驯化和放牧：保护野外自然环境的关键

2023-10-31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但是，这种灾难的程度也可以缓和，比如，只要精心管理，放牧也是有助于维持像草地这样的自然环境的。有一些动植物需要在更为自然、开放的环境中才能获得良好生长。而通过其吃草和踩踏行为，家养巨型动物可以帮助维持这种环境。在受到人类保护和管理的野外环境以及半自然的栖息地里，野生物种生长得更好。从经济角度讲，保护野生环境和野生物种也是必要的，农业的未来依赖于此。

大约10年前，我乘飞机经过马来西亚上空，看到森林退化的情形时，感到了一种揪心的伤感。那情形我现在依然记得。小山和河谷里古老的热带雨林已经被毁得干干净净，推土机驶过，在地面上留下了奇怪的脊线，就像是一道道的手指印一样。绿色重新出现的地方，全是一排排整齐的棕榈树苗。采用单一作物栽培模式的棕榈树农场占据了大片土地，其栽种样式都是规范的，连那绿色都是标准化的。和我一起摄影的马来西亚人与棕榈油产业有联系，于是，我温和地表达了我的担忧。他回答说：“可是，几千年前，你们就毁了你们岛上（指英国）的树林，所以你们没有权利对我们指手画脚了。”

目前，为了维持人类生活，我们正在把生物圈推向极限。现在，地球上已经有40%的土地在被耕种。随着人口和食物需求的增加，又有多少土地会被用于农业，来种粮食或作为家养动物的草场？要平衡食物生产与生物多样性和野生环境的保护，究竟还能不能办到？

人类所养的家畜，特别是牛、羊和水牛这样的大型哺乳动物，对地球而言是一个巨大的负担。地球上有70多亿人口，但却有200多亿头家畜。目前，我们种植的植物中，有1/3都喂养给了这些动物。我们种植的谷物中也有越来越多地被用于喂养家畜家禽。这是一种本末倒置的趋势，它使得食物生产所需能量更多。我们可以中止或少吃肉。至少，我们可以不去吃用粮食喂养的牛的肉，而选择吃用牧草喂养的牛的肉，或者也可以不食用牛肉，而食用家禽（它们需要的能量较少）。不用让农业更加集约化，也不用投入更多能量和化肥，只做出上述改变，我们就能使现有的食物系统更加高效。但是，也许我们需要考虑一下，我们到底还有没有理由再饲养家畜家禽。正如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在一份报告中建议的，我们是不是应该考虑在全球范围内都吃素呢？

人们将许多生态问题都归咎于家畜家禽，这并没有错。但是，它们并不总是对生态系统有害。有时候，一些土地很难进行农耕，那么，饲养动物就可以是一种从地里获取资源的方法。在这种情况下，动物并没有占用本可用于种植农作物的土地。然而，有时候，放牧却会有灾难性后果。作家、环境活动人士乔治·蒙博曾经辛辣地批评，英国用于放牧的土地就是“被羊毁了”。但是，这种灾难的程度也可以缓和，比如，只要精心管理，放牧也是有助于维持像草地这样的自然环境的。在冰河时代末期，许多更新世巨型动物都消失了。现在，那些动物曾经扮演的角色可以由家养的巨型动物承担。有一些动植物需要在更为自然、开放的环境中才能获得良好生长。而通过其吃草和踩踏行为，家养巨型动物可以帮助维持这种环境。在混合农业模式中，家畜家禽还会通过排便给土壤施肥，这样就帮助实现了营养物质的循环。而且，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家畜家禽是蛋白质和其他营养物质的来源，而这些物质仅从植物中是很难获得的。这种情况在发展中国家尤为明显。此外，皮毛一类的副产品也很重要。而且，在一些农业机械化程度不高的地方，家畜还被用于拉犁和运输。最后，人类、家畜、家禽之间还有通过那份“古老的契约”建立起来的联系：这是一种难以估量的文化价值，但是，它在人类的神话故事中表现得非常明显，并且，现在我们也能强烈地感受到。

我们需要仔细研究，家养动物在未来农业中会占有什么样的位置。对全社会而言，这个问题都是具有关键意义的，需要我们对不同因素的价值进行认真思考，比如，一方面要限制二氧化碳排放，另一方面要改善土壤质量，或者要保护开放的自然环境，等等。农业产业化系统的效率可能很高，但是也会累积很远的动物“食物里程”，并且引发有关于动物福利的问题。加拿大土壤科学家和生物学家亨利·詹森认为，对于每一处地方，我们都要进行探讨，权衡饲养家畜家禽的利与弊，并问一下：“家畜家禽怎样才能在此以最佳的状态生长？”有时候，答案会是：它们不适合在此地生长。但是，有时候，某一地方特别适合养绵羊、山羊和牛——这些我们自古以来的盟友。我们可以做到既享用这些偶蹄伙伴带来的好处，又可以通过努力，将对环境造成的压力降到最低程度。

