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石器时代的遗产与气候变迁的关系

人类对环境的深刻影响，不仅是地区性的，而且是全球规模的。通常，人们认为，人类所引起的气候变化始于18世纪和19世纪的工业革命。自那时起，我们燃烧的化石燃料越来越多，提高了大气中二氧化碳的含量，使得地球变暖。但是，实际上，人类对全球气候的影响开始得要早得多，自新石器时代就开始了。南极冰芯能够提供古时大气中二氧化碳和甲烷含量的记录。在过去40万年间的绝大部分时间里，这些气体的浓度都在可预测的自然周期里上下浮动。但是，这一浮动模式随后发生了变化。二氧化碳的浮动模式从8000年前开始变化，甲烷则从4000年前开始。这些气体的浓度在本该下降的时候却上升了。这两个时间节点与亚洲西部和东部新石器时代出现的时间吻合，并且也和农业的传播和发展吻合。从游牧到农业的转变对环境产生了巨大影响，因为人们要毁林开荒，二氧化碳就被释放到了大气层里。这有可能延缓了一个冰河时代的来临。如果冰河时代来了的话，冰层就又会覆盖北半球。就在这一段气候的稳定期，人类文明发展壮大起来。但是，人类已经做得太过了。我们不仅是在影响全球气候，而且是在刺激它。并且，我们并不理解这样做的长远后果。如果说，数千名用着石制工具的人就能在无意间引起气候变暖，延缓了冰河时代的到来，那么，现在世界上有70多亿人口，又会造成怎样的破坏呢？

人为原因引起的气候变化不仅对我们，而且对许多其他物种都构成了威胁。但是，一方面，人类面临着一个紧急的任务，必须消减温室气体排放；另一方面，世界上的人还得吃饭。而且，世界人口还在不断增长。新石器时代之前，全球人口最多时也只有几百万。农业的出现使得人口出现激增。据估计，到了1000年前，全球共有3亿人口。到了1800年时，全球人口增长到了10亿。

20世纪时，全球人口从16亿猛增到了60亿。因此，农业生产需要巨大的进步。它也确实取得了巨大的进步，这就是绿色革命。从1965—1985年，平均粮食产量增加了50%多。人口增长率在20世纪60年代达到顶峰，现在正在下降。现在看来，到了21世纪中期，全球人口数量似乎会稳定在约90亿。但是，即使这样，到2050年，我们还要给再多10亿的人口提供食物。这足以引起一场温和的马尔萨斯恐慌^[2]。

我们似乎需要再来一次“绿色革命”，但是，第一次绿色革命实际上根本不是一种可持续的解决方案：生产率提高的代价太大了。就每生产一粒粮食而言，现在的农业比那次农业革命（实际上不足以称为绿色革命）以前耗能更多，更加依赖化石燃料。农业排放占了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约1/3：有在热带毁林开荒的，有家畜放屁排放的甲烷，也有水稻田的微生物产生的甲烷以及土壤施肥后飘起的一氧化二氮。现代农业还有其他问题：种子更加昂贵，更加强调单一作物和经济作物的栽培，贫苦农民的生计因而受到了威胁，等等。大量使用化肥也对人类健康和野生动植物造成了伤害。土地用途的变化，再加上杀虫剂的使用，已经杀害了大量的昆虫种群。有人甚至估计，化肥氮污染的环境和健康成本比它带来的农业收益还要大。但是，同样重要的是，虽然绿色革命促进了农业生产，但却从未解决全球饥饿问题。正是在这一点上，问题变得高度复杂化和政治化了，因为我们已经生产了足够的食物。问题是，这些食物并没有在合适的地方生产，或者价格并不合适。国际粮食贸易给势力强大的大企业带来了利润，但是却并没有把食物送到最需要的地方去。此外，我们还浪费着大量粮食，占了生产量的1/3。同时，在地球上，最穷的人还是买不起所需的有营养的食物。很明显，要实现每个人都有饭吃，我们的全球粮食制度需要进行一次改革。

仅仅依靠提高大型商业化农场的生产率是不大可能解决世界饥饿问题的。这些农场已经生产了大量过剩的粮食。世界上90%的农场都小于2公顷，因此，支持小农场主，提高他们的生产率，对于全球粮食安全是非常关键的。单纯关注产量也可能会引起更多的问题，如能源价格攀升、温室气体排放增加、动植物栖息地和生物多样性的丧失以及水体污染。生态学家辩称，最佳的方法并非是集约化和使用化肥，而是通过可持续的“农业生态”方法。这些方法旨在保持土壤和水的质量，支持而不是毒害传粉媒质。在我们和蜜蜂之间，是我们更需要蜜蜂，而不是蜜蜂更需要我们。

转基因技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帮助解决饥饿问题。此前我们以黄金大米为例，讲过怎样使一种主食能够为人们提供所急需的维生素。现在，我们已经有技术制造出这样一些农业作物，它们既更善于产生营养物质，又能天然地抗病耐旱。很快，我们就能繁育出抗流感的鸡和猪。这一前景似乎很有吸引力，能使我们更接近于实现全球粮食安全。但是，这种技术仍备受争议。

