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河漕务对南宋王朝的统治与运行发挥了重要作用。书中研究江南运河疏浚治理的部分,涉及杭州运河与漕运内容。该研究对漕运制度具体内容如漕粮税制、征收兑运和交仓、漕运官制和船制、运河的修治和管理、运丁和屯田、漕运改制、漕运的衰败和停止等方面进行了细致的探讨。尤其对清代土地制度、田赋与江浙漕运税赋问题进行了交叉研究,说明了我国地主制经济性质是漕运制度得以长期延续的重要原因。......
2023-10-31
隋唐以来,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的分离,进而导致长距离漕运运输的出现。在维护政治统治中心的前提下,长距离的河漕事务对沿线城市商业、农业、手工业的形成发展都产生过重要影响。吴琦教授说得好:“漕运的本质在于把经济重心区域的物质财富输送到政治中心,因此漕运线是一条连接政治中心与经济重心区域的纽带,是王朝权力中心得以生存和运行的物质输送线和生命线。”[3]区域视野下审视杭州漕运与经济之间的互动关系,亦是本课题研究的重点内容之一。
从商业视角来看,吴欣《鲁商与运河商业文化》(山东人民出版社,2010)一书是从我国商帮群体视角探讨运河商业文化的代表性著作,揭示了鲁商与运河商业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赵金鹏《明代漕运中的商业活动》(《史林》1996年第1期)指出明代漕运与商业的关系,认为漕船制造与维修、漕粮征收、漕粮运输和漕粮仓储等都存在着商业活动,虽然漕运主要是进行官方的漕粮运输活动,但其实漕运中活跃着许多商业活动,推动了运河沿岸城市的繁荣发展。还有他的《明代漕运中的商业思想》(《河南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1期)一文指出:“明王朝中一部分有识之士提出利用商品经济来解决北方地区政治集团的粮食消费和开辟南北运输渠道发展南北地区商品经济的思想,这是一种进步的思想潮流。”陈锋《清代漕运运输者的私货运销活动》(《西北大学学报》1997年第4期)一文指出:“清代在官方性的漕运业中广泛存在着私货运销活动,清政府对此的措施是不断放松对私货的限制,逐渐使得这种活动的规模日益扩大,在当时南北商品流通交换领域里扮演了独特而重要的角色。”陈锋《简论宋明清漕运中私货贩运及贸易》(《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1期)一文论述了宋明清以来漕运中的私货贩运及贸易活动,且政府并没有采取严加限制的举措,可以说是扩大南北商品交流的通道,降低商品流通成本促进工商业的发展和促进都城商业市场,同时带动了运河沿线的城镇工商业的勃兴,如杭州的兴起。周祚绍《清代前期漕运及其对国内市场的影响》(《山东大学学报》1994年第1期)、张照东《清代漕运与南北物资交流》(《清史研究》1992年3期)等研究亦涉及漕运与商业的关系。
从运河与农业的发展关系来看,吴琦《漕运与古代农业经济发展》(《中国农史》1998年第4期)指出漕运的发展与古代农业经济的演变格局,与区域农业生产水平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他认为农业发展状况决定漕运的动向,漕运的发展反映农业经济的变化情况。吴琦《漕运与古代农田水利》(《中国农史》1999年第3期)论述了漕运与农业生产既相互促进,又相互制约。但在封建社会后期,漕运对农田水利具有较大破坏性,这与漕运重要性上升有着极大关系。此外,任重《康熙治理黄、淮、运对农业发展的影响》(《中国农史》1997年第1期)、陈冬生《明清山东运河地区经济作物种植发展述论——以棉花、烟草、果木为例》(《东岳论丛》1988年第1期)均涉及运河治理与农业发展的相互影响问题。运河的开凿利用对农业生产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运河交通线路的开辟也促使了运河沿岸市镇的兴起和工商业的繁荣。何昌荣《唐宋运河与江南社会经济的发展》(载唐宋运河考察队编《运河访古》,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一文在“商业城市的发展和市镇的兴起”中提到:杭州因地处钱塘江畔且海路可通东南沿海,在大运河开通后,杭州成了重要的商业城市和海外贸易港口,促进了杭州人口与城市的繁荣发展,且城市经济和商品经济也因此发达。朱玉龙《汴河及其对安徽淮北地区的影响》(载唐宋运河考察队编《运河访古》,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吕景林《大运河的畅流与明代东昌社会经济的发展》(《山东运河文化文集》,山东科技出版社,1988)、林吉玲《论近代企业在运河区域的创办及其社会影响》(《济南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许檀《明清时期运河的商品流通》(《历史档案》1992年第1期)等研究,也涉及运河沿线城市农业发展与经济地位提升的问题。(www.chuimin.cn)
