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石器时代的发展与演变

2023-10-31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与此相同，关于新石器时代的研究也是随着时间推移而变得更加复杂。新石器时代的发展，并不是由人类主观意图推动的一个可预测的线性过程，其出现方式更具随机性。随着人口的增加，新石器时代的到来就不可避免，人类随之也从以狩猎采集为生的游牧生活转向了定居的农耕生活。美索不达米亚“农业摇篮”为欧亚大陆西部新石器时代的农业发展提供了创始农作物。

我们只是凭着事后的认识，还有地理学、考古学、历史学和遗传学等赋予我们的宽广而有深度的视角，才能理解人类进化这一宏大的课题。这一课题的研究，一方面是描绘出几千年里各个大陆上发生的事件及其过程，另一方面是我们祖先的个人经历和日常生活。二者之间有着巨大的鸿沟。然而，（经过努力）我们似乎正在接近这两者之间的交汇点：被烧黑的麦粒、磨制的石镰刀、陶器碎片上的牛奶痕迹、古代野狼的DNA以及古代语言中“苹果”一词的各种读音，每一样东西都给我们提供了令人惊讶的细节。

我们在论述物种起源时，会随着新证据的出现而添加有关内容，使得论述变得更为复杂。与此相同，关于新石器时代的研究也是随着时间推移而变得更加复杂。新石器时代的发展（指物种之间新的联盟关系以及与之相伴的新技术），并不是由人类主观意图推动的一个可预测的线性过程，其出现方式更具随机性。随着人口的增加，新石器时代的到来就不可避免，人类随之也从以狩猎采集为生的游牧生活转向了定居的农耕生活。但是，在世界各地，这一转变的路径各不相同，因为外部因素有着巨大的影响。随着冰河时代趋向结束，世界各地的农业都各自发展了起来。在各地，农业的出现都是断断续续的。之后，农业思想、技术和新驯化培植的物种都从其起源地向外传播，给不断增加的人口提供了食物。

亚洲西部和东部的农业几乎同时出现于大约1.1万年前，这肯定不是简单的巧合：虽然相隔数千英里之遥，但人类和草场都同样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距今1.5万年之后，在全球范围内，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含量增加，这会促进植物生长，就有了成片的野生谷物供人类去采集。随后，在距今1.29万年到1.17万年的新仙女木期，气候又变冷了。猎人们经常会空手而归。地面上容易采集的水果和浆果也变得稀少。以采集为生的人不得不依赖其后备食物资源，包括一些难以采集但是富含能量的草种：西方的燕麦、大麦、黑麦和小麦，东方的高粱、小米和大米。在人工培育植物和农耕出现之前，人类就掌握了某些技术，能使收获效率更高，还能将硬草籽磨成面粉，比如纳图夫人使用镰刀和石臼的技术。到了气候开始转暖时，人们对谷物的这种依赖已经进化成了原始农业。

早期的培育中心有着非常大的影响力。美索不达米亚“农业摇篮”为欧亚大陆西部新石器时代的农业发展提供了创始农作物。在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之间肥沃的土地上，出现了人类最早培育的豌豆、小扁豆、苦苕子、鹰嘴豆、亚麻、大麦、二粒小麦和一粒小麦。在黄河和长江流域出现了小米、大米和黄豆。但是，在许多其他地方，人工培育农作物也起步了。在新仙女木期末，非洲南半部的人向北迁移，开始居住在当时肥沃的绿色撒哈拉地区。这些人以狩猎采集为生，既食用水果、植物块茎和谷物，也吃捕获的动物。他们自1.2万年前就开始使用磨石碾磨食物，在那之后不久，就培育出了当地的高粱和珍珠稷。但是，大约5500年前，季风南移，曾经肥沃的撒哈拉地区变成了沙漠，当地的农业也就消失了。大约9000年前，新几内亚培育出了甘蔗；6000年前，中美洲人把墨西哥玉米培育成了玉米。

我们研究的地方越多，似乎就能发现越多的驯化培育中心。“肥沃新月地带”很引人关注，但是，它也使我们忽视了其他同样重要的新石器时代起源地。瓦维洛夫确认了7处驯化培育中心。贾雷德·戴蒙德推定，在全世界共有9到10处驯化培育中心。更新的研究显示，这类中心有多达24处。物种的驯化培育在不同的地方，发生了许多次。正如瓦维洛夫所言，发生驯化培育的地方，有许多都是山区环境。在这样的环境里，由于物质条件随着高度而变化，所以多样性都比较丰富。但是，任何物种都要与人类的特点契合，再遇到合适的时机，才可能被驯化培育。一方面，人类愿意改变其生活方式，另一方面，物种对人类的干预做出积极的反应；这两者在一起就是最佳组合，能够催生人与其他物种之间重要的结盟关系。在这一过程中，有意识的决策几乎不起任何作用。

