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破断代史视角，揭示丰富研究成果》

2023-10-31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目前国内学术界对京杭大运河和中国漕运史多有基础性研究成果。近年来，随着大运河文化遗产越来越受到政府职能部门和社会大众的重视，中国大运河沿线城市的相关科研机构对本地区的运河漕运文化进行了区域性的研究。特别是在江南地方史研究中，杭州漕运作为相关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该丛书堪称目前有关杭州运河研究的集大成者。但是，其研究对象与研究旨趣仍然是在断代史视角下审视杭州大运河文化。

杭州之名，由河而生；杭州之城，依河而建；江南名郡，借河而扬；两朝都城，因河而定。^[1]隋开皇九年（589），隋文帝杨坚平定了南朝陈国后推行“废郡置州”的地方行政体制，故废钱唐郡置杭州，由此“杭州”一名在中国历史上首次出现。虽然杭州之名自隋始，但是杭州地区人工河道的利用发展历史悠久，最早可以追溯至春秋时期的百尺渎，这是世界上最早的运河之一。杭州的城市发展与运河的开发利用密不可分，息息相关。然而，我国大运河作为可与长城相比肩的人工奇迹，却在国际学术界长时间缺乏深入研究和探讨，^[2]其中各区域的运河水系及其独特的文化内涵更缺乏应有的关注。

目前国内学术界对京杭大运河和中国漕运史多有基础性研究成果。从研究方法上来看，多以断代史观审视中国漕运文化。如潘墉《隋唐时期的运河和漕运》（三秦出版社，1987），李文治、江太新《清代的漕运》（中华书局，1995），彭云鹤《明清漕运史》（中华书局，1995），鲍彦邦《明代漕运研究》（暨南大学出版社，1996），倪玉平《清代漕粮海运与社会变迁》（上海书店，2005），等等著作。从断代史视角研究中国大运河或漕运文化，可以从宏观上透视中国漕运史的整体发展。但是，以上研究无法将杭州段的运河漕运文化从经济、政治、社会及中外交流角度进行具体而充分的论述。近年来，随着大运河文化遗产越来越受到政府职能部门和社会大众的重视，中国大运河沿线城市的相关科研机构对本地区的运河漕运文化进行了区域性的研究。他们的研究多集中在北京、山东、河南、江苏等地区，如于德源《北京的漕运与仓场》（同心出版社，2004）、陈涛《淮安漕运文化》（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李俊丽《天津漕运研究（1368—1840）》（南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等。既往有关中国漕运文化区域史的研究成果无论是在方法论还是在史料支撑方面，都为本课题的开展提供了重要的借鉴意义。(www.chuimin.cn)

中国大运河漕运流域的线性特征也导致了关于大运河漕运的研究具有线性的特征。前文所述早期中国漕运的区域性研究主要集中在北方地区，近年来关于南方地区的大运河漕运文化史的研究也慢慢开始展开。特别是在江南地方史研究中，杭州漕运作为相关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如在徐吉军《南宋都城临安》第四章（杭州出版社，2008）、陈桥驿《中国运河开发史》第六篇（中华书局，2008）、孙忠焕《杭州运河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等研究中，对历史上的杭州漕运均有简述。为了更好地推进杭州的“运河学”学科建设，杭州政府组织出版了数十本涉及大运河（杭州段）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和历史的“运河（河道）丛书”。该丛书堪称目前有关杭州运河研究的集大成者。其中，徐吉军《杭州运河史话》（杭州出版社，2013）的研究最具代表性，较多涉及杭州漕运文化。但是，其研究对象与研究旨趣仍然是在断代史视角下审视杭州大运河文化。此外，有关京杭大运河作为研究中心的既往研究成果中，或多或少会关注到京杭大运河沿线粮仓、码头、漕运制度与思想。如郑民德《明清京杭大运河沿线漕运仓储系统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梁科《明代京通仓储制度研究》（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王耀《水道画卷：清代京杭大运河舆图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嵇建琴《中国古代漕运思想的演变》（《中国经济史研究》，1993年第3期）及许明《运河南端说码头》（新星出版社，2013）等。

《突破断代史视角，揭示丰富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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