从运河治理与沿线城市发展的关系来看,傅崇兰《中国运河城市发展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是中国第一部系统论述运河城市史的专著。作者查阅了大量的史料并且实地考察了通州、天津、德州、临清、济宁、淮安、扬州、苏州、杭州9个运河城市。从历史时期运河城市的地理位置、城市环境、人口数量和人口结构、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城市文化等几个方面讨论了运河沿岸重要城市的发展历史。作者还从地理学和经济学的角度,阐述了运河城市的发展史,认为运河沿岸的城市发展和形成深受南北大运河的影响,两者相互促进。史念海《隋唐时期运河和长江流域的水上交通及其沿岸的都会》(《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4年第4期)对扬州、汴州、宋州、徐州、楚州、苏杭诸州的地理位置、交通状况、经济发展水平进行了论述。从本课题期待在有关杭州城市发展与运河开发治理的研究有所推进来看,李志庭、楼毅生《运河与杭州》(载唐宋运河考察队编《运河访古》,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是较早从这个角度进行研究的成果,值得参考。
有关朝廷之厨: 杭州运河文化与漕运史研究的文章
运河漕务对南宋王朝的统治与运行发挥了重要作用。书中研究江南运河疏浚治理的部分,涉及杭州运河与漕运内容。该研究对漕运制度具体内容如漕粮税制、征收兑运和交仓、漕运官制和船制、运河的修治和管理、运丁和屯田、漕运改制、漕运的衰败和停止等方面进行了细致的探讨。尤其对清代土地制度、田赋与江浙漕运税赋问题进行了交叉研究,说明了我国地主制经济性质是漕运制度得以长期延续的重要原因。......
2023-10-31
十八世纪以来,法国著名汉学家杜赫德于1735年所编著的《中华大帝国志》[64]被认为是此前编成的耶稣会士报道与研究中国之集大成者。其中5张可以确认是1883—1886年格罗夫斯在杭州拍摄的。他还在《在华五十年》一书中,拍摄了当时杭城的河道水门照片。十九世纪以后,欧美关于杭州运河的内容越来越多。......
2023-10-31
[4]此外,中国古代研究者也认识到漕运物资也不仅仅是粮食。他们皆是从狭义的概念诠释中国古代漕运的内涵,即认为漕运就是谷物粮食的水运。[7]这种狭义的理解,虽然认识到中国古代漕运的基本特征与基本功能,但是并没有把漕运看成一个不断演变的历史过程。......
2023-10-31
南宋建都杭州后,杭城管理者为了便于相对集中的行业,故而形成许多专业的市、行、团、作。所谓“京都有四百四十行”,[30]行会组织具有极强的封建性,南宋耐得翁所著《都城纪胜·诸行》中记载“市肆谓之行者,因官府科索而得此名。不以其物大小,但合充用者,皆置为行。”前文所引清雍正九年完成的《北新关志》中,详细罗列了经过杭州钞关的各类行名,足见杭州市场因为高度的商业化而造成的行业细化。......
2023-10-31
Francesco Valegio《行在鸟瞰图》我们可以发现,虽然该图像描写的是杭州城,但是实际上整个绘画都是以威尼斯这样的水城作为创作参考。Francesco Valegio根据马可·波罗的记载以及自己对杭州的想象,绘制了一个具有欧洲异域风情的杭州运河城市图像。此例亦可实证杭州运河形象在欧洲图书中的传播与流变,尽管这一杭州运河的形象是虚构与借鉴的居多。......
2023-10-31
六朝时期,秦以来的江南运河又进一步发展。而钱塘江南岸的浙东运河则是六朝时期江南运河向东延展和完善的代表性工程。所以,该时期钱塘江和浙东运河间频繁漕运的事实,不言而喻。浙东运河西段漕运功能的显现,自然也要求杭州里运河系统不断完善。杜元懿所谓“商旅往来,倍多常岁崐。西陵牛埭税,官格日三千五百;如臣所见,日可增倍”的税收财报分析,确证了杭州运河漕运贸易交易的繁荣。......
2023-10-31
南宋以来,随着临安都城人口的激增以及都市商业的繁荣,都城管理者将行业相对集中的街巷设置为“行”或者称之为“团”“市”。[6]上述行业,均与杭州区域的运河商业发展关系密切,也是运河商贸物资流通与贸易交换的主要内容。杭州地区对运河船只的俗语称谓很多,对河海之上的各种自然现象,也有独特的惯语称谓。与运河水域密切相关的歌谣谚语以及故事传说,它们也是与运河密切相关的社会文化内容。日已夕兮,予心忧悲。......
2023-10-31
从中可见东苕溪漕运航道减轻了杭州段运河的漕运压力。盐铁使管理杭州运河的首要工作就是保持航道漕运畅通无阻,故需对运河制定水位标准,并安排专人管理测量。......
2023-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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