“人工选择”这一术语可能暗示的是一种媒介、一种意识，但它并不总是起作用。虽然现代选择性繁育工作都是经过详细计划，通过人工干预进行的有意识的选择，但过去并不总是如此，特别是在人类开始驯化培育（野生物种）之前。在打谷场附近生长的小麦并不是专门播种的，但是，它却成就了最早的麦田。也许，将物种选择分成自然的和人工的，本身就是一种人为的划分。并非只有人类才会影响其他物种的进化。人类自身的生存与其他物种也是相互依赖的。通过仔细研究基因组，我们可能会理解人类认为自己（在驯化培育物种中）所发挥的作用，但是，蜜蜂肯定也会影响花的进化，正如我们影响犬、马、牛、大米、小麦和苹果的进化一样。蜜蜂可能不会知道自己发挥的影响，也不会像人类一样去思考，但它们的作用是客观存在的。我们所称的人工选择是达尔文用以立论的一个术语，实际上它不过是一种有人工介入的自然选择。(www.chuimin.cn)

在许多情况下，驯化培育一开始都是一个“无心插柳”的过程：各个物种互相接触、碰撞，再近距离共同生长，最后，其进化历史交织缠绕在了一起。我们总是习惯于把自己当成主人，把其他物种都当成心甘情愿的仆人甚至是奴隶。但是，我们与动植物形成这种“契约”关系的方式各有不同，而且都很细致微妙，最终在器官上形成一种共生和共同进化的状态。最初，与其他物种形成伙伴关系几乎都不是人类有意识的行为。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描述了3种驯化动物的主要途径——这种驯化并非一个“事件”，而是一个很漫长的进化过程。第一种途径是动物选择人类，从我们身上借取资源。当它们与人类接近时，就开始与我们共同进化了。在人类介入选择过程开始之前很久，这些动物自己就会变得温驯起来。几百年前，各种犬品种的形成就属于这种情况。狗和鸡都是这样成为人类的朋友的。第二种途径是通过捕食。即使这样，人类最初也并没有驯化动物的意图，他们只是把动物作为一种资源。经由这种途径的主要是一些大中型食草动物，如绵羊、山羊和牛。它们最初是作为猎物被捕获，然后被圈养，最后成了人们放牧的家畜。最后一种途径肯定是人类主动选择的，他们从一开始就主动猎捕并驯化动物。通常，人们会认为，这些动物除了肉用，还会有其他用途。马就是一个绝佳的例子，它们最初被驯化是要供人类骑用的。

当农民和育种者开始淘汰一些他们不愿意要的特性，有意选择另一些特性时，就表明他们开始有了主动驯化的意图。即使这样，他们也没长远的目标。达尔文就认识到了这一点。他曾写道：“虽然一些著名的育种家会有明确目标，并且会尝试有系统地进行选择，”而一般育种的人只会关注下一代，“并不期望永久性地改变某个品种。”不管怎样，经过几十几百年，人类的这些选择都会导致某一品种被“无意识地改良”。达尔文认为，即使“野人”和“野蛮人”（对现代读者而言，有时候，达尔文是一个极端“政治不正确”的人）也会通过不怎么有意识的选择行为改良他们的动物。如果他们喜欢一些野兽，遇到饥荒也不会吃掉它们。

被人类成功驯化培育成朋友的物种数量相对很少，这是对人类掌控自然界说的最后一击。自然作家迈克尔·波伦曾经很简洁地说过，许多物种“都选择了不被人类驯化”。一个物种要成功地成为人类的盟友，它必须要具备某些品质。当机会来临时，这些品质会推动它们成为人类驯养的物种。如果狼没有好奇心，如果马不够驯服，如果那种草没有长出不易折断的叶轴，如果中亚的野生苹果长得不是圆鼓鼓的，那么，我们很可能就不会有狗、马、小麦和人工栽培的苹果树。

不管怎样，人类驯化培育其他物种的影响深远，遍及全球。作为新石器的时代核心内容，人类与其他物种互相依赖的概念后来成了一种思想，成了人类文化的一部分。这种思想很有道理，注定会传遍全世界。与某些动植物建立起了特殊关系后，人类到了哪儿，就可以把它们带到哪儿，这就是改变当地的环境以适应它们。最初，虽然人类的这种做法是全凭机缘，但是，却获得了极大的成功。

今天，以狩猎采集为生活方式的人本来就不多，而且还在继续减少。其中，非洲地区就有这样一些小的人类种群，包括纳米比亚的布须曼人和坦桑尼亚的哈扎人。他们居住在半沙漠地带，环境相对恶劣，无法从事农耕。从最初直至现在，他们都抵制着新石器革命，但是他们的生活方式已经受到威胁，很可能在21世纪就会消失。

新石器时代的发展与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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