把器官从一个生物体移植到另一个生物体上（包括人体器官移植）总是会引起人们的惊恐。过去，甚至连果树嫁接都会遇到一些伦理上的反对声浪。公元前3世纪的犹太法典《塔木德》中，就制定了圣经律法，明确禁止将一种树与另一种树嫁接：“苹果与野梨、桃和扁桃、红枣和滨枣虽然相似，但是也要禁止嫁接它们。”将两种不同的动物杂交也是被禁止的。似乎从很早的时候起，人们就对跨越物种界限有担忧，有一些人甚至对同一物种内部的嫁接都会谴责。16世纪的植物学家让·鲁尔把嫁接称为“插入式的乱伦行为”。绰号“苹果佬”的约翰·查普曼也对这种行为大加抨击。19世纪早期，正是他用独木舟把成船的苹果种子运到北美边境地带，建立苹果树苗圃。他曾被引述说：“他们能通过那种方式改良苹果，但是那只是人的一个小花招，那样将树切断是很邪恶的。正确的方法是选择良种，将其种植在肥沃的土地里。只有上帝能够改良苹果。”

人们很容易掉入这样一个陷阱，即把物种看成单一而且不变的。在人短暂的一生中看不到一个物种变成另一个物种，这一事实更强化了上述观念。但是，物种当然不是不变的。这就是进化的经验，从化石、生物体结构及其DNA中都可以看出。而且，事实上还有这样的例子，即在人的一生中（甚至更快），我们确实能够看到物种的变化。细菌繁殖进化得非常快。细菌抗生素耐药性的出现和传播就是一种进化意义上的变化，这种变化速度很快、很新，而且很令人类苦恼。但是，我们还是有可能看到动物身上“实时”的进化变化，特别是当环境发生巨大变化时，另外就是经过选择性繁育之后。贝尔耶夫在银狐身上所做的实验就显示，这些变化发生的速度有多快。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侧重描述驯化过程中的多样性和变化，正是因为他知道，这正是物种易变性的证据，而对这一证据，每个人都很熟悉。一旦论述了这一点，展开了有关人工选择后果的证据，接下来，他就可以描述无心的自然过程是如何产生类似结果的：自然选择是如何发挥作用，创造出地球上多样的生命体。

物种是在不停变化中的。即使没有新奇的基因突变，一个种群中某些类型基因出现的频率也会随着时间推移而变化：通过基因漂移和自然选择，或从其他物种中引入基因。导致基因发生这种变动的，正是物种成员与其环境之间的互动，有一些变体与其环境之间的互动更显良性。虽然基因突变不是物种出现新奇特点的唯一原因，但是，一旦发生，就能给基因组合中引入新的可能性。在有性生殖中，随着配子的产生，DNA就会被重组；此外，当母体和父体的染色体在受精卵中相遇，就会创造出新的基因。因此，有性繁殖是从现有基因材料中制造出新的变化来。环境变化也会带来新的不同的压力。这种环境不仅仅是物理意义上的，而且是生物学意义上的，它包括了某一生物体接触的所有其他物种。

多个世纪以来，我们通过改变驯化物种的生物环境和物理环境，影响了它们的进化。我们把它们带到了全球。我们对它们交配的伙伴也能进行管理。我们还保护它们不被其他动物吃掉，同时又保证它们有足够的食物。我们深刻地影响了它们的DNA。但是，此前我们所做的一切（辐射育种除外）都是间接地改变基因组。而基因编辑技术使我们可以直接改良基因。(www.chuimin.cn)

正如新近人们所发现的，许多物种，包括我们自己和我们驯化的盟友，都显示出杂交的特性。这是一项实实在在的发现。甚至连遗传学家都很惊讶，“物种界限”原来是如此易于穿透。这当然会给我们提供一个不同的思考视角，从伦理角度去看待将基因从一个物种转移到另一个物种之上的现象。

绿色运动的态度似乎有了一点转变：他们不再全面排斥转基因技术，而是趋向于把这种技术视作一种有效的、对环境敏感的工具。托尼·朱尼珀是一位保护生物学家，同时也是《地球之友》的前任主编。2017年3月，他在BBC四台的《今日》节目中发言时，就转基因表达了一种谨慎乐观的态度，说起利用基因编辑技术的潜力去“加快选择繁育的进程”，将有用的等位基因在一个物种中传播开来。他评论道：“你可以从人工栽培植物的野生同类中提取基因，再更为有效地应用到农作物品种中……帮助解决各种问题，如气候变化的影响、土体损伤和水短缺。”现在，有人甚至都开始谈论“转基因有机体了”。如果转基因技术能够成为新的、真正意义上的绿色革命的一部分，它确实就实现了命运大翻转。

