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示清代职业水手的社会底层身份和祈神捍御河患的心理诉求

2023-10-31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杭州运河与周边社会关系的构建，也是本课题重点关注的问题。该著作从东周至民国长时段探讨运河的开凿与疏浚治理，运河与社会政治、区域经济、学术文化、科学技术、学校教育、民俗、宗教等方面的研究，较为全面地探讨了中国运河文化的发展历程。他们的研究指出：清代官方漕运业中的一大批职业水手既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劳动者，也是当时颇具破坏性的社会阶层之一。祭祀中官方祈神捍御河患、通济漕运的心理诉求表现强烈。

运河不只是贯通南北经济和政治交流的大动脉，还是南北文化交汇融合的交通要道。漕运的繁荣更加促进了南北方的交流，为运河沿岸城市能形成特殊的运河文化创造了基础条件，丰富了运河文化带的内涵，是一种富有特色的区域文化现象。杭州运河与周边社会关系的构建，也是本课题重点关注的问题。

运河文化内容极为丰富，如商业文化、城镇文化、漕运文化、饮食文化、市井文化、宗教文化等。近些年来学界对这方面的研究也是不断加深，获得了许多成果。从宏观来看，安作璋《中国运河文化史》（山东教育出版社，2001）一书是一部研究中国运河文化的通史性著作。该著作从东周至民国长时段探讨运河的开凿与疏浚治理，运河与社会政治、区域经济、学术文化、科学技术、学校教育、民俗、宗教等方面的研究，较为全面地探讨了中国运河文化的发展历程。于德普《运河文化与运河经济的发展》（《人文与自然》2001年第2期）指出运河文化是运河开挖和通航过程中，在运河区域经过长期积淀所形成的全部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包括文化教育、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建筑艺术、工艺美术、风情民俗、饮食文化、遗迹遗物等多方面的内容，是我国重要的人文遗产资源。运河文化是南北区域文化长期交流融合的结果，既是运河经济发展的产物，又促进了运河经济的发展。安作璋《中国的运河与运河文化》（《人文与自然》2001年第8期）指出运河区域社会经济的兴盛和繁荣，促进了运河区域文化事业的发展，还有利于南北文化和中外文化的交流，使得各种不同的地域文化和外来文化进行碰撞、交流、融合，最终形成了独特的区域运河文化。高春利《漕运文化研究》（学苑出版社，2007）一书探讨了漕运文化中的移民、涉漕军士及漕运文化研究现状、运河的发展历程与漕运文化的保护等问题。该书还论述了漕运文化与现代化关系、北京通惠河沿岸产业带的发展，以及高碑店村为漕运文化所做的规划发展等问题。顾希佳《杭州运河风俗》（杭州出版社，2006）讲述了杭州运河周边的风俗，但很大一部分内容乃是杭城风俗。

运河沿线特色文化的研究取得重要进展。林吉玲《明代运河区域的书院教育》（《聊城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2期）认为运河区域的书院教育更能代表明代书院教育的特点。张宏、张为民的《谈明代运河区域地方志的纂修》（《山东教育学院学报》2001年第2期）认为运河区域的特殊地理位置，较为发达的经济及深厚的文化底蕴，为地方志的纂修提供了有利条件。从思想传播和演变来看，田余庆和李庆聪《唐宋运河在中外交流史上的地位和作用》（载唐宋运河考察队编《运河访古》，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认为运河对海外贸易和文化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王耀《水道画卷：清代京杭大运河舆图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一书通过国内外所藏的舆图等图像材料，探究了清代时期京杭大运河的疏浚、治理，进而更加直观地反映了当时运河运输的运作方式、行经路线和相关工程情况，尤其是古代漕运制度。嵇建琴《中国古代漕运思想的演变》（《中国经济史研究》1993年第3期）则主要从唐、宋、明、清这几个朝代分析漕运思想，论述了河运漕粮管理方法的思想演变、商业原则在漕运中的运用、河运与海运思想的争辩、常平仓和田赋的改征折色等方面。(www.chuimin.cn)

关于运河非正式组织的研究也是运河文化的重要构成。陈锋《清代漕运水手的结帮活动及其对社会的危害》（《社会科学战线》1996年第2期）、吴琦《漕运与民间组织探析》（《华中师范大学（哲社版）》1997年第1期）、衷海燕《清代江西漕运军户、家族与地方社会——以庐陵麻氏为例》（《地方文化研究》2013年第6期）、刘伯涵《漕运船帮中的写作与秘密结社》（《史学月刊》1985年第4期）等研究具有代表性。他们的研究指出：清代官方漕运业中的一大批职业水手既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劳动者，也是当时颇具破坏性的社会阶层之一。最初结帮活动是为了互助共济。但到清中叶以后，在日益浓厚的流氓作风影响下，其帮会活动的方向逐渐转向排他性和破坏性。晚清漕运制度终结后，原来水手的帮会组织遂演变成“青帮”这一著名的非政府组织。周育民《漕运水手行帮兴起的历史考察》（《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3年第1期）论述了清代帮派兴起的条件和罗教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从宗教方面来看，曹金娜《清代粮船水手中的罗教》（《宗教学研究》2013年第2期）论述了罗教的历史渊源及其传播流行的原因。王元林和禇福楼《国家祭祀视野下的金龙四大王信仰》（《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论述了明清国家通过敕建庙宇、颁发匾额、赐予封号等形式祭祀金龙四大王，渗透着皇权至上的等级观念。祭祀中官方祈神捍御河患、通济漕运的心理诉求表现强烈。官民在应激和紧张心理的支配下，共同缔造的显圣事件成为国家祭祀的直接动因。国家祭祀推动了金龙四大王信仰的地域扩展，造成了此信仰传播的南北差异，也使大运河、黄河下游地域形成了庙宇密集的祭祀带，并波及数省。王元林《京杭大运河镇水神兽类民俗信仰及其遗迹调查》（《民俗研究》2005年第2期）考察了许多因运河而生的寺庙以及众多镇水神兽的实物遗存。

从文化艺术方面来看，马征《从<金瓶梅>看大运河文化的特色与局限》（《社会科学辑刊》1992年第1期）认为《金瓶梅》中的文化背景具有新、奇、放、谲的丰富色彩，这正是由运河文化的特质所决定的。具体表现为市民阶层在价值取向上与传统观念的严重对峙、牴牾和冲突。王志军《京杭大运河地区民俗文化与民歌<茉莉花>艺术风格的流变》（《艺术百家》2011年第4期）指出：“在长期的发展中，民歌《茉莉花》流传的广泛性和变异的多样性与京杭大运河有着密切的联系。由于受各处地域环境、文化民俗及语言因素的影响，《茉莉花》沿京杭运河流域的流变具有多维性、扩散性和非单线性特征。”王沂《中国戏曲与运河文化》（《艺术百家》1995年第2期）论述了运河对于戏曲传播发展所发挥的作用，且认为运河文化具有交融性、开放性、市民性和超前性等特征。孙焕英《京剧及其票友的“运河脉”》（《戏剧之家》2001年第6期）、谢君《大运河与明清通俗小说刊刻中心的转移》（《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学报》2012年第2期）等研究又是从京剧和小说的传播角度审视了运河文化的传播与影响。吕聃《明代大运河南茶北运及其对沿岸茶文化影响初探》（《农业考古》2010年第5期）一文则具体地以“南茶北运”为例，探讨南北运河文化的社会影响。

揭示清代职业水手的社会底层身份和祈神捍御河患的心理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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