但是，我们应该让农场占用多少土地呢？这一问题的核心是，我们是要尽可能地提高农田的生产率，还是要发展野生物种友好型农业？采用集约型和“土地节约型”方法，就意味着要接受野生物种从农田中消失。但是，通过提升农业生产率，我们就能更多地保留真正野生的环境。从表面上看，这一选择似乎有其道理：如果我们把农田圈起来，尽可能提高其生产率，我们就可以在其他地方给野生物种留出更大的空间。但是，生态学家辩称，这在现实中根本行不通，原因是野生物种无法在孤立的小片栖息地中生长。在受到人类保护和管理的野外环境以及半自然的栖息地里，野生物种（不管是蜜蜂、鸟类还是熊）生长得更好。在英国，自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农业集约化已经对自然界的生物多样性造成了深刻影响。环境友好型农场非常重要，既可以作为野生物种的避难地，也可以是连接各个物种的纽带。因为，传统农田里的灌木篱墙就可以形成一道道连接各个野生物种的走廊。有机农业目前只占全球农业的1%，它能支持生物多样性，生产率也几乎可以赶上常规农业，但是，却有更高的利润率。因此，它貌似成了最可持续的一种选择。然而，要既实现食物安全，又实现生态系统安全，需要在不同的地方采取不同的方法。关于“土地共享”（指野生物种与驯化物种共存）和“土地节约”（指尽量提高土地生产率，节约出的土地留给野生物种）的争论还在继续。在全球范围内进行非此即彼的选择是于事无补的，生态系统太过复杂，其问题不是两分法就能解决的。这个问题一开始就应该聚焦当地，仔细研究每一处地方的动植物，研究面临的机遇和可能承受的压力。

从经济角度讲，保护野生环境和野生物种也是必要的，农业的未来依赖于此。家养物种的野生祖先身上存在着多样化的基因，而每一次驯化的过程都包含从它们身上提取的基因样本。驯化物种的DNA经常能显示出明显的“瓶颈效应”，它们有时是与最初的驯化有关，但也与过去几个世纪以来选择性繁育的聚焦方向有关。正是这些“瓶颈效应”创造出了我们今天种植和养殖的各个品种。绿色革命关注的范围更为狭窄，只集中于一些更为多产的栽培品种，这就引起了多样性的又一次收缩。因此，一个看似漂亮的解决方案，实则给我们整个食物生产系统都构成了严重威胁。任何生态系统或物种对未来的适应性都在于其所包含的多样性和可变性。这一点，我们看一下物种的历史和地球上的生命体就会明白。如果我们过分地限制物种，就会严重限制其适应未来变化（指适应不同的病菌和自然环境的变化）的潜力。爱尔兰土豆大饥荒就是这种破坏性的有力证明。家养物种的野生同类就是基因和表型多样性的巨大仓库。理解进化的过程、探寻驯化物种的野生同类，不仅仅具有历史和理论意义。这些知识和野生物种既对现代育种计划很重要，也对驯化物种的未来很重要。即使是出于非常自私的原因，我们也需要继续进入这一野生基因库。对野生有利的事，也对人类有利。我们是在进行同一场游戏：进化和生存。我们的命运与其他物种的命运连接在了一起，不可分割。

在基因层面上，人工驯化物种的存在会威胁到野生物种。人工驯化物种和野生物种、人为环境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差异已经越来越模糊了。人工驯化物种的基因已经从园子里逃到了野生环境中去，实际上，这种情况一直都在发生。我们还不能确定，这种基因渗入现象对野生物种意味着什么。自然选择最终会淘汰这些“驯化”基因——实际上有可能已经淘汰了；或者，这些基因可能是有益的，从而得到了保存。最近的研究显示，在野苹果基因组中，存在着许多流行的人工栽培品种的DNA。这对野生苹果的未来进化可能会有重要影响，并且有可能减少了它们对于未来苹果树改良的用处。而且，监管再严，都不能排除DNA会从转基因生物体中逃逸到野生物种中。

驯化物种与其野生同类之间的基因关联提醒我们，人类是处于多么复杂的一个进化关系网络之中。人类驯化的物种并没有“离开大自然”，它们仍然是自然的一部分，人类自身也是如此。我们可能对于地球上其余的部分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但是，我们仍然是一个生物学现象。如果说认识到人类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有什么意义的话，那就是，它会鼓励我们对于自身产生的影响多加思考，对我们影响其他物种的方式多加思考。我们不能与所有这些生命隔离，但是，我们也许可以推动物种间的互动向积极的方向发展。着眼农业的未来不应该是我们保护野生物种的唯一理由。我们理解自身作为一个物种对于生物多样性的威胁。我们要尽量在人类衣食的基本需要和维持其他物种（不仅指驯化物种，还有野生物种）生存的需要之间建立平衡。这是我们在道义上的义务。(www.chuimin.cn)

