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本课程开发是一个“革命性”的举措,由于解放后几十年来的“大一统”格局,造成了系列的“定势”观念、思想、行为、习惯,因而一旦推行开来,教育尤其是学校面临系列的挑战。我的理解是,因其体制不顺,当地有关领导机关并不会迅速地、有效地转变职能,积极、主动、有力度地支持学校开发校本课程,甚至很有可能成为校本课程开发的主要障碍。......
2023-11-22
第一种黄金大米问世于1999年,是由瑞士联邦理工学院的英戈·波特里库斯博士和德国弗莱堡大学的彼得·拜耳博士共同领导的研究团队开发出来的。黄金大米登上了2000年《时代》杂志的封面,但是10年之后,农民们仍然无法进行种植。相反,当时最常见的转基因农作物是抗除草剂的大豆,之后还有既抗除草剂又抗虫害的各种玉米,这些都是产业规模的商品化农作物。而明显能够支持穷人的转基因稻谷却发展得非常缓慢。
最初研究黄金大米的遗传学家成功地将两种基因引入到一个大米品种之中,一种是水仙花的基因,另一种是细菌基因。这样,这种大米就能合成自己的β-胡萝卜素。2005年,在进一步的基因工程中,水仙花基因被换成了玉米基因(这项工作是由瑞士农业化工和生物技术巨头先正达公司发起的,它是孟山都的主要竞争者)。这种第二代的黄金大米比上一代能够制造出更多的β-胡萝卜素。
黄金大米的研发者选择将新的基因引入到一种被称为粳稻的大米之中。籼稻是亚洲最为常见的品种。为了将转基因粳稻的“黄金”品质引入到籼稻之中,稻农们采取了常规的育种技术。2004年和2005年,美国进行了田野试验;2008年,在亚洲进行了小规模试验,2013年又进行了大规模试验。印度的农业研究人员还在研究怎样将“黄金”品质引入到印度的主要大米品种之中。但是,到了2016年,农民们还是无法买到黄金大米种子去播种。事实证明,要将实验室中看起来如此有前景的东西转化为农田里的作物,比人们预想的要难得多。其中一个难点是,如果将“黄金”品质引入到其他大米品种,产量就会下降。但是,黄金大米的倡导者还是将进展缓慢的责任归咎于反转基因运动——反转基因运动直接和间接的行动无疑阻碍了这种作物的发展。曾经有国家政府与公共领域的伙伴一起进行转基因作物试验,根本没有私营公司的参与,但还是有反转基因人士(而不是农民)破坏这些试验的作物。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人们对转基因农作物(包括黄金大米)的反感部分是源于对大科学、大企业、农业产业化以及政府未能认识到相关风险并对公民和环境进行保护的担忧。人们所认为的风险包括了食品安全、环境影响和农民失去生产经营自主权。
上述担忧中的第二项风险却是实实在在的。野生物种非常有可能被转基因农作物所“污染”,很难预料这会带来什么样的生态后果。在墨西哥,转基因玉米的基因传到当地原有玉米品种中,这已经引起人们很大的关注。
转基因会传到自然环境当中,我们该怎样处理这一问题呢?答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怎样看待转基因。一种看法是仅仅把它当作传统育种技术的延伸,伴随转基因技术的就是杂交现象,这一现象一直在驯化物种和其野生伙伴之间发生;另一种看法则是把它当作一种全新的现象。转基因的倡导者倾向于第一种看法,把人们对于基因在不同物种之间转移的担忧轻描淡写,鼓励人们将转基因技术视为植物育种领域的自然进步。人们指出,这种说法就像是说工业革命时期的纺织厂是之前手工纺织的自然延伸一样。不管怎样,其他创造新作物的高科技方法,比如辐射育种,并没有引起人们(对转基因技术)同样的担忧。
反转基因团体明白,这种技术能够改变游戏规则,并从根本上改变人类与他们饲养种植的动植物以及自然界之间的关系。争论双方观点明确,可能都有道理。转基因技术从根本上改变了游戏规则,或者,在植物育种方面,它至少也使规则发生了重大变化。但是,农业,甚至在其之前的狩猎采集,都会影响到自然界。所以,我们几乎不可能预测转基因这一新的技术发展会有什么样的长期影响。对于新兴技术而言,这总会是一个问题。各国政府为什么都采取预防性原则,在允许种植转基因农作物问题上慎之又慎,这也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第三个引起关注的主要领域也是一个严肃的问题,它使人对转基因在人道主义领域的贡献产生怀疑,并且提出了食物自主权的问题。尽管科学家、政客和媒体人经常将转基因技术鼓吹为“能扶助穷人”,但是,关于这种技术给发展中国家带来实在好处的证据却不够有力。目前种植的绝大多数转基因农作物都是针对富裕国家产业化农场而开发的。研究显示,在较穷的国家,转基因技术带来的主要还是经济红利,但恶果就隐藏在细节之中。一个发展中国家种植某一种转基因农作物并不等于是这个国家的贫穷农民在小农场中种植。以阿根廷为例,那里的绝大多数转基因作物都是种植在大规模产业化农场的经济作物,种植的目的与其说是为了给当地居民提供食物,不如说是为了营利。(www.chuimin.cn)
