透彻地分析了清代漕粮海运制度的起源、管理运行机制及与中国近代社会变迁中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密切关系。他的研究辩证地分析了清代漕粮海运的兴衰原因，提出了新的观点。李俊丽《天津漕运研究（1368—1840）》（南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一文论述了明清时期天津运河的水源问题、运河修治和管理情况、漕粮的经由与截留原因、漕运人员弊行和漕船灾害问题。郑德民《明清京杭大运河沿线漕运仓储系统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一书系统研究了漕仓在漕运中重要功能。通过对运河漕仓体系演变、管理运作及弊端和漕仓的社会救济功能的分析探究，揭示了明清时期漕运的历史变革和区域社会发展的历史关系。梁科《明代京通仓储制度研究》（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一文对明代京通仓储制度的人员设置、管理运作、历史沿革等方面进行研究。该文围绕粮食的收入、管理和支出用具体事例来说明仓储制度，并且揭示了仓储制度的衰败而产生粮食危机。殷崇浩《叙乾隆时的漕粮宽免》（《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3期）和《乾隆时漕粮宽免的原因及其作用》（《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4期）两文用丰富的史料和直观的统计表对乾隆时期的漕粮宽免政策进行了深入研究。以米价上涨和粮食缺乏而接连出现的闹粮风波为例，他们回顾了当时朝廷和地方如何采取相应措施应对。吴琦和王玲《一种有效的应急机制：清代的漕粮截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3年第1期）、李德楠《清代江浙漕粮赈闽及相关问题探析》（《山东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5期）等研究论文论述了清代江浙漕粮七次赈闽的历史过程，表明了漕粮功能进一步的社会化。胡铁球《明及清初“歇家”参与赋役领域的原因和方式》（《史林》2007年第3期）、鲍彦邦《明代白粮解运的方式与危害》（《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3期）、胡铁球《明代“重役”体制的形成——以白粮解运为例》（《社会科学》2012年第6期）、田雨和赵毅《明代杭州府北运白粮征收考辨》（《古代文明》2014年第2期）等研究通过相关史料，讨论了杭州是否是白粮的征收地。这些研究指出：明代白粮的征收来源地不只是江南五府，在明代中后期杭州也被作为白粮征集地屡次被史书提及，甚至这种情况延续至清代。但是，因为杭州是作为白粮征收的备选地，所以杭州地区北运白粮的征收并没有制度化，这是造成杭州没有被算入白粮征收地的主要原因。冯佐哲《元明清时期的京通粮仓》（收入《史苑（第1辑）》，文化艺术出版社，1982）、唐文基《明代粮食仓储制度》（载《明史研究论丛（第六辑）》，黄山书社，2004）等研究还对粮仓的管理、粮食的来源做了论述。(www.chuimin.cn)

研究界对运河码头、运河漕船的研究也取得了系列成果。陈述主编的《杭州运河桥船码头》（杭州出版社，2006）一书论述了运河形成前和形成后的杭州桥、船、码头情况。徐吉军《杭州运河史话》一书中对每个朝代的杭州运河边的码头都略有论述，但是都是以基础性介绍为主。该研究还依据《北新关志》对杭州运河上船只种类进行了研究介绍。许明《运河南端说码头》（新星出版社，2013）一书指出码头是漕运的重要组成部分。该书梳理了杭州运河的码头文化并对其周边地区留下的相关建筑、风俗等文化进行了介绍。此外，封越键《明代漕船考》（载《明史丛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7）、《明代漕船修造制度述略》（《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4期）和《明代漕船管理述略》（载《明史研究（第十辑）》，黄山书社，2007）、鲍彦邦《明代漕船的修造及船料的派征》（《中古社会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1期）、郑民德《京杭运河明代漕船厂研究——基于清江、卫河船厂的历史考察》（《中国名城》2011年第9期）等研究，也涉及运河漕船与运河码头文化。

每一种制度都不可能是完美无缺的，肯定具有两面性。漕运制度经过唐宋元明不同时期的发展完善和矛盾累积，到清朝不可避免地涌现出更多弊端。在此研究中，赵践《清初漕赋》（《历史档案》1999年第3期）指出：“到清代时期，漕赋已经脱离田赋成为一个新的赋种，且是只在八个省区征收漕粮，浙江就包含其中。”他对清初漕赋的用途、额征和力役、弊端及恶果也进行了分析。陈锋《略论清代的漕弊》（《西北大学学报》1998年第4期）指出清代官方向农民征收漕粮的过程中存在着贪官污吏勒索百姓的现象。该研究以浙江省为例，以具体的历史数据为证据，说明了农民背负了异常沉重的纳漕负担。漕弊不仅影响政府财政收入，而且极大地扩大了社会矛盾。杨杭军《略论清朝嘉道时期漕运之弊及其影响》（《中州学刊》1998年第1期）和《嘉道时期漕运旗丁的若干问题》（《河南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两文论述了嘉庆道光年间漕政的弊端和影响，且认为这个时期的漕弊与旗丁有莫大关系。这也是在当时复杂的社会及时代背景下出现的必然结果。吴琦和肖丽红《制度缺陷与漕政危机——对清代“废漕督”呼声的深层分析》（《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6年第4期）、管婷婷《明代河漕职务犯罪的控制和失控》（《中国文化研究》2013年第3期）、袁飞和马彩霞《清嘉庆朝漕督富纲贪污案探析》（《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江太新和李文治《论清代中叶后漕政的破坏》（《中国经济史研究》2009年第4期）、倪玉平《嘉道之际的漕弊问题》（《石家庄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3年第4期）、周键《嘉道年间江南的漕弊》（《中华文史论丛》2011年第1期）等研究用翔实的史料说明了嘉道年间江南的漕弊一方面体现在仓漕卫所规费、旗丁帮费、官绅漕规和州县浮收逐渐递增，另一方面体现在捏灾昌赈、短漕和亏空现象愈演愈烈。陈锋《略论清代仓场官吏的舞弊活动及其危害》（《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2期）、范金民《明清江南重赋问题论述》（《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3期）、戴鞍钢《清代浙江漕政与农民的抗漕斗争》（《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3期）等研究论述了清代漕粮在浙江的征收主要集中于杭州、嘉兴和湖州。漕粮征收使得浙江农民不堪重负，清代后期也进一步凸显漕政弊端，激化了农民与封建统治者之间的矛盾，使得农民最后走上了抗漕斗争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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