我们已经成为地球上一股强大的进化力量。我们影响环境，改变气候，与其他物种形成共同进化的关系，推动所偏爱的动植物向全球扩散。在扩散的过程中，经过有人类介入的自然选择，再加上驯化物种与野生物种的杂交，其基因组也被改变了。苹果仍然保留着天山山麓野生果园里的源头记忆，但是，它们的基因构成中，却有了更多的欧洲野苹果的基因。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家猪身上。它们起源于安纳托利亚，但是，在向欧洲扩散过程中，与野猪发生了杂交。最后，它们的线粒体DNA特征都被当地野猪所取代。马在从大草原向外扩散时，也与其野生同类发生了杂交。今天的商品鸡产的蛋是黄色的，这一特征是鸡的祖先在南亚与灰色原鸡杂交时形成的。通过起源、扩散和杂交的进化模式，每种驯化物种身上都形成了一种非常复杂、难以解开的基因结构。不同地方野生物种的基因被引入人工驯化物种中，经常使人们认为，曾经有过多处驯化地点。但是，随着遗传学从仅仅研究线粒体DNA发展到研究整个基因组，随着人们从考古遗物中提取古代的DNA，关于进化的真实图景开始浮出水面。结果证明，瓦维洛夫和达尔文都是对的。瓦维洛夫曾预言，绝大多数驯化物种看起来确实只有一个独立的地理起源。但是，达尔文认为，驯化物种可能有多个祖先，这并不是因为有多个独立的驯化中心，而是因为物种扩散时与其他品种发生了杂交。曾有人宣称，牛还有第二处驯化中心，正是在那里诞生了瘤牛。但是，更可能的情况是，牛只有一个最初的驯化中心，是在近东地区。长久以来，人们也认为犬起源于欧亚大陆两个相距很远的驯化中心。但是，最新的分析显示，犬极可能也是出现于一个单一起源地。然而，猪可能是这一规则的例外。有证据显示，它在欧亚大陆西部和东部各有一处驯化中心。

与10年前相比，我们现在对物种驯化的理解要深刻得多。10年前，我们给驯化物种和野生物种划的界限太过机械和生硬。我们一方面解开了人类盟友的进化史，一方面也阐明了我们自身的进化史。与它们一样，我们也是杂交动物。与马、牛、鸡、苹果、小麦和大米一样，我们走遍了全球，在新的环境里居住下来，并且与“野生”同类杂交。

现在，人类无处不在，我们驯化的物种也与我们一起，成为一个全球现象。很明显，驯化物种进化的成功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我们。但是，其他未被人类驯化（包括播种、嫁接、培育和约束等行为）的物种，其进化的成功则有赖于其生存能力。而它们生存的世界受到了人类及其驯化物种的深刻影响。现在，我们比以往更加需要培植物种的野性。我们再也不能认为，我们可以与自然界的其他部分隔离开来；我们需要学着如何与自然相处。21世纪人类面临的挑战似乎是，学习如何接受与各物种之间的相互关系，与野生物种共同成长，而不是去征服它们。

在我即将完成此书的时候，我的苹果树吐出了新叶。今年我把苹果树修剪得很厉害，一是要让它们多结果，另外还想让它们更悦目。剪树时，我会后退一些，就好像画画时一样，试验着构图的平衡性，然后再走到树跟前，修剪一根树枝。花全都谢了，在原来长花的地方，出现了又小又圆又硬的新苹果。在未来几个月里，它们会不断膨大。夏季的酷热消退之时，苹果就可以吃了。在苹果树下，樱草淡黄色的小花仍在随风摇曳。我在割草时很小心地绕过了它们。孤独的蜜蜂在嗡嗡地叫着。在花园之外的田地里，有些黑色的小公牛把头伸过墙去吃着常春藤。有一只身上有斑点的大啄木鸟在一棵苹果树身上啄着，在树皮里寻找昆虫当作美味佳肴。在这里，野生物种和驯化物种之间，桀骜不驯的物种和听话温驯的物种之间，还是有分界线的。但是，最终，它们都是一体的：都属于一个生物宝库，互相之间交织纠缠在一起。

【注释】

[1]汽车名，现宝马公司Mini品牌的前身，曾风靡英国。

[2]担心人口增长过快会引起饥荒。

驯化和放牧：保护野外自然环境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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