尽管如此,转基因农作物在一些地方还是获得了立足之地。尽管有真实的和人们臆测的风险,可一旦禁令解除,人们很快就接受了转基因作物,这确实值得一提。2001年,南非将种植转基因白玉米合法化;不到10年,那里种植的全部白玉米中,有超过70%是转基因品种。2002年,印度法律允许农民种植抗虫害的转基因棉花;12年后,印度种植的棉花中有超过90%为转基因品种。2003年,巴西政府将转基因大豆合法化;8年后,该国生产的大豆中,超过80%是转基因的。类似情况还有,菲律宾的黄玉米、布基纳法索的转基因棉花在被合法化后,种植面积都快速扩张。如果新品种的产量问题能够解决,如果转基因作物的经济性强,那么黄金大米的未来还是相当乐观的。但是,还有一个因素使得黄金大米与其他取得成功的转基因作物难以相提并论,并且可能会破坏它的发展潜力。这一因素就是,黄金大米是一种粮食作物。
与粮食作物相比,人们对经济作物(比如作为动物饲料的玉米或用于纺织行业的棉花)风险和利益的认识大不相同。有意思的是,虽然欧洲事实上禁止生产转基因食物,在政府、经销商和消费者等层面都有壁垒,但是有大量的转基因玉米和大豆被用作动物饲料。欧洲近90%的动物饲料都是从美洲进口的转基因产品。转基因食物被要求贴上相应的标签,但是,对于源自食用转基因饲料的动物的食品,却没有任何规定要求贴上标签。
一涉及粮食作物,人们总是有一些毫无根据的担忧,这些担忧似乎能够压倒关于其对农民和经济潜在好处的确凿证据。2002年,印度政府批准可以种植抗虫害转基因棉花,但是2009年,它又禁止种植一种抗虫害的转基因茄子。而这种茄子里的基因特性与转基因棉花中的完全相同,都是引入了一种细菌基因。这种基因能够产生出一种针对害虫幼体的毒素。反对转基因茄子的观点主要是担心这种杀虫蛋白也会对人体有毒。尽管印度和世界各地的科学家都发出了抗议,但印度环境部部长仍然固执己见,封杀了转基因茄子。这一切听起来一团混乱。但是,情况并非总是如此。从一国到另一国,从一种作物到另一种作物,面临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环境都会发生变化。比如,2013年,孟加拉国就将转基因茄子的种植合法化。截至目前,结果看起来值得乐观,(因为这种茄子)杀虫剂使用量减少,但产量却有提高。然而,争议仍在持续。
有研究显示,如果转基因食物能够带来更加明显的好处,消费者的态度是会发生改变的。在新西兰、瑞典、比利时、德国、法国和英国,曾经有一项实验,研究人员在路边水果摊点上摆放了普通水果、有机水果和免喷农药的转基因水果。结果显示,如果价格合理,消费者还是愿意购买转基因水果的。如果转基因水果既能给人们提供一种无农药的选择,而且价格又比有机水果便宜,人们就会乐于购买。
如果结果证明,将转基因农作物(比如转基因茄子或黄金大米)引入我们的农业产业对于生产率、经济发展和人类健康都有显著益处,那么,我们就得仔细权衡利弊了。因为,不管怎样,转基因最终都会传到自然环境中,并且还会带来社会影响。那些整天吵吵闹闹的转基因反对者大都是富裕国家的人,而发展中国家的农民在决定种植转基因农作物时,是会受到这些反对者影响的。所以,那些反对转基因的人应该谨慎思考一下,自己的态度对这些农民会有怎样的影响。正如政治学家罗纳德·赫林和罗伯特·帕尔伯格所言:“只有富国的消费者改变了对转基因生物的态度,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农民才能够种植这些新的粮食作物。富人的味觉会决定穷人的福祉,这在历史上可不是头一遭。”
在疯牛病丑闻之后,孟山都试图把转基因大豆引入欧洲。该公司的努力不仅遭遇失败,还成了反转基因食品阵营的“避雷针”。关于这一点,绿色和平组织的彼得·梅尔切特已经预料到了。近20年后,我们才开始理解转基因农作物的真正影响会是什么。只有时间才能告诉我们,黄金大米会不会被人们接受,进而扎根发展。农民有可能很快就能够种植黄金大米,而这种大米的好处,以低廉的代价有效应对维生素A缺乏症(这也是研发人员的希望所在),也会接受检验。
到那时,我们才能最终知道,(20年的漫长)等待是否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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