但是，从伦理上考虑转基因现象不仅仅局限于其可能带来的生物学问题，还有一个谁来承担这项工作以及谁来获利的问题。还有人们对食物主权的担忧，担心有人会将新技术强加给不想要或不需要的人群。另一方面，抗虫害的转基因茄子和添加了维生素的黄金大米又可能让我们能够支持那些贫穷的小农场主。阻止人们利用这些机会，特别是在根本不了解农民及其群体想法的情况下这样做，最终只能维持现状，结果只有北半球的富国从这些新的技术进步中获益。还有一种方法，显得要更为公平一些。它支持最贫穷的农民自己做出知情的选择，因而显得不那么具有包办的色彩。

罗斯林研究所的遗传学家在鸡身上进行了基因编辑研究。他们并没有去劝说人们接受这一技术，而是想让人们了解更多情况，然后自行决定。对于转基因技术，他们的态度至少不是狂热或者自以为是的。我认为，与私人企业所做的工作相比，对于在大学里研究和发展的科技而言，人们的这种态度至关重要。因为，绝大多数大学里的科学家研究的目的是因为他们相信，这种研究对人类有益。他们一般都具有非常强的自我批评精神，为人谦逊。即使资助者怂恿时，这些科学家也不愿夸大其词。我确信，对于我们高等教育机构里的那些更具商业头脑、只想着利润的管理人员来说，这确实会令他们备感受挫。但是，这（指这些科学家的做法）绝对是必要的。使用公共经费的科学家不应该追逐利润最大化。相反，他们应该能够自由地追随自己的好奇心，为了大众利益而探索各种可能性。

我遇到过的遗传学家中，没有一人把转基因技术说成是万能药，但是，他们认为，这种技术在实际中可能会有一些用处，并且，他们还急于与发展中国家的农民合作，探寻转基因技术的用途。罗斯林研究所的迈克·麦克格鲁为自己在非洲的一个项目而激动万分。这一项目由盖茨基金会资助，主要是为了改良恶劣环境下鸡群的品质。他坚信，有关这项技术的工作需要抓紧，并且还要与当地人进行有效沟通。他还提及了参与的另一个项目——努力在非洲繁育出一种能抗锥体虫病（一种寄生虫病）的奶牛，其手段是将另一个物种的基因引入到奶牛体内。“你必须提前把你的计划告知当地人，并询问他们能否接受……我们不能将自己的价值观强加给其他人。”

也许，这一新技术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食物主权问题。农业不仅与食物生产有关，还与权力和利润有关，而权力和利润又都集中在北方富国手里。有这样一种危险：新的转基因品种不管有多么高效、强大，抗病性有多强，结果也可能只是固化了全球食物系统中原有的不平等，使得小农场主又一次被剥夺了选择的权利。在很大程度上，像“抗农达”大豆这样的第一代转基因农作物都与穷国没什么关系。但是，如果管理不善，第二代转基因农作物就会剥夺全世界贫穷农民的权力和决策权。

就传统而言，或者说，至少按照过去几百年的传统，农民都被当作农业知识的终端用户，而不是这种知识的创造者。这与新石器时代开始时的情形大不相同，而且实际上还与田间地头（比如龙胜的水稻梯田以及英国的果园和草场）的现实情况极不相符。农民总是在实景实验室里创新并测试各种可能性；他们比任何其他人都更了解自己的土地。从一开始就有农民参与的研究项目都会有丰厚的回报；相应地，农民也更愿意接受由自己协助开发的创新技术。农业技术发展领域的专家认为，整个制度都应该被颠覆过来：农业技术项目应该是从基层农村推动，再辅以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的支持；不应该采取现有的自上而下的规则，因为它的重点只在于政策、贸易协定和监管。

这一问题纠缠扭曲，紊乱不清。我们既要找到一些方法，在合适的地方生产足够的食物，又要适应气候变化，并且尽可能不使其继续恶化。此外，还要保护生态环境，提高贫穷农民的生活水平。不管解决方案是什么，我们在研究时都得保持多方沟通。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一个集成的整体战略。但是，这一战略应该既从地区层面，又从全球层面仔细权衡得失。如果我们要为自己、为家养动物以及野生物种做出理性决策，那么，我们就要摆脱固有的二分法和教条理论。我们的战略不能简单化地归结为要么发展产业化的集约农业，要么发展对野生物种友好的小规模生产；也不能归结为要么使用化肥，要么发展有机农业；还不能归结为要么发展现有品种，要么创造出新的转基因品种。并且，我们的解决方案也会因地域而不同。

所以，问题经过整理，就成了全球食物生产和食物安全问题。除此之外，就不是问题了。还有太多的人在忍饥挨饿，我们需要尽快找到解决之法。如果这还不算是一个巨大的挑战，那么，地球上其他的生命怎么办呢？还未被我们驯化的其他所有物种又该如何？野外环境又会怎样呢？就地球而言，新石器时代的真正遗产并不是人类怎样生存和发展，而是我们周围的其他物种（指那些尚未被人类驯化的）怎样被这一革命性的变化所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